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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讯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调查将在芦山地震救灾后启动     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抗震救灾，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红会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     此前，王永曾以社监委委员身份，数次建议重查郭美美案，并向公众发布。他坦言，此次芦山地震后，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开展救援的中国红十字会，却不断遭受公众质疑，甚至遭受网民的谩骂，“让大家达成共识，是决定启动(郭美美事件)重新调查程序的一个主要原因”。     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官方先后针对三件公众质疑红会事件开展调查、循环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既包括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也包括“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的事件。     这种陷入质疑、调查和反驳漩涡的日子，从地震后第一天，就不断“重演”。     将邀请公众和质疑网友参与调查     昨天上午，红会社监委官方微博以“委员声音”为题，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案，帮助红会恢复名誉。除王永外，社监委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也表示，社监会应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否则红会的声誉很难恢复。     重查郭美美案，是否真能帮助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声誉和公信力？王永介绍，这次重新调查，社监委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将邀请社会公众，包括那些曾经关注或质疑红十字会的网友代表，参与调查过程，直接与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提出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次调查的结果，会比较好”，王永说。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4/24/24587556_0.shtml

器官捐献流程示意图 制图：张芳曼     新闻背景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主要原因是器官捐献率极低，每百万人捐献率只有0.03。从2010年3月我国开展器官捐献试点以来，目前已有19省、市、区加入试点，实现自愿捐献仅659例。     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遗体、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当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式成立，今年1月初开始开展工作。     器官捐献在各地进展情况如何？公众是否对此详细了解？怎样提高器官捐献率？记者进行了调查。     登记简单信息     成器官捐献者     4月18日，记者拨通天津市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电话，询问器官捐献事宜。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应在当地捐献管理机构登记。“我想问一下在天津捐献器官的流程。”记者继续询问。“登记姓名、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就可以了，然后会发给捐献者一张卡片，表明有捐献意愿。”工作人员回应。     4月10日，记者曾以捐献者身份致电北京市红十字会，对方很快给记者提供了北京市器官捐献中心电话。在记者说明捐献意愿后，中心工作人员建议11月捐献中心网站上线后在线登记。     3月18日，记者曾致电北京市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该站位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院内。其前身是北京市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技术流程课题小组。课题结束后，热线坚持下来。“我们从未做过大规模公开宣传，成功进行器官捐献的概率比较小。”     该站只会记载捐献者的姓名、联系方式、器官捐献意愿等。“问到什么地步主要还是看值班人员问的是不是详细，比如原发病、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等，是否愿意参与器官捐献宣传等。”工作人员介绍说，“医院其实不太愿意长期做这项工作，只是暂时代管。年内北京市红十字会将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到时候会将现有资料全部转过去。”在面对“如果出现意外，怎么知道捐献者有捐献意愿”的疑问时，工作人员回应：“到时候需要家属主动联系工作站。”     同样做过器官捐献意愿登记的王晓林女士坦言：“我选择了全体捐献，也就是所有器官都愿意捐献，遗体也可以捐献给医学院。买墓地还要占用公共资源，器官捐献了可以帮助别人。亲友的思念可以放在心里，未必要体现在遗体完整上。”她的捐献意愿取得了丈夫及家人支持。     然而让王女士担忧的是“因为登记内容很简单，假设我真的遇上意外，估计也很难实现器官捐赠。”     并非不愿捐     而是不了解     围绕器官捐献话题，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对校内5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调查对象对在校内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的行为并不反感，有37人表示愿意参与器官捐献宣传工作。     然而，大多数人知道器官捐献，但对于哪些器官可以捐献，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捐献并不清楚。     在50名被调查者中，知道肝脏、肾脏、眼角膜、心脏可以成为捐献器官的人数超过知道肺脏、小肠、脾脏、盲肠的人数。其中，有13人认为胃是器官移植的对象，而事实上胃并不需要移植。     在“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一问中，有17名受访者明确表示有捐献意愿，高于明确表示不愿捐献的数量（11名）。另外还有12名受访者需要向父母咨询后再做考虑，10名受访者表示需要对相关知识了解后再做决定。受访者董程远这样说道：“我不是不愿意，是介于愿意和不愿意之间。因为并不是很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27名受访者了解正确的捐献途径：联系红十字会或者联系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有36名受访者误认为联系医院也能进行器官捐献，少数调查者认为联系媒体（2人）、医院在捐献者死后会联系家属（5人）或者其他途径（1人）也可以进行。     “相对于其他人群，高校学生受死后全尸、入土为安等观念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加容易接受器官捐献。在社会上进行器官捐献宣传举步维艰时，不妨将器官捐献宣传登记工作的重点放在高校：一方面工作阻力会比社会小得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将器官捐献知识向大众传播。”参与调研的张天麒同学建议。     特殊人群捐献     重在提高意识     王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要真正实现器官捐献并成功移植并不容易。对于器官捐献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分每秒都很关键。心脏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3—4分钟、肝脏是5—8分钟、肾脏是30分钟、骨和眼角膜为24小时。因捐献者意外死亡，器官没有及时妥善处理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认为：从硬件条件来看，比如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若某个捐献者在深山老林等偏僻地点遭遇不测，会有直升机及时赶到，将捐献者运送到附近医院手术。我国一时还难以达到这种硬件水平。另一方面就是意识问题，“我接触过一些长期在ICU病房工作的医生。他们每天都会面对死亡，但是就算是工作过一二十年的医生也不会想到主动去询问、关心这些病危人士有无器官捐献意愿。”高新谱说道。目前在这些医务人员、潜在捐献者的家属中间宣传、教育、培训器官捐献的知识、政策，提高相关意识十分迫切，是提高捐献率比较有效的途径。     高新谱介绍，目前我们在充分借鉴美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正在开发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将会有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三个版本，预计年底前推出。未来还会开通统一电话平台，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报名成为志愿者：在线报名、线下填表与电话报名。     克服国人根深蒂固的“保留全尸”观念，提高公众捐献意愿，是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的重中之重。对此，高新谱提出：一是通过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如微博平台宣传；二是在公共场所张贴公益宣传画等；三是举办器官捐献科普知识展；四是举办大型专题宣传活动；五是在特定人群中开展教育培训活动，如医务人员、潜在捐献者的家属等。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高校校园行活动，在大学生特别是医学院的学生、教师间宣传器官捐献理念。希望大学生能成为宣传员，推动更多人认同、理解、加入器官捐献事业。”高新谱说，器官捐献志愿者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志愿捐献自身器官的人，一个是宣传器官捐献的人，二者承担的角色同样重要。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4/19/24398798_0.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下称《精神卫生法》)将于2013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真能防止“被精神病”吗?作为权威医学专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近日《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     北大六院是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的临床医疗、人才培训与科学研究基地,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精神卫生中心。     误诊不同于“被精神病”     记者:您怎样定义“被精神病”,它和误诊是一回事儿吗?     唐宏宇:我认为“被精神病”的定义是:“精神正常的公民由于制度的缺乏而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纯粹由于医疗水平差导致的误诊,属于临床医学的固有缺陷,因此而造成损害的,应依照《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能够医疗责任来处理,不属于精神卫生法的范畴。     防止“被精神病”在国际精神卫生立法中都不是一个核心宗旨,保护“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才永远是核心宗旨。当然,防止精神正常的公民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是立法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无害则无非自愿     记者:防止“被精神病”,《精神卫生法》有哪些规定?     唐宏宇:法律规定了三个原则和一个机制。即自愿原则、尽可能限制非自愿医疗原则、患者权益最大化原则,以及救济与纠错机制。     《精神卫生法》从“送”、“诊”、“治”、“出”四个关键环节全面体现了自愿原则。如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记者:阻止不必要的非自愿住院治疗、防止把不该住院的收住院,法律有哪些规定?     唐宏宇:为了尽可能限制非自愿医疗,法律为此设置了严格的“无害则无非自愿”的标准以及有关程序。     非自愿医疗包括:非自愿就诊与接受检查、紧急住院观察、非自愿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医疗标准,即须同时满足:1、疑似或者确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危险的。此即“无害则无非自愿”的标准。     紧急住院观察拟定72小时     记者:依据法律规定,对于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医院应该如何处置?     唐宏宇:应当将其留院。当门诊无法确诊时,应实施“紧急住院观察”,其目的是确诊和做出是否需要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结论,而不是治疗。紧急住院观察的国际惯例为72小时,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7天,本法为“及时”。卫生行政部门的配套文件拟规定一般72小时,疑难14天。     与国际相比都是很严格的     记者:非自愿医疗的一个标准是“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危险的”。这个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严还是宽?     唐宏宇:我国采用这样的标准,放在国际上都是很严格的。联合国有关文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都将“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则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纳入非自愿住院的标准,只有美国、埃及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种“纯粹危险性标准”。纯粹危险性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在利于防止“被精神病”的同时,可能导致许多真正需要治疗的患者因暂时没有危险而得不到治疗,最终导致对自身或他人的危害,甚至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出现恶果。     监护人不能随意处分财产     记者:非自愿医疗还涉及监护人的问题。现实中,人们非常担心为了争夺家族财产,将家中亲人送精神病院。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监护人能否随意处分患者的财产?     唐宏宇:不能。《精神卫生法》对监护人的规定,是对我国民法通则的监护人概念的一个突破,也是对我国监护人制度的补充与完善。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本法所称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是指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也就是说,《精神卫生法》的监护人并不是经过法院指定的监护人,因此不具备监护人的全部权利,不能随意处分患者的财产,其主要职责是协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就医和治疗。说穿了,只是在医疗文书上签字并履行相关职责的“监护人”。实际上,《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监护人,具有“医疗保护人”的色彩。     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患者,监护人是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决定人,而且有居家看护管理的职责,因此要承担不同意患者住院而导致的后果。而对于“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法律赋予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实施住院治疗”的权利,这类似英国的“医院管理者”具有决定权的做法。     非自愿医疗不等于强制医疗     记者:非自愿医疗和强制医疗是一回事儿吗?     唐宏宇:非自愿医疗和强制医疗是两回事。前者依照精神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实施﹔后者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实施。当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时,才会被强制医疗。刑法第十八条有“强制医疗”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专设第四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专设第二十三章,都对强制医疗作了规定。     终结“谁送谁接”制度     记者: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能够自己办理出院吗?是不是必须由监护人办理?     唐宏宇:可以自己办理出院。《精神卫生法》有明确规定,如果监护人不接,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患者可以自己办理出院,这体现了“患者权益最大化”的原则,以防止监护人或近亲属不尊重患者的个人自由而长期让患者住院的现象。这一规定解开了以往“谁送谁接”的死结。     不可能杜绝“被精神病”     记者:您认为《精神卫生法》能够杜绝“被精神病”现象吗?     唐宏宇:正如刑法不能杜绝犯罪一样,《精神卫生法》也不可能杜绝“被精神病”。但是这部法律通过规范精神卫生服务来防止正常公民因制度缺失而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的立法思路,完全符合国际精神卫生立法的基本原则,也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当然,其中具体的程序设计也许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持续的完善,以尽量发挥其最大作用。 来源：人民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4/18/24352748_0.shtml

    当发出近600份简历却连一个面试通知都没接到后，裴晓峰的生活陷入了黑暗。面对就业这个对手，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拳击者，挥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对方没有反击、躲避或咆哮，回应他的只有沉默。这种沉默安静得可怕，就像往井里丢入一块石子，没有“叮咚”一声的回响，向下望去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裴晓峰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沈阳人，1986年出生的他，两岁时被发现患有脑瘫。不幸中的万幸，他的智力并未受到影响，身体上的残疾也仅是左手指略有弯曲，呈弯曲状不很协调，走路有点跛脚。尽管学业成绩优异，但在就业时，并不算严重的身体残障还是让这位年轻人面临窘境。 　　常被“围观”学业却一路成功 　　儿时，父母曾经带裴晓峰看过很多医生，脑瘫的结果一度令家人陷入绝望，但坚强的裴晓峰却一直努力让自己和别人一样。小学时，由于跛脚较严重，左手伸不开，常被小朋友嘲笑是“铁拐李”，但他相信刻苦学习能够弥补自己身体上的不足，因此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好在老师、同学都很照顾他，身体残疾也未对学习造成影响，2006年高考，他以高出一本分数线50分的成绩考到武汉理工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又是无机非金属，又是材料工程，应该比较高科技吧，也想到离家较远的地方锻炼一下，不想总窝在父母身边。”裴晓峰揣着懵懂的梦想来到武汉，而此前他对于外地的印象仅限于小学二年级时全家人到北京去天安门看升旗。 　　大学有了更多的时间，从小就没进过“运动圈”的裴晓峰试着参与更多体育活动。一次班级内部组织篮球对抗赛，分组后正好缺一个人，在同学的劝说下，他上场了，但只能傻傻地跟着别人跑，快散场时，同学照顾他，让他摸到一次球，投了一次篮，球没进，他从此再没打过篮球。 　　后来寝室同学拉着他打羽毛球，光练习发球他就花了近一个小时。左手抛出球，右手球拍常常打不到球，于是他只能一直捡自己的球，如果想接对方的球则只能凭“概率”和“运气”。对面的同学笑道：“等你发个球，我都够做完一套题了。”后来，裴晓峰有时间就练球，尽管常被“围观”，一年后他终于可以顺利对打了。 　　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专业的差距却让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里大量的实验需要搅拌水泥，对体能要求较高。比如，把一种溶液滴到另一种溶液中的实验要精确到每一滴，而他的左手还不够灵活到完成实验。再比如，配水泥时需要把材料倒入搅拌机，搅拌后再把水泥倒进模具，等养护10天凝固后，再把几十斤实心的混凝土模具自己动手搬到实验台上。诸如此类的实验，以及毕业后多去混凝土搅拌站、水泥厂等对体力要求较高单位就业的前景让他一度很灰心。 　　也许去设计院画工程图比较适合自己，裴晓峰决定通过跨学校跨专业考研改变命运。从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跨到土木工程意味着要重新学习完全陌生的专业课。 　　仅凭从网上淘来的基础教材自学，2010年，裴晓峰成功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     招聘会上被要求“走两步” 　　研究生毕业前夕，裴晓峰开始像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找工作，四处投放求职简历，奔波于各招聘会现场。他最开始的目标是进设计院，但很多设计院招人时要求本科也是学土木工程的，而他本科学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后来他的择业范围慢慢扩大到工程造价公司、房地产公司、中小设计院等，回复可以面试的有20多家单位。但每次面试，用人单位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后，都以不适合岗位为由拒绝。 　　去年7月，裴晓峰研究生毕业，可工作还没有着落。回到沈阳后，裴晓峰继续求职，为了避免“无效”的面试，他在投递的简历中标注：“本人左上肢稍有不便，但已经独自在外地生活近6年，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本人有信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工作环境，达到工作要求，可以和正常人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 　　在降低了就业期待后，裴晓峰又投出近600份简历，可他再没接到一个面试的电话。看着连本科学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同学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裴晓峰很失落。 　　一次招聘会上，他在展台前递上简历，一位面试官要求他当众“走两步”。招聘会人山人海，嘲讽好奇的目光一时间都聚集在裴晓峰身上。毕竟是一次机会，不能轻易放弃，他按照要求绕着展台走了两圈，留下简历，结果却再没回音。 　　晓峰的父亲也多次找到当地残联等部门，但这些部门提供的多是公益性岗位，月薪基本上1000元左右，要求初中以上学历。“如果从事这种工作，那这么多年的书岂不是白念了？还不如初中毕业就退学干这个活呢！”父亲裴志昆皱着眉头。 　　现在的晓峰经常失眠，黑暗中他常常想：“简历投出去后，一点动静都没有，安静得让我害怕，得有多少正能量才能抵消这种绝望？有点后悔读书上大学，不值得，为家里增加了这么多负担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然而胡思乱想的念头往往是一闪而过，“还是读书好，读书不仅教我知识，还让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让我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尽管求职成功的概率小得近乎买彩票，但裴晓峰还是相信自己会有个“好归宿”。 　　裴晓峰现在的就业期望很现实，不论是与专业对口或与专业相关的单位，还是跟专业不对口的行业，只要能让自己学有所用或者学到一技之长，他都会考虑。 　　“我独立生活很多年，找工作也是面向全国，其实只要女生身体条件能胜任的岗位我也都没问题，一般的胖人也没我跑得快，我只是不想混日子，不想这么多年的书白读。”指着残疾人证上标注的“肢体残疾”一栏，晓峰说。     何时才能摆脱“摇尾乞怜”的窘境 　　裴晓峰的遭遇折射出残疾大学生群体就业普遍面临的困境。辽宁省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辽宁全省毕业的残疾人大学生有百余人。相较于普通大学生，残疾大学生就业之路更加坎坷，尽管有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但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残疾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社会意识的畸形，以及自身必须克服的生理难题，他们在求职时难免陷入窘境。 　　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小邵曾在3家医院实习过，但他在发出了245份求职简历后仍然待业。小邵也是残疾人，儿时发烧引发的脑瘫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印记，左手呈弯曲状，走路一瘸一拐。 　　在求职简历中，邵某没有回避自己的残疾：“我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我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理想的指引下，我考了辽宁中医药大学，在那里继续了我的梦想……” 　　可是，毕业的到来让“梦想”不得不中止。 　　小邵的母亲说：“家里知道他找工作不容易，也曾建议他先找找别的工作，可孩子就想当医生，孩子是因为生病致残的，他想当医生救治跟他有同样病症的人。” 　　“现在政府每年都会给残疾大学生提供平台，提供支持政策和公益岗位，但仅仅靠政府还是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沈阳市残联副理事长孙淑君表示。 　　事实上，我国对残疾人就业政策从1994年进行改革，从此前的集中就业、安排福利企业过渡到分散就业，让残疾人到社会中就业，让残疾人与社会更好的融合。近些年，政府每年都会出台帮助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更关注残疾大学生的就业，除了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益岗位提供给残疾大学生，还会找更多企业，通过社会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政府也并非没有考虑到企业的难处，已经出台的残疾保障金规定，对接纳残疾人就业达到要求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减免残疾人保障金。但现实中，许多企业宁愿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排残疾人就业。 　　“一方面，找愿意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较难，另一方面，残疾大学生对企业提供的薪水岗位又不满意，所以，安排残疾大学生就业并不容易。”辽宁省残联残疾人就业指导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社会上对残疾人还存在歧视。在发达国家，企业安排了残疾人就业是光荣的事情，有人来参观都会领到残疾人工作岗位前，以表现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但中国很多企业即便是雇用了残疾人，也都安排在外人难以看到的地方，生怕被别人看到，影响自己的企业形象。 　　在求助媒体之前，裴晓峰犹豫了很久。在他眼里，凭借自身努力，一路读完研究生，从不在别人面前低头的他，第一次“摇尾乞怜”。 　　落日余晖下，一个身着蓝色牛仔裤的青年缓步走来，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伴随着他的前行时而一抖，但是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在裴晓峰波折而坎坷的命运中，他已经习惯了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失落或难过，这是他除了靠努力取得成绩外仅剩下的维系尊严的方式。无论是面临嘲讽、指责还是漠视，在裴晓峰的脸上，这种微笑从未消失。（王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4/17/c_124591207_3.htm

    专家吁建公正透明的器官移植体系     新华社长沙4月14日电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3日在湖南长沙举行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讨论会。专家呼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正透明器官移植体系。　　     一些专家在会上介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的建立。目前，处于征求意见和讨论中的标准和规范，已确立无偿捐献原则，建立独立于器官移植机构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系统等。　　     据介绍，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起步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现在每年完成1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使大量罹患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患者受益，但国家层面为器官移植服务的伦理学框架并未很好形成，亟待建立公正透明的器官移植体系。 来源：广州日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4/15/24217895_0.shtml

    4月6日，小冰冰手术后回巫溪，“爱心妈妈”在龙头寺长途汽车站送别小冰冰。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救救小冰冰 　　30多天时间 　　500万微博转发量 　　3000多名微博网友捐款 　　网上为小冰冰募集19万多元善款 　　商报收到1508笔捐款1/3通过网银支付 　　商报首席记者 刘敏 　　实习生 郑旭鹏 康樱樱 　　微博、微信与支付宝、网银，让公益插上了网络的翅膀。微公益，作为一种新的公益形式，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全民贡献微能量，汇集成巨大的慈善力量。商报发起的“微博春天行动 一起救救小冰冰”活动，汇聚起四面八方、千千万万网友的爱心：1元、2元、10元捐款，最终形成了19万多元善款，让小冰冰得到了很好地治疗与救助。这种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的微公益方式，正在遍地开花。 　　30多天时间，500万微博转发，50多万元爱心善款，商报发起的“微博春天行动 一起救救小冰冰”活动，在全国掀起了微公益热潮，涓涓细流汇聚成爱的海洋，让参与其中的人无不感受到爱与温暖。 　　特征 　　不拘形式 转发也是献爱心 　　2月24日，“微博春天行动”第一天，关于救助小冰冰的微博就被上万网友转发，并捎来一条条温馨的祝福。随后佟大为、黄晓明、小宋佳等明星微博，人民网等媒体微博，还有薛蛮子等知名博主纷纷转发，让“微博春天行动”逐步扩散到全国各地。据记者统计，在微博上关于小冰冰的微博转发已超过500万条，正是转发的力量，让小冰冰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 　　“虽然你没有亿万的身家，也没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从事公益事业，微公益给你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将人们的微不足道的爱心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新浪微公益微博也参与到微博春天行动中，该微博负责人贝晓超表示，微博是一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不论捐款或者转发，都是一种爱心行动，都参与到了微公益的活动中。 　　不设门槛 1元也是正能量 　　通过微博转发的力量，网友们的爱心捐款开始汇集，积少成多。在3000多名微博网友的捐款中，1元、2元、10元的捐款占绝大部分，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数字累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网上为小冰冰募集到19万多元的善款。 　　“慈善不是道德竞赛，不用比谁捐得多，也不是少数成功者的专利。”2012年度微公益人物、参与拯救小冰冰行动的薛蛮子告诉记者，传统的公益通过企业进行大笔捐助，“但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价值就是1元钱、5元钱、10元钱，让每个公民都能够表达他的爱心，我觉得这个才是目的”。 　　薛蛮子表示，捐1元、2元，对捐款者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这些小钱汇集起来，就可以做成大事。不管捐多捐少，都是善良的火花，需要大家的肯定和培育，自媒体背后千万粉丝成为“微公益”的有力推动者。 　　在微博上，为冰冰捐款的有70后、80后、90后，有学生、公务员、工人……山东的网友@互助720是一名国企员工，2月28日他在网上为小冰冰捐了2元钱，在他看来，微公益的优点是滴水为河。“微公益的特点就是利用互联网的面广，集小善为大善。”来自上海的80后网友@新的西里表示，“微公益要积少成多，要怀着一颗善良的心。” 　　网络方式 参与渠道更便捷 　　在微博上的3000多笔捐款，大多是通过支付宝等渠道支付，而商报收到的1508笔捐款中，也有三分之一的捐款通过网银支付。 　　微博、网银等新兴方式的兴起，为微公益的开展提供了便捷的捐助渠道。网友@黄大兴是来自广东的一名大学生，他告诉记者：“这样的平台优点是捐款人能够很直接了解钱用在哪，进度如何。这种捐款很具象，其他方式很抽象。”大部分微公益参与者也表示，传统的公益活动捐助，需要到银行转账、汇款，不太方便，1元或2元的捐款跑一趟银行也太麻烦。而通过网络支付，让捐款更便捷。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陶鸣告诉记者：“在微博上发起的微公益都有较强的针对性，不像传统公益那样笼统。”陶鸣表示，微公益这样的形式，从收到款项到支出款项，以及相关的使用都十分透明，而且其灵活性也比较强。陶鸣介绍，该基金会所属的专项基金从去年开始运作，做了思源爱的分贝（救助具有听力障碍儿童）、思源扬帆（助学）、思源焦点（救助先心病儿童）等微公益项目，“为了不让民众对公益失去信心，项目专员会对受助人进行反复核实，在核实后，‘思源工程’也会全程透明的公开所有善款的收支明细。” 　　变化 　　公益平民化 汇聚草根力量 　　“不以善小而不为，公益不一定非要做得轰轰烈烈，像微公益这样的形式，其传递的正能量不容忽视。”陶鸣告诉记者，微公益对公益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传统的公益形式相比，微公益是一种全民化的公益形式，人人都可以做慈善。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微公益”，强调的是全民参与并创造价值。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自上而下的大众性、草根性、迅速传播性，真正实现了公益的平民化、常态化。“微公益”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推动了平民公益事业的发展，更传递了一种人人公益的理念。 　　“微公益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公益形式，只要你注册了账号，便可以发起或者参与微公益活动。”贝晓超表示，微公益和传统公益相比，前者依赖分散的网民，汇聚的是草根的“微力量”，后者依赖企业或有较大经济实力的个人。如今两者正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传统公益机构纷纷上网，为公民参与公益提供网络渠道。微公益改变了传统慈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民众自发地组织、自发地监督、自发地筹款，慈善真正变成了汇聚善意的海洋。 　　贝小超介绍，新浪微公益官方微博上线一年多来，已做了3500个项目，共筹集3000万元善款，包括企业捐款与个人捐款，个人捐款单笔最大额达到了100万元。 　　“现在已有几十万网友参与到微公益中，平均下来每个用户捐款87元。”贝晓超告诉记者，在他们做的微公益有许多经典案例，比如他们设立了一个拯救白血病青少年群体的项目，就是针对性地对某一特殊群体进行救助。 　　携手新媒体 激发传播正能量 　　“十分感谢重庆商报。”作为微博春天行动参与者，陶鸣对拯救小冰冰行动感触很深。他表示，微公益作为现代公益的一个途径，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可激发和传播社会更多的正能量。陶鸣告诉记者，商报作为平面媒体，有很好的号召力和公信力，传统媒体联合更多其他形式的媒体开展微公益活动，就更加具有影响力。 　　他表示，这种公众借助微博参与公益，看似微不足道，但正由于它的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将微力量汇聚起来，“拾遗补缺”，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信息与实践的支持，推动了一些社会性问题的解决。 　　纵深 　　推动各方参与 　　有助提高全民公益意识 　　“微公益不是某个人、哪个有钱人出个大钱，而是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百姓参与，最大的意义在于可提高公民意识、建设共存共依的和谐社会环境。”薛蛮子表示。 　　“微公益是一种很好的公益形式，现在社会都强调‘义务劳动’，像美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义务劳动’已形成一种风气。”昨日，重庆大学教授曾国平表示，微公益就是一种“义务劳动”的形式，从前人们会不知道公益该从哪方面入手，而网络和微博的普及，把这种分散的正能量都聚集起来，“人们在接受正能量后，思想也跟着进步了”。 　　“微公益的力量，根本在于人们善良的内心，微公益不分人群、不论尊卑。”重庆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谢来位表示，微博把大家聚集起来，相互启发、相互作用，要善于利用这样的公益形式，发挥更多人的作用。微公益就像杠杆，推动社会各方加入，也会促进政府公共政策的改变。 　　重庆工商大学文新学院院长蔡敏也表示：“人们对公益的重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而微公益作为一种新形态有助于加强全民的公益意识。”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就能积小善为大善，变小德为大德。随着“微公益”行动的“滚雪球”效应，必然汇聚起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让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美德结出丰硕的果实。 来源：重庆商报 原文地址：http://cq.cqnews.net/shxw/2013-04/15/content_25556517.htm

4月3日，苗村箐门50岁的韩文祥好不容易背了一罐水，在家门口的土坎子上坡时摔倒了，罐子破了，水洒了，他当场放声大哭。 4月5日，尼龙村的村民在收拾庄稼地，等着下雨了好播种。     苗族老人背着瓦罐，孩子抱着旧汽水瓶;大人拖着孩子，年纪小些的孩子拽着年长些孩子的衣角。这个浩浩荡荡的打水队伍，在湛蓝的天空下、赤红的土地上，缓缓地移动，移动，而目的地是山脚下一塘浑浊的积水。就是这塘积水，在乡里送水车没来的日子里，提供了整个苗村60多口人日常饮用需求。     这里，是重旱的云南山区苗村。今年，已是干旱的第五个年头。     时陡时缓的山坡上，被这条每天来回几趟的队伍，轧出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脚下本该很有黏性而富有营养的红土，被干涩的春风扬起，变成尘土，模糊了前行的道路，迷住了我们的眼睛。     一周前，一封来自云南省宜良县耿家营彝族苗族乡尼龙村委会的求助信，寄到了深圳商报总编辑姜东南的手中。写信人叫李映红，是尼龙村委会主任。3年前，面对大旱，在深圳商报记者的采访帮助下，李映红筹到了急需的运水车以及大米，帮助村民顺利完成了当年大春作物播种，并解决了几个月的生活困难。如今，面对更加严重的旱情，李映红想到了曾经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深圳商报和深圳爱心市民。     4月3日，收到求助信，商报记者立即出发赶往尼龙村。到达的时候是中午时分，与三年前看到的景象一样，烈日炙烤着裸露着的红土地，数千亩小春作物麦子、豌豆已经枯萎;那些已生长了数十年的树木，树叶泛起枯黄，抽出的新芽也蔫蔫的没了生机。新长的小树绝大部分面临垂死，有的叶子已经干枯，有的正在变枯;树林地面的草和植被几乎全部枯死。     李映红蹲在地里，稍一用力，就连根拔出了已经枯死发黄的豌豆苗。他告诉记者，几个海拔最高的村土地贫瘠，村民都是广种薄收，生产用水靠老天，饮用水靠在一些地势险峻的地方封山育林后筑库引水;近几年，每年都连续有近6个月的饮水困难期。去年从12月至今一滴雨都没有下过，很多村子的蓄水水库已经干涸，由于海拔较高、道路条件不好，有的村目前人饮用水供应定时定量，还勉强可以维持;而有的村，村民只能每隔上两三天，去20多公里外的乡镇运水喝。     “要是能给家家户户修上水窖就好了，去年，政府出部分资金为农户做了一些集体农业用水水窖，水窖藏水也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旱了这么久，窖里的水都不敢用，只能留着人饮用了，每天定量分给乡亲们。”看着早已干涸开裂的蓄水塘，李映红告诉记者，要是每户人家都有了自己的水窖，乡里送水车来的时候，乡亲们就能多蓄上点水，解决基本饮用问题;他告诉记者，在当地，修一个可储15吨水的水窖大概需要2500元左右，可以解决一户四口之家两个月的生活用水。有了水窖，等到下雨的时候，家家户户也能蓄上些雨水，自然沉淀后，留待旱季饮用。     编后话：     编完这组深圳商报记者实地拍摄的照片，脑海中满是开裂的土地与村民们去25公里外的水源地排着长队打水的景象。     这种景象，在三年前就出现过。当时，在深圳商报的倡议下，深圳的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伸出友爱之手，给云南省宜良县耿家营彝族苗族乡尼龙村的村民送出了运水车，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旱情依旧，乡村缺水的后顾之忧并没有解决。     目前解决乡村缺水后顾之忧的可行办法之一是修水窖。据记者实地采访，在当地修一个可储15吨水的水窖大概需要2500元左右，当下雨或乡里来送水车的时候储满水，可以解决一户四口之家两个月的生活用水。     2500元，可以帮助一户灾民解决饮水困难。我们希望您能伸出友爱之手。     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商报共同设立的“深商公益发展基金”从今天开始发起“爱心水窖”募捐活动，筹集善款，呼吁爱心人士和企业积极捐款，为灾区打造水窖，以解旱区燃眉之急。对爱心善款及“爱心水窖”慈善项目，深圳商报将进行全程指导、督管。 来源：深圳商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4/11/24100782_0.shtml  

    胡润研究院昨日发布《2013胡润慈善榜》，企业家黄如论以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中国最慷慨慈善家”，南京房地产开发商杨休以4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二；许家印以3.9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三。上榜慈善家中，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最多。 　　慈善榜单显示，100位上榜慈善家中，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共有43位。从前十名来看，也是房地产业最多，占到了五位。从事制造业的有17位，排名第二；从事建筑业、金融与投资和能源的各有九位，并列第三。 　　榜单显示，黄如论、曹德旺连续十年进入胡润慈善榜，十年累计捐赠分别近35亿元和50亿；许家印、朱孟依和卢志强连续九年进入胡润慈善榜。据新华社来源华西都市报) 来源：华西都市报 原文地址：http://stock.sohu.com/20130411/n3723129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