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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亿元！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捐赠额再创新高，增幅接近15%。     这家“中字头”的基金会，早在2000年就主动放弃了事业编制，取消了行政级别，实现了人事权、财务权与政府的脱钩。随着竞争机制、考核机制的引入，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运营绩效大幅提高，从过去的官办非营利组织转变成了民间组织。     在经历了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2012年，我国慈善行业依然麻烦不断，从金华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社工募捐可以提成，到成都市红十字会善款未取发霉长毛，再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账目出错引发质疑……这些事件不仅挫伤了公众的热情，更损害了慈善业的形象和公信力。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大多与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有关。     当前，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转型，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官办慈善如何才能实现转身？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不是孤例？     官办慈善非改不可     官办慈善机构的兴起和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关。     在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看来，包括官办慈善机构在内的官办非营利组织有两大来源。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由于当时没有法律规范可以遵循，各级政府的表态就成了非营利组织设立的依据。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在改革过程中诞生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设立后，往往由政府领导人担任负责人，由编制部门核定编制，由组织部门任免干部，并设置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这样一来，官办慈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政社不分的状态。     二是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也催生了官办非营利组织。在多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有些政府职能部门转化为官办非营利组织，以行业协会的方式出现。但在较长时间内，这些行业协会还是保留了政府部门的特点。     “官办非营利组织最受诟病的就是它的行政化，在决策、财务、人事、职能设定、组织目标等方面，都遵循着行政程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去行政化，破除对政府的依附性，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金锦萍说。     “我理解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其实它还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延伸，做了一些政府部门想做的但还不太方便做的事情。”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也表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官办的非营利组织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现在要深化社会建设，这些机构也需要改革了。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向记者坦言，作为全国妇联管理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名副其实的官办基金会。“但这个身份让我们在运作中有不少限制，我觉得改革是大趋势，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扶贫基金会样本     中国扶贫基金会较早迈出了去行政化的步伐。     200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中编办写报告，要求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     此前，这个机构仅有事业编制20多个，此外用人只能按非在编人员进入，福利待遇都跟不上。“这就搞成了两拨人，人为制造了不平等。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完全按照市场决定，机构能负担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说。     没了行政级别还有一大好处。此前，因为基金会的官方背景，许多人将此作为晋升的跳板。改革后这条路被堵死，想谋求政治地位的人自动离去，留下的都是真正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员工队伍就此稳定下来。     另外，基金会还理清了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处的职责分工，三者相互制约，秘书长在会长会议领导下负责具体运营，相当于CEO。经历了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驶上了快车道，资金实力、项目数量和社会知名度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我国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改革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官办慈善机构、官办非营利组织的改革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往往都安排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进到里面去，变相地成了延续政治生命的场所。所以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改革的动力一定来自于外部。外部改革，就跟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连，乃至跟整个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友华说。     怎样去行政化     金锦萍表示，官办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地位和性质不明确。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分清“私法人”和“公法人”这两大概念，为改革提供依据。     她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做法，就是一个“私法人”的改革路径，通过去掉编制、脱离政府背景而真正成为社会实体，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成功。“在改革中，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都应该选择私法人路径。”    “同时，极少部分涉及到公共职能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像红十字会，可以保留下来，变成公法人的非营利组织，但这不是主流。”金锦萍说，国外政府也常常间接或委托设立一些机构承担公共职责，但并不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数千家归为“准政府”的实体，分成七个类别。这些机构由政府批准设立，私人公司参与运营或支持，效率非常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赞同金锦萍的设想。他表示，红十字会还承担国际人道职责，具有特殊性，还有其他个别特殊的官办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保留下来。“但大的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未来都应该走向私法人。”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强调，官办非营利组织要去行政化主要是去掉两个：“一是在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化，要让官办的非营利组织更多的向市场、民间寻求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去获取；二是在管理上去行政化，按照私营部门的模式强调内部管理，提高效率。”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则提醒，从日本、俄罗斯的实践来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脱钩之后，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滋生腐败。“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建章立制，对它们进行制度上的约束，防范风险。” 来源：光明日报 原文地址：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2/21/nw.D110000gmrb_20130221_3-14.htm

    大气治污“最严新政”剑指六行业 　　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企业将实行特别排放限值 　　就在按日通报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半个多月后，环保部推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最严”产业政策。环保部19日确定，将对包括19个省(区、市)的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内的重点控制区，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及燃煤工业锅炉的新建项目，火电、钢铁、石化工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的现有项目，实施特别排放限值。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19日主持召开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建议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情况汇报。会议认为“十二五”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将继续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和煤炭消费总量持续增长，大气环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不仅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且破坏生态环境，必须采取严格的大气环境管理措施。 　　一位参与上述政策制定的环保部专家告诉记者，这是上个月灰霾天爆发以来最有力度的一项大气治污产业政策，这意味着，环保部今后将根据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产业政策“这一特别排放限值不仅是国内有史以来最严的，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该专家强调。 　　环保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在《清洁空气法》中针对部分大气污染严重地区实施严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排放标准，相当于我国的“特别排放限值”，此举确保这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不再恶化，直至慢慢变好。 　　环保部2012年夏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217 .9万吨，工业源就占到2016.5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2404.3万吨，工业源则占到2404.3万吨。 　　“近年来，环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工业源仍然是我国大气污染物尤其是烟粉尘的主要排放源。”柴发合说，此次针对六大重污染行业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抓住了牛鼻子”。 　　具体而言，对于新建项目，这些地区从2013年3月1日起，新受理的火电、钢铁环评项目将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石化、化工、有色、水泥行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等项目待相应的排放标准修订完善并明确特别限值后执行。 　　对于现有项目，47个城市的主城区范围内现有项目中的火电行业燃煤机组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烟尘特别排放限值；钢铁行业烧结(球团)设备机头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石化行业、燃煤工业锅炉项目待相应的排放标准修订完善并明确特别排放限值后，按照标准设定的现有项目过渡期满后分别执行挥发性有机物、烟尘特别排放限值。 　　柴发合表示，执行特别排放限值肯定会增加企业治污成本(如脱硫、脱硝、脱汞装置的技改、运营成本)，但长期以来，大气污染已经带来巨大的健康成本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成本并未由排污企业充分补偿，老百姓和政府相当于在为企业“买单”，是时候将企业的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了。 　　对已经发布特别排放限值的火电行业而言，记者获悉，具体到新建燃煤锅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国标为二氧化硫100毫克/立方米，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的火力发电锅炉甚至允许放宽为200毫克/立方米，但特别排放限值则收紧为50毫克/立方米，相当于“腰斩再腰斩”。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研究室综合与环保处工程师刘志强告诉记者，在不考虑经济可行性的情况下，无论是多么严格的排放限值，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提到环保投入，他打了个比喻：“就像学生考试。从80分考到100分的难度和付出，是远远大于从60分考到80分的。” 　　对尚未发布特别排放限值的水泥行业，中国水泥协会孔祥忠向记者透露，历经一年多的研究制定，《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望于今年实施，其中首度规定了特别排放限值。“预计绝大部分水泥企业会就地消化新增环保成本，消化不了的就只能迁走了。”孔祥忠说。 　　“不排除一些重污染企业搬迁到环境容量大、人口稀少地区，并通过清洁生产工艺和排放控制技术，以最严格的标准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这既有利于重污染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又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柴发合同时提醒，要极力避免特别排放限值在上述47个城市实施后，一些企业不是高水平异地重建，而是简单地将污染转移。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2/20/c_124365068.htm

    中广网北京2月18日消息（记者车丽）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大年刚过，大批青壮年农民工陆续开始返城务工。经过短暂的相聚，乡下的父母又成为实至名归的“空巢老人”，开始了新一年的守望。 　　没有子女在身边，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理应通过当地养老院来解决。然而记者走访多地调查发现，农村养老院存在设备陈旧、入住率低、人才缺乏等多种困境。 　　农村敬老院，为何想说爱你不容易？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养老院又如何加速转型？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阎青春介绍，与城市养老院的一床难求不同，农村敬老院大量床位闲置。“敬老院”在农村，最初是为农村五保户老人而设的，但是现在农村的空巢家庭已经接近半数，农村提供的养老服务与老年人养老的需求不相适应。 　　阎青春：2010年闲置床位47.5万张，床位利用率只达到78%多。敬老院建设中，目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分强调集中供养，造成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的对立，同时也违背了五保老人养老意愿和整个养老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河南平顶山的李永强说，自己要外出打工，但是看到在农村敬老院中陈旧的设备，很多老年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中休息，便打消了把父母送到敬老院的念头。 　　李永强：敬老院的设备，包括生活、卫生、医疗，也没有多对老人负责。老人吃的咸菜，上午吃面条；娱乐、活动也不行；有个头疼发热，敬老院里没有人伺候。 　　山东聊城张鲁镇的王大爷说，他们那的养老院有52张床位，只有22人入住。虽然村中的青年大都外出打工，但是老年人去养老院的还是寥寥无几。 　　王大爷：我们村里去了两个，都回来了。我看着，条件还不是太成熟；还有老年人有传统观念，儿女不是那么太不孝的话，还是想享受家庭温暖。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程集镇敬老院里，院长江振其说，目前集中供养老人保障标准比较低，一个月只有100多块钱，许多五保老人不愿意入住，可以容纳100人的敬老院中目前只住了50人。 　　在三千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爱心老年公寓院长张文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机制僵化、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农村敬老院的发展。 　　张文华：农村敬老院机制比较僵化，到现在几十年了，基本上管理体制大多数都是一公到底，这是制约农村敬老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需要长期照护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缺乏，不仅仅表现在城市里，在农村更加严重，新疆乌鲁木齐农村敬老院院长通过专业培训的只有一人，拿到国家资质证书的专业护理员没有一人。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闫青春表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迫切要求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快速发展和敬老院加速转型，实现多种服务方式并举，多种分配形式并行的农村养老新模式。 　　阎青春：主要从收住五保对象向同时收住五保和社会老人过渡，进而再过渡到主要收住社会上失能高龄老人的定位上。不要再去从公办、公管，从办到管一揽子拖起来，躺在国家财政身上，这种人浮于事、高消耗、低效能的状况必须改变。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未来将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 　　詹成付：地方政府能给入住老人更好的补贴，或给养老院补贴，也会提高入住率，尽管价格高，但是有方方面面的补贴，使老人能住得进去。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尽量给予很好的引导。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13/0218/08/8NVU3J6V00014JB5.html

    “1月17、18号2天都去排队了，可排到我时说没票了，连个站票都没有，这快过年了，我答应着媳妇和儿子今年一定回去的，没啥别没票呀。”电话那头身在天津的樊林希向记者大倒苦水，“我们一起有8个工友，都是回山西临汾一个地方，就想凑着一块回去，要求也不高，只要有张硬座就行，啥网络、电话俺们都不会，唉!” 　　每年的春运都是一次中国式人口大迁移，买票难更是成为顽疾。在以往购票的三种形式，即窗口、电话、网络基础上，今年首次将网络和电话的预售期由提前10天改为提前20天，比窗口售票提前2天，有人认为这对于习惯窗口排队购票的农民工来说，能买到票的几率有所降低。 　　在此背景下，帮助农民工购票的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应运而生。 　　一个电话20分钟搞定 　　和樊林希一样，存在春节买票难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但他的无奈并没有在另一位农民工身上重演。王晓庆是天津一家娱乐城的保安，在他拨通一个电话后，排队买票的设想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一个天津本土公益组织帮助他订到了春运的回乡票。 　　王晓庆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樊林希。“我一开始是有些不相信的，一个电话就能帮你订到票，碰碰运气呗。”樊林希说。 　　将信将疑的他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小伙子，在做了信息核实和询问详细购票需求后，小伙子开始帮助购票，电话中一问一答的互动在不到20分钟里结束。 　　“真的前后就只用了20分钟，就帮我们订好了天津到山西临汾的票。毕竟只是电话沟通，开始还有些不相信，直到我顺利地拿到了8张票后，才觉得这电话真的很靠谱。”老樊在电话那头难掩激动。 　　帮助这些农民工实现回家愿望的是一家名为“大脚印”的公益组织，他们正在开展“春运农民工购票帮扶”活动。这家组织的负责人姚亮出生于1988年，在天津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帮助农民工买票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他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就对春运购票难有切身体会，看到车厢内满是农民工都在诉说买票难，就想着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购票问题，随着电话、网络的购票方式兴起，自己也很快学会了多种购票方式，就推出了两条订票热线帮助农民工，订票全完免费。” 　　“这两部热线还是挺管用的，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可能知晓的人不是太多，打电话的人还要问问这个号码的用途，怕是啥吸费电话。但现在电话直接打进来说得很干脆就是要订票。在没有媒体报道之前，我们接到的电话基本都是天津的务工人员打来的。在《新闻联播》播出后，每天我们能接到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上海、陕西、四川、云南都有，这使我们应接不暇，其实这样反而有点影响了我们订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团队精力有限，但帮谁都是帮呗。”姚亮说。 　　电话里上演“无间道” 　　“喂，是农民工订票热线吗?我要3张到重庆的票，能搞定吗?我当然是农民工”。 　　“您是在天津哪个工地工作，请提供您的身份证信息，您之前用过什么方式订过票，成功订到了吗?” 　　每天“农民工购票帮扶热线”都要重复这样的话语数百遍，有的志愿者戏称：“我们这不像是在帮着订票，倒是像在电话里上演‘无间道’。” 　　“这其实就是想防止那些本身就不是农民工的人，装做农民工打电话来订票，所以我们对每个打进电话要先进行核实，冒充农民工订票实际上是占用了这2部电话的资源。其实，铁路运力不足导致订票难是一个普遍现象，但相对大多数农民工每年就回一次家来说，这种票源就显得格外珍贵。”志愿者刘伟说。 　　姚亮告诉记者：“其实，我们订票也没有什么特别，唯一的妙招就是‘熟能生巧’。我们这里的志愿者都有着丰富的订票经验，一般人拨打铁道部订票电话需要3分钟才能订到的票，我们在30秒就能解决。因为熟悉了电话语音操作流程，数字键都非常清楚，不用听完每句语音提示后再操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订票时间，提高了抢票成功的几率。” 　　全国数百志愿者加入 　　“农民工订票热线”随着媒体的报道，名气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有不少网友加入到帮助农民工订票的队伍中来。 　　姚亮说：“仅在天津、北京我们就有两个实际订票操作团队，在全国现在已经有近百名志愿者加入到订票队伍当中来。我们会将订票信息汇总后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订票志愿者手中，有啥消息都能及时沟通反馈，这些通过网络都能搞定。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也不用担心风险，这毕竟是在做好事。” 　　随着数百名志愿者的加入，现在每天的订票量都在数百张。据姚亮统计，开展帮助农民工春运订票3年来，每年人数都数倍增长，2010年有100人次，2011年达到2200人次，今年预计会有5800人次。 　　“我们这样做也是在作一种倡导，呼吁全社会多来关心农民工群体，毕竟这个群体有他的特殊性。每年的春运车厢里过道、洗漱间、厕所都是农民工的身影，你就会觉得一张小小的硬座车票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光靠我们这种组织帮助订票肯定还是有局限性，还需要社会拿出更多资源帮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姚亮说。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1/147109.aspx

图为三里堤村的互助幸福院。　本报记者 杨 柳摄 　　临近春节，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纷纷回乡，农村留守老人重温天伦。但平日里，这些老人谁来照顾？我国农村目前的空心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是一个巨大挑战。 　　至2011年末，我国农村老人空巢率已达到38.3%，上升速度快过城市。但农村不比城市，农民的经济实力有限，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又偏低，专业的养老机构和照料人员，对农村来说长时间内仍会是稀缺品。因此，农村需要一个当前财政和农民都负担得起、又有成长空间的社会化养老方案。 　　即日起，本版推出《农村养老 路在何方》系列报道，探讨农村养老渐进式改进的可能性，敬请关注。　——编 者 　　首期聚焦：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正在逐步推行。这是介于专业化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之间的一种方式，也兼顾了家庭、集体和政府之间的责任。近日，本报记者前往肥乡，观察这种农村养老解决方案是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幸福院里，老人过得怎样？ 　　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得了急病能及时救治 　　1月下旬，河北还是冬意袭人。记者走进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这个用两间废弃教室改建的院子，正是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发源地。 　　院内有健身器材、储藏室，院外有菜园子，老人住的地方是由教室的一半隔成的小隔间，两个老人一间；教室的另一半作为公共区域，有沙发，有电视；教室隔壁是厨房和餐厅。 　　互助幸福院的“发明者”、前屯村党支部书记蔡清洋介绍，互助幸福院是2008年村委会筹资建成的，60岁以上、生活能够自理、没有传染病的单身老人，只需儿女申请、本人同意，签订协议后即可免费入住。五保户和特困户由本人申请，村委会研究同意后也可免费入住。 　　“那段时间，村里先后3个老人死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道。许多老人都患有慢性病，子女不在身边，有了急病就很危险。一次有个老人晚上发病，熬到天亮才自己爬到村卫生所求助。”蔡清洋说，村两委决心建个养老院，让子女无法照顾的独居老人集中居住，只需自带被褥和米面油，其他的都不用花钱，生病了能及时通知子女和医生。“互助幸福院的突出特点是互助服务。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身体好点的照顾身体弱点的，解除了老人们急病无人管的最大隐忧。” 　　住在这里的张希凤老人说，有一次，92岁的张王氏半夜起来方便，不小心跌倒在地，同屋居住的姐妹赶紧把她扶到床上，又打了急救电话。因为抢救及时，老人脱离了危险。 　　今年80岁的张希凤是互助幸福院的常务副院长，谁值日、谁做饭这些事全由她统筹，“像烧水、拖地这种事，腿脚不灵便的就不方便做；口味相近的，还能搭伙做饭，省不少事。” 　　“互助幸福院产生了很多附加效益。”蔡清洋说，“比如，解决了老人精神孤寂的问题，我们经常一起包饺子、扭秧歌、下象棋，老人们挺乐呵，还避免了与子女长期生活产生的摩擦、纠纷。” 　　肥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明刚说，互助幸福院改造利用的是农村闲置资产，符合农村经济状况；幸福院一般建在本村，既符合农村老人恋土守家的心理，也方便儿女探望。     政府和子女各管什么？ 　　县里补贴，村里运营，子女管吃穿看病 　　蔡清洋说，村集体建设互助幸福院，县财政会按照新建一所10万元、改扩建一所5万元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年还给每个老人补贴350元，添置配套设施和日用品也有补贴。其他费用及水电暖等日常开支由村集体自筹。 　　记者注意到，尽管每家幸福院的面积、布局、装修有所不同，但生活设施大体一样。小到床单、枕套，大到电磁炉、微波炉、橱柜，都是统一购置。 　　这种模式使老人的负担大大减少，78岁的吴付琴说，“我每个月只花二三十元钱，跟住在家里花费差不多，甚至还要少。以前在家，要烧蜂窝煤取暖，点柴火做饭，现在由集体免费供暖，还用上了电磁炉、微波炉，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肥乡县老龄办主任杨振红说，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做饭、洗衣、种地，还要照料孩子上学。在农村，平时吃住、穿戴最差的往往都是老人。好多农村老人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就把正房腾给孩子，自己搬到偏房去住，有的老人住的偏房只有几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而且，农村老人没有养老金、退休金，除了每人每月55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剩下开支只能依靠子女。由于子女多少不同、子女家庭贫富不等，这些农村老人往往受制于子女，生活没有保障，一旦子女不孝，这些老人的晚景将很凄凉。 　　低成本运行的互助养老院，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水平。蔡清洋算了一笔账：村里的互助幸福院住了25位老人，村里每年水电暖等开支大概是1.4万元，政府补贴8450元，村集体只需花五六千元，他们出得起。由于生活成本和在家里差不多，老人们也住得起。“这是个可行的‘穷法子’，破解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养老中的资金制约难题。” 　　“互助幸福院本质上不改变老人和子女的赡养关系，老人生病了，子女还得接回去。” 蔡清洋说，“如果幸福院请专人看护，照顾生病的老人，运行成本一下子就高了。另外，找专职的看护人员也不现实，留守妇女往往要种地，志愿者也不是常来，都不是长久之计。” 　　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建设、管理和责任，由村委会承担，政府给予支持和指导。杨明刚说，他希望有条件的村可以负担得多一些，让老人负担得相对少一些。 　　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古怀璞认为，肥乡县农村互助幸福院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之间的承接。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由村两委班子主办，一改过去养老工作由行政部门或民营机构建设管理、与村级无关的状态，管理面、服务面、覆盖面都大幅扩大，是河北省目前投资最少、见效最快的养老管理模式。 　　怎么才能扩大投入？ 　　政府推动，社会帮扶，逐步完善与提高 　　杨振红说，虽然幸福院是“群众住得起、村集体办得起、政府支持得起”，但单靠村级组织，资金缺口仍然比较大，政府还需要大力支持。为减小资金压力，当地政府明确了用水、用电、占地等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并规定在今后的新民居建设中，必须配套建设互助幸福院和幼儿园。 　　记者在城南堡村看到，这里的互助幸福院与村两委、卫生室、村民活动中心、农村警务室建在一个院子里。杨明刚说，这是“1+X”模式。而三里堤村的互助幸福院和新民居建在了一起，方便了附近居住的空巢老人。 　　2012年3月，河北省将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确定为农村养老“幸福工程”，在全省推广。4月底，肥乡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240家，覆盖全县9个乡镇265个村，拥有床位5328张。 　　但同时，互助幸福院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许多老人想入住却没有床位。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计划建设更多的养老院，也正在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据了解，肥乡安排了60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口帮扶60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帮资金、帮物、帮服务。截至目前，共收到社会捐助（含物折款）130多万元，其中3家企业投资90余万元冠名建设3家幸福院。杨明刚说，目前，幸福院优先入住的是单身老人，将来，有条件的村也可以负担夫妻养老。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教授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社会参与式养老，基于交换与互惠原则展开。这里交换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劳务和时间。将来，非老年人或年龄较小的老年人通过参加养老服务积累劳务时间，等自己年老时换取别人的服务，同样是值得推行的一种办法，但有关的劳务储蓄制度应有相应法规支持。另外，也亟待加强对老年人的培训与引导，以提升互助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来源：人民日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2/04/c_124317368_2.htm

这一杯粥在解决了饥饿和营养不良多外，可能更赋予了这些学童未来的希望 在建成的部分农庄中，学童已经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劳作 　　清晨五点半，12岁的莉莉(Lily)从铺在地面的垫子上起身，她两居室的家中闻上去有股潮湿泥土与烟的混合气味。她小心翼翼地穿上不合脚的塑料拖鞋，抱起一只和她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塑料水桶，朝当地的水源走去。水源是一个棕色的小水坑，位于离家一公里处的陡峭山脚下。弄回一天量的家庭用水是莉莉每天上学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莉莉生活在乌干达的西部地区，这里40%以上的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他们最主要的餐食是油炸捣碎的香蕉，这能给他们提供少量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幸运的是，对莉莉的帮助即将来到，一项名为“卡西西”(Kasiisi Porridge Project)的计划将给莉莉所在学校的所有学生每日提供一杯玉米粉粥。 　　“卡西西计划”是英国教育家凯特·沃汉姆-布里格斯(Kate Wrangham-Briggs)的主意。2005年，她拜访双胞胎哥哥位于西乌干达的黑猩猩研究中心期间，了解到当地学生由于贫困每天只吃一顿饭后，萌生了这个想法。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玉米粉粥为喂饱当地两所学校的1500名孩子提供了一种有效且可负担的方式。 　　在乌干达，许多贫困的家庭也开始鼓励他们的孩子就读全天小学、减少旷课，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度过一天漫长的学习时间，不因饥饿而入睡，这杯不起眼的玉米粉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几年下来，“卡西西计划”使学生的在校表现有了十足的进步，升入中学的学生明显增多。无论在何处，拥有更高学历的学生都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在当地，这更意味着许多女孩由此可以避免早婚、早孕以及深陷家务。一杯粥对学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凯特的最初预期。 　　他们在哪里用餐? 　　1996年，凯特去拜访其在乌干达的哥嫂一家，期间造访了一所在基巴尔国家公园(Kibale National Park)附近的小学。在当时的这所小学中，孩子们的教室摇摇欲坠，以至每每强风过境时，学生们都要被疏散。而低年级的孩子则更是挤在近150人的教室中学习。 　　这次访问以后，“卡西西计划”在沃汉姆与哥嫂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起来，旨在支持当地的小学教育、推动医疗健康以及保护野生动物。通过这个计划，当地新建了几所学校，已有的学校也进行了翻新，增加了宿舍、图书馆、员工室和电力设施。 　　2005年，凯特对“卡西西计划”进行巡视，她来到一所小学，要求参加一项班级活动。学校校长莉迪亚(Lydia)告诉她可以参加一个班级的“午餐时间”活动。 　　“好的，”凯特说，“他们在哪里用餐?” 　　莉迪亚回答说：“我说是‘午餐时间’，不过他们并没有午餐吃!这个时间他们用来踢足球。” 　　这次谈话促使凯特立刻行动起来，将每日午间的粥计划提上了日程。在短短五年内，这项粥计划已经为当地增添了两间校园厨房、雇佣了厨师、修建了厕所与蓄水罐，向基巴尔国家公园方圆5公里内五所小学中的两所提供了粥食。 　　庞大的本地需求 　　乌干达儿童在所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最高的发育迟缓率，而卡巴罗(Kabarole)地区的比率更高。在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中，41.6%的儿童因为缺乏膳食、饱受疾病困扰而发育迟缓，许多本地儿童忍受着热量营养不良(一种热量缺乏症)和蛋白质缺乏症的折磨。 　　虽然卡巴罗是乌干达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贫困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导致了高缺乏症率。在卡西西计划所覆盖的学校中，25%的孩子至少失去了一位血亲(通常因艾滋病死亡)，大量的儿童是HIV病毒携带者。对那些足够幸运到可以获得药物治疗的孩子来说，良好的营养对让这些药物有效至关重要。 　　那么，粥是一个营养性的解决方案吗?从技术层面而言，粥是一种烹调过的，基于谷物，加入牛奶、水之后所制成的浓稠汤汁。虽然没有一种粥凭其本身就能满足所有的营养需求，但它确是一种提供卡路里和营养的健康食品，一种国际性的支柱膳食。 　　研究者们发现“卡西西”的粥计划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营养上的成就。分析显示，这项午餐计划提高了学校的招生额和女孩的入学率，使辍学率减少，并且让孩子长得更高和维持体重正常。一份由哈佛大学学生进行的独立调查比较了接受“卡西西粥计划”和没有接受该计划学生的营养水平。结果显示，前者比后者的营养水平高出20%，并且能更好地融入课堂和获得更好的成绩。 　　“卡西西计划”还研制了另外一种营养丰富的、以香蕉为基底的粥。虽然香蕉自身含有的营养物质有限，但其营养素与维生素可以轻易地溶入粥中。这种粥能否最终取代玉米粥仍有待观察，不过，“卡西西计划”正致力于把粥推广到更小的孩子当中。 　　下一步：建造一个尖端农庄 　　“卡西西计划”在短短几年内收获颇丰，但由于外界援助的逐渐减少，这一项目正在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如何继续让未来的学童受益，“卡西西计划”的下一个动作是修建一个充满创意的20英亩多用途农庄。 　　两位新近毕业的英国建筑师在2011年夏天为农庄的实现贡献了汗水与灵感。他们的梦想与“卡西西计划”的乌干达伙伴相一致——一个自给自足的学校农庄，为两所本地学校的1500多名儿童提供食物。同时，这个农庄还包括一个教育中心、一个针对游客的生态营，以及一片提供木材和药物的原生森林。这个农庄不仅提供学校的食物来源，也会通过创收，让“卡西西计划”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全部建成后的农庄将会有绿色菜蔬作物(可能被用于喂鸡以及给粥提供原料)、香蕉、一个水果园，甚至一片原生森林。这片森林将会提供木材和燃料，并作为一个为当地社区提供物质、药物与教育的基地。一个稳定的收入流预计将来自于养鸡和养猪。鸡舍中最初的四间房之一已经建好，已经有600只鸡在这里安家。 　　对建筑师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来自夯土建筑。这项简单的技术，是用泥土与等比例的小石子、沙粒和粘土混合，并夯到木框架中，是一种低价、强韧、抗震的墙体技术。但这一结构在一开始却受到了当地人的激烈反对，当地人视泥土结构为穷人材料，只接受混凝土等“时髦”材料。其实，按照设计，此结构能够抵挡30到40英寸的年降雨、地震和白蚁等土壤昆虫等灾害。 　　完成一座如此雄心勃勃的农庄的建设绝非易事。除了资金因素外，工作中一定有诸如上述的意外困难出现。但是很明确的是，无论发生什么，凯特和她的“卡西西计划”决心让更多的当地儿童获得每天的营养所需。 　　(据美国政策创新网) 来源：公益时报网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301/147099.aspx

    2013年1月，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中基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显示，国内基金会行业透明指数整体得分为45.8分，总体评价“不及格”。与此同时，不断有基金会被爆料、质疑。在日前举办的某主题论坛上，专家表示，没有捐赠的人是发出质疑声音的主要力量。     基金会的发展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陶传进教授指出，基金会公开透明的状况以及运作的内幕呈现马鞍状分布，马鞍状的左端是不好的基金会，右端是发展很好的基金会，这两部分数量都比较少，其余大多数运作的中规中矩。     如果媒体或者是报料人揭露基金会的左端（不好的），引发闹剧的戏剧性远远超出儿慈会，以后中国公益事业将“不可开交”；要是报基金会的右面（好的），公众就认为中国的基金会真棒。当社会一般化信任程度很低的时候，报料人愿意选择左边，爆料像原子弹一样使公众信心遭受严重打击，但是报料人却获得了名利双收；社会一般化信任程度较高的话，报料人就会理性选择该怎么办，报好的方面反而有效，就像选举用投票来说话，这个事可以用捐款来说话，公众会主动选择好的基金会捐款，避免不好的基金会而没必要攻击它，不给它捐款，它自然就完蛋了。这会使的整个公益领域朝向好的方向发展。     因此，基金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水平。陶传进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公众不进行选择性信任，把整个行业当成一体，因而一旦犯一个小错误，就会导致公众一阵不安和骚动，并且马上发出呼声以后再也不捐款了。“儿慈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陶传进说，“公众会把基金会的问题加到所有公益组织上，最后认为公益领域没好的东西，因此导致社会先行者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没有捐赠的人是质疑的主要力量     公众针对基金会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陶传进说，没有捐赠的人是发出质疑声音的主要力量。真正的捐赠人其信任程度远超出了没捐的人。     陶传进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项目举例，从2001年之前就开始的项目，捐款额每年都在上升，并没有因为红十字会的丑闻、儿慈会的丑闻而下降。真正的捐赠人一直用自己的行动说话，对基金会信任程度远超出了没捐的。这说明，基金会与捐款人彼此建立信任关系，应从近处做起，带捐款人到项目地去看，保证捐款人参与的权利，同时把公开透明情况定期向捐款人展示，基金会和捐款人之间形成正向循环。     事实上，基金会很重视这一点，因为这涉及到捐款人明年还捐不捐的问题。但基金会认为这个策略没必要向全社会公开，成本高，又没有额外效果，公开以后不会引起更多的捐款。     透明不等于捐款量 最需要专业人才     陶传进指出，公益格局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5%左右的基金会透明度很高，财务等信息完全公开，可是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捐款量，因为它们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捐款往往来自固有的、已经形成了信任关系的捐款人。     基金会团队应提升自己的能力，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说，一方面要从公开透明做起，通过公开透明给自己施压，把项目做好，把财务做好，把事情做漂亮；另一方面也希望媒体能够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机制。当质疑发生后，媒体应该第一时间组织对话。但是目前，公益机构自己的传播能力和媒体沟通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跟质疑的人有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陶泽指出，基金会的运作、运营，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北大、北师大有一些相应项目，为中国基金会行业输送专业的人才。2012年基金会中心网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北师大做了一个本科生教育项目，本科生在大三学一年慈善学，大四在基金会行业实习。这种创新类的项目，希望未来能够为这个行业输送一些具有基本的慈善学知识的人才。     公众有权获取基金会信息 不公开信息罚款三万     陶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五六年前就已经界定了公民有权获取的相关信息，其中强调了筹款信息、罚款信息、项目信息、人员相关信息等。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近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就本市首个《北京市慈善事业促进办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本市将建全市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未按规定公开慈善信息的，最高可罚3万元。社会公众可根据自身需要，依法向慈善组织申请获取相关信息。陶泽认为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慈善机构必须履行向外披露信息的义务。     随着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各个民管局和登记主管部门能够开始执行制定好的规则，慈善行业开始发展自我计划能力，能够加强自己内部建设。经不起公众推敲的机构逐渐离开，“马鞍形”最末尾那一部分渐渐会少很多，前面那一部分会增加一些，正能量就会增加一些，负能量相应减少一些。我们希望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公益行业更好，公众变得更加理性，也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那这个行业就越来越棒了。     陶泽介绍，公民获取基金会信息还有另外一个渠道：登录中基透明指数的网站WWW.FTI.ORG.CN，可以直接看全国排名，也可以按地域筛选，按条件筛选出自己想要捐赠的对象。越透明的基金会，领导人的态度越公开，愿意和社会和捐款人沟通。有这样的态度，未来之间的合作的会方便很多。 来源：华声在线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1/29/21714734_0.shtml

民间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推动了政策的变革（资料图片）。本报记者王海欣摄     去年，自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活动活跃在微博中，“微公益”成为热词，从线上到线下，从公益组织到政府、企业，从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微公益渗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3）》（下称《报告》）显示，微公益在促进政策改变的同时，也存在法律监管空白、透明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     本报记者李晋     博弈     微力量推动大变革     公众借助微博参与公益，它将微力量汇聚起来，撼动各方力量，推动了社会性问题的解决。     《报告》首次将微公益划分为个体行动式微公益、集体行动式微公益和社会运动式微公益，三者除引起公众广泛参与、传递美好价值、对传统公益组织构成压力外，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公共政策的改变。     2011年，《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等人借助微博发起了“免费午餐”的公益行动，项目仅发起8个多月，就募得善款2500多万元，其中80%来自普通大众。     《报告》显示，这种公众借助微博参与公益，看似微不足道，但正由于它的积少成多，将微力量汇聚起来，撼动着各方力量，推动了一些社会性问题的解决。     最终，“免费午餐”顺利由政府接棒。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惠及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表示，微公益不仅能影响和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影响和改变人们参与公益以及参与政治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对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历史意义。     盲点     个人公募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个人募款不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合作，民间的一些募捐就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     随着人们公益理念的改变，中国的民间公益热情如井喷般沸腾，越来越多的个人主动发起或参与微公益。     而与此同时，对微公益的质疑声也开始显现，并逐渐增加，尤其是个人的公开募款行为饱受争议。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公募基金会等公益机构拥有公募资格，个人或一般机构没有法律授予的公募资格，只能与有公募资格的机构合作发起募捐。     《报告》指出，如果个人募款不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合作募捐，一些民间自发成立的微公益募捐行为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     针对网上很多由网友个人发起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募款活动，康晓光坦言“个人发起募款后的资源有限，会导致一些需要集结大量资源的活动无法开展，发起者不得不去寻找有公募权的公益组织，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间接获得公募权。”     比如，知名记者王克勤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     康晓光表示，由于公益组织的参与，使个人微博发起的活动既有内部治理的规范性，也有外部制度化的约束，在效率和方向控制上，比纯粹的微公益多了一些优势。     瓶颈专业性缺乏致公信力不足     由于多数微公益发起者缺乏组织管理经验和内部监管制度，很容易出现账单漏洞等问题。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29.58%的网友表示遇到“微公益”会捐款；近半数网友则表示“不会捐”，认为“无法知晓捐款最终去向”。而在“你最关注这种形式的公益项目哪方面”的问题上，超四成网友选择了“能否对网友有一个公开账目，实现透明捐赠”。     报告指出，目前微公益项目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大多会在网上公示捐款数额、使用去向及明细等，保证项目的透明度，以获取更多网友的支持。但由于多数发起者缺乏组织管理经验和内部监管制度，很容易出现账单漏洞等问题。     报告同时认为，在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微公益活动发起者的个人经历、偏好、专业性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微公益活动的走向、发展等，容易暴露出冲动、缺乏严谨论证等规范性不足或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2012年8月28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官方微博，首次公布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成果，并表示“随手拍”形式需要慎用。该微博称：在微博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中，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有人就此表示，除了对肖像权的尊重外，也指向行动本身存在的错误前提预设，即“乞讨儿童中相当部分是被人贩子拐卖”并不正确。     对此，报告还指出，微公益项目在成功运作后，应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或者与正式的公益慈善组织合作，推动微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康晓光认为，网络是微公益发起者和参与者可充分利用的一个极为高效的工具，然而网络却是一把双刃剑，要想利用好这把剑，微公益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专业性、透明度、公信力等。     未来     与政府及组织化公益良性互动     如果是社会保障、医药卫生、教育公平等这些影响深远的领域，本来就不应当是微公益的使命。     从“免费午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人们普遍认为，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免费午餐”是一个奇迹，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很多志愿者也表达了与政府及传统公益机构合作的愿望。华南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钱进曾发起“随手拍解决自行车出行障碍”活动，倡议公众通过拍照上传微博的形式，关注广州市机动车霸占自行车道、自行车乱停乱放等现象。他曾对媒体表示，希望用一年的时间，把“随手拍”建成一个市民和政府合作沟通的平台。     《报告》认为，微公益所做的事情被政府或者公益组织接手是可能的。但如果是社会保障、医药卫生、教育公平等这些影响深远的领域，本来就不应当是微公益的使命。     《报告》同时认为，政府需要为微公益建立规范机制和游戏规则，避免出现问题。“也许更理想的状态是这些微公益与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良性、频繁地交换信息，传递能量，优势互补，达成平衡。”康晓光说。     面对微公益的未来，康晓光坦言，还有大量的线下微公益存在着却没有被大家所关注和重视，而这部分往往也是主要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公益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是由其外部的政治环境、其他组织化公益的发展状况、社会舆论以及微公益本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的，网络技术不是决定微公益发展的唯一因素。”康晓光说。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1/28/content_19656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