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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５月３１日电（记者 李菲）这是新医改启动以来又一个针对儿童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这是第一个专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量身定制的卫生行业扶贫项目； 　　由原卫生部和全国妇联合作实施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启动以来，落实情况如何？贫困地区儿童健康状况是否得到改善？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记者随全国妇联组织的采访团深入山西吕梁山区，近距离感受这项民生工程给山区儿童带来的变化…… 　　扎扎实实的措施像暖阳为贫困地区儿童送去健康和希望 　　黄土高坡，大山深处。临汾汾西下庄村一户土窑里。 　　２８岁的李国丽细心地将从村卫生所领回来的营养包放入８个月大儿子宋翔宇的午饭里。在３个月前的体检中，小翔宇被检查出中度贫血，营养不良。看到化验单，李国丽起了急。在随后村“妇女之家”组织的活动中，李国丽了解到国家正在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刚拿到营养包的时候，心里也有顾虑。娃儿太小，怕吃了有问题。”但凭着对“妇女之家”的信任。李国丽开始逐步给小翔宇添加营养包。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孩子身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睡眠好了，哭闹少了，身体壮了……这让李国丽打心眼儿里高兴。 　　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营养不良和贫血一直是影响儿童健康的突出问题。经充分调研和论证，原卫生部与全国妇联决定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涉及山西陕西吕梁山区、湖北湖南重庆贵州武陵山区、贵州乌蒙山区、云南滇西边境山区、云南藏区、青海六盘山区，以及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共１０个省（区、市）８个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１００个县，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１亿元，为那里的６月－２４月龄婴幼儿免费提供营养包，从而达到预防婴幼儿营养不良和贫血，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的目标。 　　“专库保存，专人管理，专业人员指导服用”，确保“项目”对象保质保量食用 　　李国丽家所在的汾西县位于山西省南部，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也是山西省１３个项目试点县之一，这里的婴幼儿营养不良率远高出城市儿童亚健康平均值。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困难也要确保项目落实到位。由县财政局拨付的１０万元工作经费让项目快速地开展起来。”汾西县副县长孙智英告诉记者，接到项目启动通知后，县里立即召开县乡村三级妇联主任和妇幼保健工作者２３０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介绍了实施方案、进行了业务培训、发放了宣传资料和工作手册，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严格把握政策，广泛宣传发动，分级进行培训，做到快速启动、规范发放。 　　“专库保存，专人管理，专业人员指导服用。”孙智英说，在项目实施之初，严格规定营养包的管理制度和发放流程，要求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营养包发放流程运作，包括审核户口本，登记建档，严把儿童的农村身份；签订家长知情同意书；对儿童进行免费体检，筛选出重点食用对象；由家长凭领取通知在村级卫生室领取３０天的营养包；带空袋到村级卫生室换取下次营养包等。 　　“针对外出打工的对象，适当放宽了一次性领取的数量。”孙智英说，只要个人提出申请，经村妇联主任和乡村医生签字同意后，家长就可以一次性领取９０天的食用量，确保幼童的服用。 　　政策落到实处，真情暖在心间。 　　截至目前，汾西县已完成第一次信息收集与上报，首次应发１６６９人，实发１５０３人，发放率达９０．０５％。 　　以“妇女之家”为载体，传播科学健康育儿理念，解除家长后顾之忧 　　“山里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大人只知道给孩子吃饱却不知道吃好，幼儿往往吃的和大人一样，久而久之，山区里的孩子多数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乡村医生闫文英说，营养包项目对正在发育的幼童来说就是“及时雨”。 　　“但营养包主要原料中含大豆粉，味道偏重，儿童一时难以适应。项目实施初期，好多人对营养包的效用心存顾虑。”闫文英说，在这期间妇联组织发挥了作用，往往是妇女主任的“贴心话”，消除了妈妈们的顾虑。 　　在汾西县，县乡村三级妇联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以“妇女之家”为载体，向群众传播科学健康育儿理念； 　　在吕梁市，兴县蔚汾镇妇联干部常常利用下班时间走村入户，向婴幼儿家长和看护人宣传早期家庭教育知识； 　　在岚县，许多村妇代会主任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讲解，督促目标儿童家长和看护人认真服用营养包； 　　…… 　　一对一、手把手，传知识、解难题。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４月，山西省卫生厅和省妇联组织专家技术指导组对项目进行监督指导，调研结果显示，项目开展以来，科学喂养知识在试点地区得到普及，家长育儿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儿童贫血症状有所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完）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6/01/c_124795180.htm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９日电（记者杨维汉）最高人民法院２９日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今后将指导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 　　这位负责人介绍，受经济社会转型、家长和相关机构监护防范意识不高、管理预防措施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前中国儿童被体罚虐待致伤致残、遭受性侵害的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监督指导职能，根据犯罪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研究制定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打击犯罪的法律适用依据；指导各级法院在刑事司法工作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原则，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始终保持严惩重判高压态势，有力震慑了犯罪。 　　这位负责人表示，人民法院将深入调研实践中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突出、复杂、疑难问题，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贯彻打击、预防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加强与教育行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组织的协作配合，实现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衔接；推动更多社会机构、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事业。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5/30/c_124785219.htm

      广东省妇联、省家庭教育研究会昨日发布《广东省流动儿童家庭状况与家庭教育需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留守经历会对流动儿童造成负面影响。据了解，广东有434万流动儿童，居全国首位。     报告显示，经过抽样调查发现，流动儿童家庭生活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流动儿童中家庭人均月收入75%未达到广东省平均工资水平，但都超过了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家庭住房以租房为主（66%），自己购房仅为12%，核心家庭居住占半数，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     报告指出，广东省流动儿童家庭关系基本较和睦，离婚或分居仅占2.9%，父母的婚姻状况绝大多数为正常情况，存在婚姻问题的流动儿童父母的比例很少。但是，父母工作忙且自身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教育质量不高。儿童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不是很长，有效沟通时间较短，沟通内容较单一，父母带孩子出去玩或辅导作业的情况相对较少。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60%为初中及以下，并且大多就职于制造业、服务业、自由职业及个体商户等行业。     报告还指出，省外来源的流动儿童相对于省内来源的流动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同伴交往问题和日常生活困难。留守经历会对流动儿童造成负面影响。5岁前半年以上的留守经历会造成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建立不良，从而造成儿童对母亲和父亲的疏远，并且会影响流动儿童在人际交往中的安全感体验，使其人际安全感降低；5岁以前半年以上的留守经历还会使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影响的因子变多，从而使得其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困难体验。     据介绍，流动儿童的突出问题还包括：生活不够稳定、流动性大。受现行条件限制，流动儿童在城市所得到的权利和福利保障与户籍儿童相比仍有差距，造成流动儿童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交往比较困难，团体归属感较差，缺乏社会责任感。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应消除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排斥，加强户籍人口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户籍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互动交往，推动流动儿童融入广东。 来源：南方日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5/28/c_124773961.htm

　▲马山县林圩镇甘豆村小学得到希望厨房援助，志愿者和小学生一起吃午餐，并给学生上了一堂营养健康课（资料图片）。     5月20日，中国学生营养日之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中国青基会）等单位发布了“卡夫希望厨房”项目评估报告。报告称通过为农村学校配备标准化的厨房设备，有效改善了农村学生膳食质量、食物供应结构和卫生条件。     尽管“希望厨房”仍在各地发挥着作用，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坦言项目正在缩水，这缘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导致的需求减少。     和希望厨房一样，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众多公益项目正面临着转型甚至取消。     公益项目“从硬到软”     一旦产品标准被别人跟进，政府大规模覆盖后，就必须让产品升级。“希望厨房”已由单纯的硬件资助升级为“三个一”的“软硬结合”。     2009年，中国青基会推出了“希望厨房”公益项目，通过为农村贫困地区学校配备现代化厨房设备，解决学生就餐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在全国21个省份建立了918个厨房，受益学生超过45万人。     涂猛透露，今年，青基会除了在需要的地方建厨房外，还要在有条件的学校建菜园子和养猪，自给自足。     此外，“希望厨房”项目还打算引进日本的“食育”，日本的小学校每天中午快吃饭时，各个班抓阄儿，谁抓着了谁去帮忙，去擦地板、餐桌，把同学们的饭盆摆好，给每个同学分牛奶等等，这里面有很多教育点，涂猛说。     对此，涂猛表示，一旦产品标准被别人跟进，政府大规模覆盖后，就必须让产品升级。“希望厨房”已由单纯的硬件资助升级为“三个一”的“软硬结合”。     面临产品升级的还有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北京青基会）的“学子阳光”项目。     1999年，北京青基会设立了“学子阳光”项目，通过筹集善款，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的部分学习费用，截至2012年，受助学生达11320人。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北京青基会发现大学生面临的不仅是求学问题，还有走向社会、交往、职业规划的问题。     2011年，北京青基会成立了“阳光之家”，为受助学生搭建了一个走向社会、开阔眼界、提高能力的平台。既有老师讲课，又让他们参与公益活动，还在社会上招募成功人士作为成长向导，为他们做学习职业规划指导等。     政策出台致 项目缩水或消失     公益项目的调整有三个原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资助人需求变化的影响；受公众对项目参与关注热点不同的影响。相比于其他两个影响，来自国家政策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     北京青基会副秘书长亚纪英表示，公益项目的调整有三个原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资助人需求变化的影响；受公众对项目参与关注热点不同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两个影响，来自国家政策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     200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除了每年每人2000元的资金资助外，项目还成立了注重能力培养的自强社，帮助特困大学生拓宽视野、提升就业能力。截至2012年底，项目累计筹款2.69亿元，超10万学子受益。     项目在国家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力度不足之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完善了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政策。     在教育部的推动下，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了奖、助学金的资助，想要贷款的学生多数都能得到贷款，以完成学业。     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参与人数和捐款额的下降。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坦言，这让扶贫基金会将重点转向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方面。大家对于大学生的能力培养依然认可，很多企业还是愿意做下去。     除了教育项目，扶贫基金会的孤儿项目也遭遇“重创”。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众开始关注地震孤儿。当时国家在孤儿救助方面涉及不多，扶贫基金会为此设立了孤儿救助项目，以解决孤儿生活费用、心理关爱等问题。     该项目捐赠标准是每人每年1500元，发放到孩子手中一个月不到200元，这笔钱在当时给孤儿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但随后，为保障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和成长发育需要，2009年2月19日，民政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制定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提出全国统一的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相比之下，我们的钱就太少了，帮助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陈红涛坦言，尽管孤儿救助领域还有可操作的空间，但这些并不是扶贫基金会所擅长的。     经过研究讨论，扶贫基金会于2012年底停止了孤儿救助项目。     “如果有人还想资助孤儿，我们会向他们推荐其它相关项目，比如可以资助高中生孤儿和大学生孤儿。”陈红涛说。 目标人群受益“转型”也快乐     尽管有的项目缩水甚至停止，但能够通过政策，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基金会和公益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快乐的转型”。     随着政府政策的完善和财政支持扩大，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责，正逐步回归政府。     安利基金会理事长余放表示，尽管有的项目缩水甚至停止，但能够通过政策，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基金会和公益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快乐的转型”。     去年年底，政府开始推进农村学校厨房建设，教育部有关人士称，政府按3年300个亿的专项计划安排落实,争取到2013年实现所有的农村学校都有一个食堂的目标。     不过这个政策目前看并未让相关的公益项目产生压力。     在2013年，卡夫食品中国决定继续在国家政策未覆盖地区增建50所希望厨房和10个美味菜园，而安利基金会也宣布再建1000所厨房。     余放坦言，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孩子们的成长机会只有一次，不能让孩子们继续等待；二是随着国家营养改善政策的完善，希望能更多地覆盖贫困地区，让各县在推进营养改善计划时，有一些参考模板，以降低执行和管理的难度。     安利“春苗营养厨房”所做的是通过建设厨房、培训厨房管理员，优化厨房的监督和管理，带动社会投入，最终形成一个解决贫困地区学校供餐体系的“春苗模式”。     “如果这一模式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采纳，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么我们就会转向其他领域，寻找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新的探索。这种政策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致力于推动的。”余放说。     涂猛也表示，尽管政策影响了一部分捐赠，但有的产品是有生命周期的，不是政策调整就完全没有需求。“中国太大，拾遗补缺的空间也有，我们需要自己产品的结构和功能丰富一些，不要在硬件上跟政府的政策‘硬碰硬’，要软硬结合。”     未来趋于精细化和差异化发展     国家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公益组织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做得更精细化。     面对政府政策的逐步完善，公益项目是否都应该做根本性的调整，公益组织该如何应对呢？     余放认为，成熟的公益项目都有自身的价值，即使受到政策影响，也不应该马上放弃或退出。     他分析，要继续填补和完善该领域的空白。对于一个开展多年的成熟项目，这些公益组织对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往往是最了解的，国家覆盖的领域可以退出，但是相关领域未必是主管部门一时可以发现或者政策一时可以覆盖的。     亚纪英表示，国家的政策和基金会的服务目标是一致的。只要资助的目标群体得到实惠，目标就实现了。或许因此某些项目就不存在了，社会组织的补充职能弱化了，那么基金会就要在其他方面寻找发挥点。“国家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公益组织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做得更精细化。”     余放也认为，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大块的空白会越来越少，而公益细分领域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基金会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自身对于社会需求的把握能力。“一次退出，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进步，而准确定位新的领域，继续让一个项目成熟和完善起来，则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力和方向。”     涂猛坦言，政府和民间也是一种竞争关系，用博弈论来讲是一种“竞合关系”，即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面对这种竞争的公益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差异化和创新，根据特定的瞄准对象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结构和功能，更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对政府进行引导、跟进。政府一进来，产品就要提升，要保持领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基金会不仅要预测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还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提高自身能力，做到更有创新，更有效率。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5/27/c_124768126_2.htm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３日电（记者李代祥、郑玮娜）公益慈善问题从未淡出公众视线。在媒体报道江苏某地政府多年来下达政府文件“强捐”后，江苏红十字会副会长近日表示，政府的举动“一点不过分”。哗然的舆论和种种社会质疑，汇聚成一个共同追问：强捐逼得出慈善爱心吗？ 　　“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四条的规定，也是基本社会共识。但强捐这样的怪事，近年来偏偏不断发生。仅在盐城市阜宁县当地近年来就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为当地红会捐款，还明确规定捐款数额从数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捐款直接从工资系统代扣。如此强硬的手段，难免引起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感。 　　必须看到，政府扶贫是一种责任，社会帮困是一种善心。责任不能转嫁，善心不容挟持。应该由政府完成的，不应摊派给个人。不管当地干部职工是否吃财政饭，都不能成为承担政府责任的理由。以行政手段命令职工捐款，明显超出政府的职权范围，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耐人寻味的是，江苏红会领导在公开场合力挺地方政府的强捐举动，似要明确地展示相关政府和红会非同一般的关系，但让公众强烈感觉到的却是：红会的管理思维和慈善理念与社会公众的理解距离何其之大，这样的言论难以赢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公众对慈善事业从不缺乏热忱，帮贫扶困的善心也从不会消失。重要的是相关方面如何用心培植良好环境来促其健康生长，任何滥用公众善心和拔苗助长的行为，都是对慈善事业土壤的破坏。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考清华→努力学习→找工作→挣钱→娶媳妇→生娃→考清华，梦神总结的清华男的一生”。这个与放牛娃相似的命运循环，正在不断上演。只是这一次的选择，不再是因为目光狭隘，而是社会价值观的单一。 　　社会越来越多元，而且处于时刻变化之中，今天你还喝着茶敲着键盘发yahoo邮件，第二天醒来就发现它要停运了。但是对梦想与成功的追求，却是人们生活不变的主题，并且全社会对成功有统一、清晰的认定，不升官发财，就扬名立万，这样才叫成功。在这样的期待下，无论个人喜好与自身特点，每个人都背上了十字架，在这条路上挤来挤去。而全社会这样同质化的目标、单一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只有PK胜利的人才能够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必然有一部分人的中国梦会破碎。就像一个人被迫拿起剑与他人决斗，无论他是文人还是骑士，无论他的追求在不在剑术的高下，他不得不挥舞胳膊，因为只有冒死一搏才有生存的希望。而在我看来，这种PK是可以避免并且应该避免的，只有价值观更为多元、开放，人们才会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且，除了罗马，别的地方也有好风景。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提到，“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或许应该做个补充，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认为的幸福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开放的价值观引导下，美国梦才如此令人神往。放到中国梦的语境下就是，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更应该有决定做什么梦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束缚。 　　小时候，我们的梦想很单纯，想当老师、警察、明星、画家、科学家，甚至清洁工；长大之后，我们不会将一份些卑微、低薪、不稳定的、没有保障的职业当梦想。每个人都被社会对成功的单一认知，捆绑到追求光鲜亮丽的道路上。当北大的毕业生开店卖猪肉，只有当了千万富翁才能够得到大众的支持和认可，才能“不觉得快乐，也不觉得不快乐”；当人们只关注银行里的存款、微博的粉丝数量，而不关心个人心灵的充实或虚空时，或许只有努力“考清华→努力学习→找工作→挣钱→娶媳妇→生娃→考清华”，才是最稳妥的生存方式。因为这毕竟是社会普遍定义、认可的成功。但是“清华”，这成功的园地，永远只能对少数人开放，于是，便有大量的梦想不得不像肥皂泡似地破灭了。 　　当我们不再追求单一价值观下的成功，当我们能够有追求自己的梦想的自由，当我们不再为了找个好工作非得上名牌大学，当我们不再需要为了到达更高的社会位置而放弃自己的爱好，当我们看到清洁员或其他卑微的工作不再觉得嫌弃，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看待的时候，当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社会位置，都能平等、公开地竞争，我们的中国梦才有最广泛、最大实现的可能。（容杏）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5/22/c_124746082.htm

▲2013年4月21日，来自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的救灾物资运抵芦山县。     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各级红十字会共获得138亿元捐赠款物，当年全国公募基金会合募款物为38.64亿元，红会捐款是后者的3.57倍。五年后的芦山地震，红十字会系统截至目前获捐款物9.02亿元，而基金会则为13.8亿元，比例已下降到不足后者七成。     在芦山地震中，一些公信力较好的基金会呈强势发展，打破了政府、红会和慈善会三大获捐平台垄断的局面。公众成为推动此次变革的力量。中国公益捐赠资源，正面临着洗牌和重构格局的变化。     红十字会     获捐款物降至基金会七成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在其中，但对于此次震后9亿余元的捐款，公众捐款的人次和金额具体有多少，红会宣传处处长陶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尚未进行统计。     不过，在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这次红会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反应快，而且与汶川地震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专业的供水队伍、公共卫生队伍，这是其他慈善组织不可比的。     邓国胜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会正在与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并准备打破以往红会募集资金几乎都通过红会系统实施的形式，“这次准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截至5月19日10点，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显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在芦山地震后接受社会捐赠款物合计90225.81万元，其中，捐物26030.47万元。根据其网站上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发展概况资料显示，这个系统里应该包括有全国由省至县里的3000余个红十字会。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的数据显示，2008年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总计有21.1%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系统，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会。     虽处于社会质疑的风口浪尖，但芦山地震后，红会系统仍获得了9亿余元款物捐赠，仅占其他基金会13.8亿捐款的七成，而五年前汶川地震时，红会捐款是后者的3.57倍。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称：“红会获捐量与汶川相比有所减少，但仍会获得相应的支持，比如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仍然会捐款给红会。”     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芦山地震捐赠名录保持着每日更新的速度，许多来自普通公众小至一元钱的捐款也     慈善总会     缺少政府支持遭遇募款难     邓国胜评价，中华慈善总会表现低调可能是因为其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与红会一样，作为两大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之一，以往每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慈善会均会成为受政府指定的接受捐款平台之一。汶川地震后，中华慈善总会接受捐款10.76亿元，占整个捐款总量的1.63%，是当时全国公募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芦山地震后，据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其捐款量降至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二十分之一。     截至2013年5月15日15点，中华慈善总会共收到捐款6069.28万元，物资700万元，共计6769.28万元。但对于公众捐款所占比例，中华慈善总会与红会一样，均尚未进行统计。     邓国胜评价其在芦山地震后的表现“非常非常低调”，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慈善总会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因此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无论低调的原因何在，作为官办公益机构，“只有去行政化改革，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政社分开，去除行政级别、打破铁饭碗，才能涅槃重生。”邓国胜说。     徐永光认为慈善会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慈善行业最大的问题是慈善会系统，慈善会是以社团之名行基金会之实，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基金会，不能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个不依法行事的机构。”     基金会     捐款量大考验组织能力建设     一些新兴的基金会尽管获得捐赠较多，但组织能力未必跟得上，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将是很大的挑战。     与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捐款比例下降相反，壹基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新力量的崛起，致使以传统老牌基金会为主导的格局发生变化。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约143家基金会（其中81家公募基金会，62家非公募基金会）在芦山地震后筹款13.8亿元左右（不包括基金会捐给基金会的重复性捐款），其中，壹基金获捐量位列第一，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名列前茅。     “这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徐永光表示。     基金会虽然人气高涨，但仍有空间尚待提升。     据基金会中心网分析，此次基金会的全部捐款中，公众捐款比例约占10%，而这其中，又有80%以上来自壹基金的公众捐款，多数基金会公众捐款比例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     “这次基金会的表现总体不错，但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捐赠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基金会，个别基金会虽然获得1亿捐赠，但也只是一家企业的捐赠。可见，中国民间有活力的基金会太少，公众可选择余地不大。”邓国胜分析。     此次获得公众捐款比例较大的基金会，也不乏一些官办基金会的身影。     除了得到公众认可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截至目前获得了7587万元款物捐赠，其中公众捐赠接近10%；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截至5月16日12时共筹得款物4389.07万元，公众捐赠达14.47%。项目扎实、信息透明，是其获得公众认可的共同原因。     “有官方背景的NGO，只要改革了，魅力照样四射，充满活力，但不改革，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这对其它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是非常好的警醒和榜样。”邓国胜说。     邓国胜也坦言，对于受到公众热捧的基金会能否承担起考验，表示“担忧”。     “个别基金会获得的捐赠太多，而组织能力未必能跟得上，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基金会，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的巨资，将是很大的挑战。”     政府主动淡出开放劝募     民政部的公告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     此次芦山地震，在业内人士看来，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来自政府的决心。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统计，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58.1%流向了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而据邓国胜随后的调查估算，这个比例可能在80%以上。     而此次芦山地震，中国政府给了民间公益组织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源空间。     4月21日，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公告在捐赠渠道导向方面规定：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     “民政部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据了解，这次民政部一笔捐款都没有收。”徐永光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也表示：“虽然不排除个别地方民政部门也会收些捐款，但因为公告的发布，估计这部分捐款会很少，政府这次很低调。”     “这次民政部门非常开明，正在逐步放开劝募市场，我个人认为，这次政府获得的捐赠比例肯定远低于汶川地震。”邓国胜预测。     而结合慈善会系统的低调表现，邓国胜的另一个揣测则是与民政部门同一个牌子的慈善会为配合民政部而故意让出劝募空间，“如果是后者，民政部门的公告及慈善会的低调非常值得赞美。”邓国胜说。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5/20/c_124735029.htm

1.基金会中心网建立基金会善款募集、使用统一信息披露平台，方便政府、媒体、公众零成本监督，未来三年将持续跟踪雅安地震善款流向     截止2013年5月19日8点02分，根据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基于互联网数据信息的整理统计，全国共有144家基金会已参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已达13.79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募集2.85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2.48亿元、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募集1亿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募集7587万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募集7056万元。参与雅安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144家基金会共累计支出款物合计3.05亿元人民币。基金会中心网已建立在线专题，详细披露善款募捐和善款流向的数据和信息，并将在未来三年跟踪善款流向并定期发布报告，保证实时在线向公众公开，方便政府监管部门、广大媒体和公众随时查询监督。网址：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newindex.html 2. 参与雅安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144家基金会中，已有62%基金会披露支出善款用途，51%基金会披露善款灾后重建使用方向，和汶川地震灾后成鲜明对比     地震发生后12小时内，基金会中心网同全国参与救灾的基金会建立联系，发布信息披露标准，并同基金会保持热线沟通。截止2013年5月19日8点02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89家基金会已披露了善款用途，主要用于灾民生活必需品的提供以及教育、卫生医疗和基础建设等方面。灾害救援工作已进入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根据本次地震灾区恢复及灾区群众的需求，基金会募集的善款将投入到灾后重建阶段的各类软、硬件建设中。144家基金会中有74家已明确了未来善款的主要使用方向，而如何有效地使用善款也将成为下一阶段各基金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余没有披露善款用途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基金会也将成为未来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     五年前，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救灾捐赠高达760亿，其中基金会募集的资金达13.75亿，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教授团队的调查结果，在一年之后，仅有4.7%的捐赠者非常清楚捐赠资金的流向，而66.7%的公众明确表示不太清楚捐赠资金的流向。为了改变基金会善款流向不透明的现状，国内35家基金会于2010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打造透明健康的公益文化。 3.《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约》即将发布，行业自律迈上新台阶     为贯彻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精神，响应中国慈善联合会《关于动员会员和社会各界救援雅安芦山地震灾区的紧急倡议》，基金会中心网与多家基金会于4月23日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该联盟由参与芦山地震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加入。自律联盟即将发布《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约》，参加自律联盟的基金会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如实回答公众和媒体质询，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在线募捐平台和基金会中心网平台强强联手，善款募集、使用和监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基金会中心网作为专业的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接受微公益平台的委托，联手启动#透明微公益#行动，披露在该平台上发起项目的15家基金会，公示其36个项目的善款使用情况，确保所有善款透明公开，对10万捐款用户负责。根据信息披露专题显示，参与微公益平台筹款的基金会已投入灾区款物合计1.6亿元，主要涉及灾后教育、卫生医疗和基础建设等领域。在今天信息时代，专业的在线募款平台同专业的信息披露平台的合作，为建立更有公信力和可持续的公益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用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增强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对善款流向的监督。 5.募款额达5000万以上的基金会共有6家，其中4家中基透明指数满分     根据统计显示，144家基金会筹集赈灾善款总额共计13.79亿元，而接受善款在5000万元以上的6家基金会在中基透明指数排名均比较高，其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均以129.4分的满分表现并列第一名。在3000家参与中基透明指数排名的基金会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也名列前100名。此6家基金会接受赈灾善款总额达到8.4亿元，占据了144家基金会接受善款总额的60%以上。透明度逐渐成为新时代公益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凤凰网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5/20/2548901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