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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湖南临湘，奥运冠军龚智超（右一）带领学生参加拔河比赛。晓陈摄     北京奥运会是分水岭，如今需要从“撒芝麻”向深度公益迈进     湖南省岳阳市再往北约40公里，虽是山路，但很平坦。到达临湘后，道路开始颠簸，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走半小时车程，路越来越窄，开始有老人赶着牛羊在泥土路上避让行车，孩子们花着脸和黄狗追逐。这是“2012乔丹快乐体育基金公益中国行”的最后一站——湖南省临湘市长塘镇长塘村。车在一所小楼前停下，长塘镇完全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趴在窗口欢呼。从11月1日起，这所学校更名为乔丹体育希望小学。     体育企业参与体育公益行为，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由体育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也不在少数。但不管形式怎么变化，保障公益内容落实到位，并能在实施过程中推广体育理念，这才是关键所在。     目前，国内体育公益主要由3种模式完成，首先是企业通过自身渠道，邀请品牌代言人进行公益活动，把活动定义为非营利性的，如很多体育俱乐部招收贫困地区的孩子从事运动项目等；其次，民间体育组织以热情为动力的公益行为，如闲暇时间教孩子踢球等；第三，由企业和NGO（非政府组织）搭配体育明星的模式，目前应用较为广泛，借助NGO提供的专业化公益服务理念，公益行为的效果会更有保障。     “一方面要求组织保障，即合作方靠谱，另一方面，基于全社会和企业的公共意识提升。”在体育营销专家张庆看来，目前国内的NGO鱼龙混杂，企业在找合作对象时，应当同有信誉、有保障的公益组织合作，因其具有相对透明的监督制度及成熟的层级组织保障。另外，有部分企业以公益为幌子进行自身推广，在公益上投资少，在活动宣传、广告上开销大。要使公益做到实处，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钱花在实处。     “每一个公益项目都由相关管理制度去实施保障，如建希望小学，要和当地政府、教育局、团委合作，采取报账制，由其提交一系列审查报告，我们审核验收合格后才进行拨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伙伴关系中心副部长冯敏慧表示，以青少年基金会为例的NGO，在公益链条中起到的是引导和保障作用，“邀请捐赠方通过到当地回访、抽查书面报告和与校长或学生进行通话，来了解捐助的落实，成为事后评估的主要方式，但回访机制还需加强。”     活动当天，奥运冠军龚智超出席了仪式，“我现在参加的公益活动一年不超过5次。”退役后的龚智超，现在是湖南省体彩中心副主任，相较其他没有进行职业转换的运动员，出席社会活动的几率少了很多，“平时会在微博上转发一些公益信息，但借助工作岗位，也能实现做公益的愿望。”     对于明星在公益活动中的必要性，张庆分析，确实存在把出席公益活动当成走过场的“命题作文”现象。但不可否认，体育明星是公益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示范作用，凭借对公众的影响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但今后除了明星的主观愿望外，还需要专业机构的合作，共同把好事办好。     “以前立项类似撒芝麻，着重覆盖面，但现在开始设立希望工程重点示范县，做有深度的公益。毕竟给了器材就不管了，这种帮助是短暂而有限的。我们正在加强后续的长期跟踪，争取实现长期效应。”冯敏慧表示，从体育公益在国内的发展脉络来看，北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从2006年起，已经有企业或体育组织参与到迎奥运的公益活动中，到了2008年，体育公益达到了高峰，而后奥运时代，参与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坚持做公益的企业和组织也不在少数，可如何使体育公益实现长效性的发展，也成为体育公益发展的瓶颈。     “助人要助心，无论是捐资方还是志愿者，不是给予者，而是引发者。”张庆解释说，实现长效机制，首先应改变意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捐赠方要改变“给了就完”，而受助方要改变“拿了就等”的心态，毕竟“公益的目的是通过社会的互相支持，激发出捐助对象自身的努力。捐赠方留下东西要有后续活动，如NBA在中国做公益，采取定点、长期、持续地改善受助对象。关键在增强理念的引领与沟通。”     目前，体育公益分为两方面，体育的生产、制造和营销企业创造收益，反哺社会，投入公益行为是其一；其二，体育本身，尤其是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发展本身就是体育公益内容，也能成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和投入的对象。而当下前者发展较好，后者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汽车、饮料和一些制造业等对于体育的关注还停留在大型赛事和高曝光的活动，对公益性活动的关注较少。很多公益组织生存困难，仅靠热情来维持。”     “除去山区体育公益设施的援建，城市中的民众同样需要体育场地，需要有人去带领、示范和组织；除去常规动作，体育明星周末去参与一场社区篮球也是公益的一种。”张庆表示，让更多企业把体育本身当公益来做，不能仅局限于跟体育有关的企业，还包括非体育企业，更包括政府。“政府在该领域有所缺失，比如税收政策和立法规定等都缺少举措。除去发挥体育总局的职能外，其他政府部门，如工商、税务、文化和教育等部门，都应对体育有清醒的认识。”

    中新网11月1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起，一股较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将现大风降温天气，局地降温将达14度。专家分析，这次冷空气将使包括京津在内的黄河以北地区整体入冬，其中北京今年11月初的最低气温将接近历史同期最低值，但是京城能否就此迎来今冬首场降雪仍存不确定性。     气象台发今冬首个寒潮预警 局地降温将达14度     在刚刚结束冷空气侵袭的中国北方，今日起，又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几天中国北方地区将出现大幅降温，局地降温将达14℃。     针对此次冷空气，中央气象台10月31日18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10月31日20时至11月2日20时，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大部、宁夏、青海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先后出现6～10℃降温，其中，新疆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14℃，局部地区可达14℃以上；上述大部地区并将先后出现5～7级偏北风，新疆山口地区风力可达8～10级。     “降温幅度在10℃以上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北部，最大降温幅度可能达到14℃。”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信欣表示，这次冷空气将主要影响北方地区，由于华北地区在10月底已经历一次较强冷空气，这次强冷空气将使黄河以北地区整体进入冬季。     信欣提醒，这次冷空气中，由于风力较大，农业中的大棚等设施农业，要注意加固。在出行方面，由于11月3日至4日会有大范围降水出现，在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北部、东北等地可能还会有降雪出现，所以出行时还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由于降温幅度较大，人们还需预防感冒等身体不适。     京津拉开“冬日大门” 京城今冬初雪仍存“悬念”     虽然今年的“立冬”节气是11月7日，但是进入10月中旬，连续来袭的冷空气已经让中国的北方地区感受到冬天急促而来的脚步，一些地区还在十月迎来了今冬的首场降雪。     根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预测，北京11月3日至7日期间将出现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低于5℃的情况。为此，北京市政府也决定将2012至2013年采暖季居民供热时间从以往的11月15日提前至11月3日24时。     “气象上的冬季，是指当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低于10℃时，就将第一天算作入冬的起点。这里的日平均气温的计算一般是选择每天的2时，8时，13时和20时四个时间点气温的平均值。”     信欣表示，从目前来看，华北地区已经处在秋冬交替阶段，京津地区已经开始入冬，“以北京为例10月30日北京的平均气温是8.5℃，因为随后有强冷空气跟进，可以说北京从10月30日这天已经正式开启冬天的大门。”信欣说，因为北京常年的入冬时间在10月28日，今年的入冬时间也比较正常。     信欣称，受这次强冷空气影响，北京在11月5日夜间和6日早晨最低气温可能达到零下3至4℃。“北京在11月初的气温，极端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的零下4.8℃，因此在此次冷空气中，北京今年11月初的最低气温将接近历史同期的最低值”。     此外根据气象预报，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本周末北京或将迎来雨雪天气。对于这次冷空气能否为北京带来今冬的首场降雪，信欣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     信欣分析，北京11月3日会率先出现降雨，当冷空气主体到来之后，气温快速下降，但是这个时候水汽的条件已经变差，这种情况下能否出现降雪就有了悬念。“如果北京3日白天的降水能坚持到夜间或4日凌晨，水汽在低温中就可能出现雨转雪的情况。但是现在来看，这种情况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1/01/18728856_0.shtml

    铁道部公益性运输亏损额度几何？     铁道部一位退休官员10月31日向本报记者表示，仅铁道部承担的涉农物资运输一项损失，去年就达600亿元左右。总体算起来，铁道部因为公益服务而遭受的损失一年估计在1000亿元以上。     此前，有媒体报道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去年铁路公益运输线路亏损700亿元。截至目前，铁道部官方尚未确认该数据。     有接近铁道部的铁路经济专家告诉本报，公益线路的损失核算很复杂，按不同口径，结果可能不同。     北京交通大学一位教授直言，应该请独立审计部门准确核算铁道部因公益服务而遭受的损失，将管理、经营不善、腐败等部门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剔除。     而有接近铁道部的专家向记者透露，财政部门的态度是铁道部作为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必须先将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划分清楚，其次才是补贴，“在讨论中，财政部此前的意向是只补给铁路系统的企业，不能补给职能部门”。     公益亏损或超千亿     前述铁路经济专家对本报表示，公益线路的损失核算，要看是按什么口径，具体核算起来比较复杂。     从运输服务来看，一般包括学生、军人的半价损失；另涉农物资运输时铁道部是低于成本价来核算的；至于领导人的专运服务、军事物资的运输，目前更无法准确核算。     从铁路线路口径来看，青藏铁路是最为明显的公益项目，自建设该铁路初，就已给它明确定性，要求给予财政补贴。     “但还有大量线路没有像青藏铁路那么明显，商业性和公益性混杂在一起，无法准确地进行核算。”该专家称，由于不知道报道所称700亿数据是在何种语境和口径下推算出来的，因此不好评价，不过如果全口径计算的话，估计公益亏损的数字会远远超过700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运输学院教授胡思继则称，无法准确核算铁路公益运输的损失，不过他介绍了一个可能的方法：即通过公益性运输周转量，在整个铁路运输周转量的比率来大致推算，“不过相关数据都掌握在铁道部运输局手里，一般学者手头没有，没法推算”。     与财政部门协商     铁路运输公益性的损失要补贴，这是铁道部一直以来的诉求。这一诉求目前已经得到了响应。     上述铁路经济专家介绍，目前铁道部正和财政部碰头协商，研究如何界定铁路运输服务和项目的公益性和商业性，以及如何对公益性服务和项目进行补贴。     2012年9月初的推进铁路建设座谈会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曾明确表示，铁道部目前正在与各有关部委磋商，力争尽快出台公益性铁路建设投入、公益性运输财政补贴等各项政策。     10月16日，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委员马凯在岳阳主持召开铁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时表示，要推进政企分开改革，同时要同步推进相关配套改革，研究建立铁路普遍服务的补贴机制，深化铁路运价改革。     “不过，目前此事仍处于研究讨论阶段，尚没有一套具体的办法出来。”上述专家介绍，财政部的态度是铁道部作为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必须先将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划分清楚，其次才是补贴，“在讨论中，财政部此前的意向是只补给铁路系统的企业，不能补给职能部门。”     在寻求财政部门给予补贴之前，铁路系统内部各铁路局之间实行的是交叉补贴，例如青藏公司亏多赢少，需要从其他盈利状况好的铁路局如太原局得到补贴，长期运送公益性物资的部门需要从盈利性部门中得到补贴。     这种路局之间、运输部门之间的相互补贴，使铁路系统的收支体系长期处于“大锅饭”状况，也一直无法调动路局创收补亏的积极性，“因为挣得多，盈利部分都被铁道部调配给亏损的路局，而亏损的路局，也想着可以坐收部里的补贴，而无动力去扭亏。”一位知情专家称。     北交大经管学院教授荣朝和表示，铁道部总是以公益性理由来为自己收支大锅饭体系辩护，从而一再推延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     补贴须严格核算     北交大经管学院教授赵坚认为，如果铁路公益服务补贴办法得以出台，一可以倒逼铁路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明确的补贴机制可以使铁道部吸引民资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市场主体进入铁路市场，最怕的就是无法核算成本收益，而无法核算的最大原因在于项目的公益性、商业性区分不清。市场主体本来奔着赚钱来，结果搞成了变相做公益，因此铁路投资领域一直被民资视为畏途。”赵说。     然而，也有论者担心在铁道部政企不分体制打破之前，先行出台补贴措施，可能会损害公众利益。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北交大教授称，铁路部门自己称因公益服务损失700亿甚至远超此数，这些数字是否真实可靠，有没有经过独立第三方的核算？即使确有那么大的损失，是否这些损失都该摊到公益头上？     该教授直言，铁道部自身存在管理不善、经营方式欠缺的情况；同时，薪酬体制不合理，有些铁路段长年收入能达四五十万元，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     “此外，铁路各种违规腐败现象，如媒体曝光的奢侈动车采购，几十万元成本的宣传片实际花费1850万元；一些大工程招标违规等等，这些腐败成本是否都被摊到所谓的公益服务造成的亏损头上？并不清楚。”     该教授认为补贴政策出台要有操作上的排序。     首先，应该请独立审计部门准确核算铁道部因公益服务而遭受的损失，将管理、经营不善、腐败等部门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剔除出去。     其次，在对真正由公益服务遭受的损失进行补贴时，也应考虑到铁路部门本身就是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国有部门，因此补贴也非全额，而应该按比率由纳税人和铁路部门共同承担。最后，在补贴时，应该由第三方审计部门独立核算，防止补贴金额落到不该补贴的领域。     学者胡思继甚至认为目前出台财政补贴铁路公益服务政策的时机过早。     “我认为应该把财政补贴铁路公益服务政策，纳入到铁路体制改革的总盘子去，而非先行出台。否则，铁道部内部体改糊涂账还没理清，又多来一笔账，将使铁路体制改革更加剪不断理还乱。”     然而，受访的诸位铁路专家均表示，目前尚无铁路体制改革的任何消息。“恐怕要等一些时候。”一位受访人士称。 来源：网易 原文地址：http://money.163.com/12/1101/01/8F6JEJ4R00253B0H.html?from=money

    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2011年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作为抽象概念的幸福，如何测量？各地根据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实践着不同的指标。随着经济发展，人的主观感受更加被重视是必然趋势。不过，追求“幸福”应注重实质内容，避免陷入空谈。专家认为，贫富差距、教育卫生资源分配等问题影响幸福感。     赞成     彰显民意至上     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当然，要想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起码在生活上有绝对的保障，而这应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而在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满足的同时，还需要在精神文化、社会公平等诸多层面得到惠及。如今，我们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将“幸福城市”列为施政目标，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民意至上的执政理念。     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这是每一位公众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不过，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的生活是否过得幸福，想必很多公众的心头都会五味杂陈。有的人尽管生活很富裕，却可能没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的人尽管家庭美满，事业顺心，却可能身体不够健康……因此，能否拥有幸福的生活，需要我们大家更多地努力，也需要我们理智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特别是国家推出的诸多利好政策，更是顺应民意、深得民心，可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并不代表着幸福指数的提升。而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来说，尽管近年来收入在增加，社会保障机制在不断健全，但仍有不少农民工面临着被拖欠工资、子女入学难、与爱人两地分居等困境……     我们坚信，随着各级政府纷纷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列为重中之重的民生工程，随着诸多利民惠民项目的“落地”，广大公众的“腰包”不仅会越来越鼓，同时，各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会日趋完善，这样一来，百姓的“幸福指数”自然会逐渐飙升。当然，公众在畅享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当学会妥善地调适自己的心态，如果自己心怀太多奢望，期望值过高，也容易让幸福打折！     陈国琴     关注民生应有之举     18个省市区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次以人为本的提升，将民生放在了应有的施政高度。     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对需要的满足。作为个体的人，会有不同的需要，既存在物质需要，也存在精神需要；既存在生存需要，也存在发展需要；既存在现实需要，也存在潜在需要，人追求幸福是无止境的，人是个多面体将各种层面的需要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集中于一身。然而，不管是哪个层面上的，人的需要都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否则社会就不可能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每一次满足都是暂时的，一个满足之后就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一次的满足都是一个新需要的开始。人的幸福就是无数个需要被满足构成的，社会幸福的发展就是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并再不断满足的过程。幸福是个体的人追求的终极意义，它最难以企及，只能一次一次地最大程度地全面接近，又引导社会无限追求而在发展中不断获得。同时幸福还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社会变量，在不同的时空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宜也不可能将其标准化指标化。     幸福是一道简单的题，说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生活中的些许感受体验它，解读它；但同时幸福也是一道极其复杂的题，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极丰富无穷无尽，几乎涵盖了所有感受层面，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毫无疑义地解答它。说它简单也好，说它复杂也好，但它就不是一个僵化的指标。     也许“幸福”永远是一道摆在诸多地方政府面前的考题，这道题全社会也永远都在求解的过程中，但这道题永远都解不完。     诸多地方政府，需要认真科学地细化各项工作，用又好又适宜的速度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并尽可能达到经济、精神、文化齐头并进，将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消除特权让所有人共享社会利益，做到了这个水平，老百姓就会感受到现阶段实实在在的幸福。     马进彪     提醒     是目标不是指标     “幸福”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自然是好事。也是责任政府、现代政府履行职能、为民服务的重要表现?？墒?，眼下来看，幸福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却并不必然一定是好事。一者，凡是成为政府政绩的东西，都有可能出现造假；二者，“被幸福”之事屡屡上演；三者，先弄清幸福的标准和来源，才能对症下药，没有“不幸福”，自然找不到解决问题之道?？匆豢唇┠昀垂俜焦嫉囊恍┦萦胱龅囊恍┦?，就会发现，官方对于幸福的理解与百姓对于幸福的理解具有天壤之别。官方对于幸福的理解，有的只涉及城市发展，有的只涉及城市建设，有的只涉及城市卫生，而很少涉及民生。相比较而言，百姓的幸福感则很具体：CPI是否仍然在高位运行？房价有没有下跌？上幼儿园还交不交赞助费？看病还需不需要排队？看小病会不会花大病的钱，看大病会不会花绝症的钱？云云。     因为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大有偏差，所以很难保证列入考核的幸福指数不出现问题：幸福或者被“拉闸限电”，或者在幸福的山坡上“刷绿漆”，或者大家伙幸福的窗台上强制种上红花绿草。因为有考核和指标，所以会有权力的应付，数据就会掺假，“被幸福”也就会出现。     本质问题在于，幸福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可能分数化、小数点化或指标化。虽然说“每个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却拥有不同的不幸”，但幸福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成为指标。一旦幸福成为官方公文上的数据，这就已经是一种不幸了。因此，避免“幸福施政”走向荒唐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要避免指标化。     幸福在哪里？答案并不难寻找。在笔者看来，幸福来源于民生，来源于政府对于公民的各种权利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个领域；幸福来源于种种惠民制度的实施，这需要权力俯下身子，临近大地，将政府收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公民福利；幸福来源于对“城市病”治愈，来源于农村建设的进步，来源于环境的改善；幸福来源于公众得到了权力的尊重，有了真正的尊严。因此，在考核幸福指数之前，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幸福，幸福来源于哪里？如其不然，考核幸福必然出现造假与作弊之事。     王传涛     更需具象考量     “幸福社会”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施政观念的转变，即由过去的片面追求政绩、GDP，转向改善民生、关注个体生活，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欣慰的进步。然而，“幸福社会”究竟是什么？我们拿什么来考量这一施政目标？恐怕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须知，幸福抽象如风，而痛苦则触手可及。     严格来说，幸福不是官方笼统的指标统计，比如健康、经济、家庭、职业等状况，或者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等方面，政策层面的幸福，不是生活中抽象的个人感受。建设“幸福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个体的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政绩的需要，或者让其流于口号，因此而言，抽象的“幸福社会”更需要具象的考量。     首先，在政策层面上，应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除了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内容，更要有对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等方面的评价标准；其次，“幸福社会”还应交由民众来评判，充分尊重民众的主观感受，比如以民众痛苦指数来反衬幸福指数。     必须看到，建设“幸福社会”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待，由于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仍存在各种不足，因此，要达到目标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感受的不断变化，“幸福社会”的建设将永无止境。就此而言，我们仍需要一套持续推进的机制，而不是短时的施政目标，更不能陷入政绩工程的窠臼。     禹海君     -三言两语     ●幸福城市，先有房子。                                   ——古哈     ●合肥前段时间不是刚排名最幸福城市第一的吗？评奖机构太多了，每个城市都有机会，不要着急。                                                                      ——戴书文     ●我目前居住在幸福感第二的城市里。我快乐吗？我真快乐。我好快乐。                                                               ——王妞妞     ●2012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出炉！珠海排13位，其实生活在珠海挺幸福的。                                                                              ——胡梓广     ●我觉得，幸福城市就是能让有向往幸福的人梦想成真。                                                                          ——关加炫     ●幸福城市的建设不能流于口号，多重视最普通大众的感受，如果连起码的幼儿教育都有问题，那幸福……                                                                                                   ——马力     ●去年与朋友在闲暇，朋友告诉我汕头被评为最有幸福感的城市，令我惊讶，本想辩驳，一念之间想想也是啊；这里的人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或许怨命，所以都认命。真洒脱？真超然？这也是幸福呵。                                                                                              ——泰鑫     ●作为抽象概念的幸福，如何测量？这是一个逃避、美化、自我安慰的词语。——刘柄忠     ●去超市买菜，韭菜、茄子、香蕉、橘子，四样东西付款才7.5元。其中四根大茄子才1.1元，真便宜！难怪合肥今年登上“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榜首。                                                                                ——钱亚雅     ●幸福真的很广，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收入等，但最根本的也是最基础的是生老病死，吃穿住行，然后再去谈文化和精神！                                                                                              ——程胜     ●幸福指数编制只能描述集体幸福，有时指数数据老百姓并不认账。                                                                     ——杨宜勇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0/31/18689760_0.shtml

    点睛     10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开选拔干部，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家发改委社会领域综合改革唯一试点的社会组织，其改革格外受到瞩目。     社会组织改革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措施之一，改革意义重大。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副部级单位，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它的改革“试水”也将对其他类似组织起到借鉴作用。     10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二次向社会公开选拔部分领导干部。     与第一次公选的4位中层干部相比，这次职位数量共12个，范围也更广，包括总会的部长、处长等核心岗位，还包括多个直属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组织宣传部部长”一岗，备受关注。不仅是部门正职，而且主管公共关系和红十字品牌管理。这个职位对饱受“郭美美”网络事件影响的红十字会来说，尤为重要。     这次人事公选，是红十字会9月末公布六大改革方面的其中一个，人力资源改革。     在持续一年的红十字会改革的争议中，“去行政化”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次对外招聘，也是红总会破除行政编制限制，增加实干人才的一个举措。     舆论倒逼     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信任危机；同时揭开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     去年6月，“郭美美炫富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拉向舆论漩涡。     “毫无公信力”、“劝捐积极但善款从不公开透明”……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些公众的质疑从红十字会蔓延到所有官办慈善机构，引发整个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信任?；?。     今年10月中旬，中国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回顾当时的?；彼担艿礁霰鹩呗垡?，部分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一度下降，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募捐工作。     据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当年6至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与同年3至5月的62.6亿元相比，降幅达86.6%。     另外，2011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28.67亿元，与2010年该系统接收67.29亿元社会捐赠相比，降幅近6成(57%)。     去年10月10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原副主任赵白鸽，当选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她一上任就表示，红会改革，增加透明度，重塑形象。     “舆论倒逼”，是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改革的直观感受。     同时，在很多学者和政策界人士看来，“郭美美事件”揭开了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     与之相应，遍布全国省、市、县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参公管理。     红会内部人士称，多年来，“参公管理”确实造成红会系统的“官僚化”倾向，组织缺乏活力，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核心业务，存在压力和动力不足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郭美美事件”让人们更加明白，慈善的体制和机制必须变革，不变革无路可走。     今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红十字会再次接受公众的检验。     然而，募捐仍不顺利。     北京一家企业号召员工向红十字会捐款，两天时间，只有几人捐款。尽管捐款绝对总额超过千万，但是绝大多数捐款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省市的红十字会。     对于7·21暴雨募捐，网络上甚至出现“捐你妹”这样的调侃。     “捐你妹”，体现出公众对整个“官办”慈善的信任崩塌。作为“官办慈善”的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如何重拾公众信任，成为改革路上最紧迫的任务。     “绝大多数怕改革”     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改革阻力很大，推进维艰。特别是“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今年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中国红十字会是法定机构，是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进一步提出各级政府应“着力推进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     国家《意见》的发布，意味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已经获得政府高层认可，即将启动全面改革进程。     而《意见》背后，是公众呼声、专家意见，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总会与地方红会，地方红会与当地政府之间长达10个月的“谈判”和博弈。     去年11月初，赵白鸽邀来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大、清华、北师大的20多位学者，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     身为课题组组长，杨团说，改革阻力很大，推进维艰。特别是“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杨团介绍，在红十字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     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是副部级社会组织外，各省、市、县、乡镇的红十字会，均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也就是“参公管理”。     课题组曾提出，从基层红十字会和行业红会开始，逐步与行政脱钩；剥离红十字会的日常慈善功能，将公募权转交基金会；红会的组织体系应是协同、垂直管理，既要保持地方红会的独立性，又要加强红总会对地方红会的治理和指导。     但这个改革方案，首先在红十字会内部，就引起很大争议。     业内人士甚至指出，改革是红十字总会“一头热”，地方红会的?；胁⒉磺俊?     9月份，红十字会计划先找8个省级红会做改革前的评估，然后从8个省里找试点。当时主要靠地方红会自己报名，而后来，主动报名接受诊断评估的省级红会寥寥。     最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运用公招和外聘等形式，公选干部。但多数地方红会仍未突破“编制”，长期以来“只能有多少人干多少活”。     另外，有地方红十字会虽也在探索扩充人员，但招聘的人员与编制人员之间采取“双轨制”管理，招聘人员的劳动合同需一年一签，工资、户口、加薪、未来晋升空间等问题，与在编人员有很大差别。     最终，“去行政化”，并未直接列入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任务中。     “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时间，更需要技巧”，杨团解释。即将开始的红十字改革，选择的是“曲线路径”和“双轨制”。     在最新一版改革方案中，财务上将政府拨款与捐赠收入分离，捐赠收入对公众公开；在人事上，加强志愿者建设和外聘无编制人员，降低体制内人员的份额，同时加强基层选举，弱化政府任命。     国际诊断     中国红十字会主动参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组织的组织能力评估，为改革“把脉”，结果暴露出中国红会几大问题     “去行政化”推不下去，只能绕道。     今年8月，中国红十字主动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组织能力评估，意图为改革提供诊断。     这种被称为OCAC(国家红会组织能力评估与认证程序)的评估(诊断)体系，主要内容是考察红十字会的生存能力、执行能力、发展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多达495个。     据赵白鸽介绍，评估结果暴露出中国红会存在四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红十字系统的治理结构不畅；二是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对志愿者的管理不畅；第四是宣传倡导不够。     这四大问题涉及中国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志愿者管理、信息化、人力资源、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问题。     赵白鸽说，评估中有一个题目：“红十字会对于代表最脆弱人群的意愿表达做得如何？”非常遗憾中国红十字会这条打的是“A”，属于比较差的那一档。     这些问题为改革提供了一些方向。     赵白鸽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未来有六大改革任务：调整战略定位，整顿治理结构，建立专业服务的人才队伍，邀请社会中立人参与对红十字工作的监督与评估，加强红十字会的财务管理和品牌管理。     其中，赵白鸽特别强调，红十字会要围绕紧急救援、应急救护和人道救助三大核心业务，做专业化公共服务和人道关怀平台。     引入社会监督也是改革的重点。赵白鸽说，引入社会监督，红十字会改革要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体系，把红会做的事情一件件准确地说出来。另一个是决策和评估体系当中必须真正寻找独立的人参与到这个机构，代表中立的观点进行评估。     破题社会组织改革     甚至包括工、青、妇这类的“政府”社会团体今后也需要改革。红会改革，是在为中国社会组织改革和慈善公益体制改革探路     今年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提交的2012年综合配套改革重点方案，其中，社会组织改革单列一条。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惟一的社会组织，入列国家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单位。     在国务院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发展扶持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     7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     “不接地气儿，是不少官办社会组织的通病。”红十字会总会有关负责人说，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不仅关系到自身的成败，也是中国社会组织改革的一次“投石问路”。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也表示，以往由政府承担的很多社会事务，要由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社会团体来承担。承接这些任务的社会组织也必须改革创新，加强能力建设。     与红十字会类似，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甚至包括工、青、妇这类的“政府”社会团体今后也需要改革。杨团认为，红会改革，是在为中国社会组织改革和慈善公益体制改革探路。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作为国家运行的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支点之一，社会领域的改革远远滞后，亟待发力并破题。“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既遵循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其改革，有着无可替代的示范意义”。     作为社会组织，这位负责人明显感觉到红十字会与政府机构的不同。他说，无论是在国家机关，还是在央企，都有一套固定的工作程序，比较严格的层级要求，但在红十字会内部，还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组织的灵活性。“社会组织要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如果有紧急重要的情况，每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都能够直接找到我们的会长或副会长。”     目前，赵白鸽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率队分赴全国各省，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红会反复沟通，遴选红十字配套改革的试点省份。     初步确定，首批试点的省级红会，将有4-5个，既有东部省份，也在考虑西部省份；试点若顺利，改革范围将逐步扩大。     至今，具体的改革步骤，仍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地方红会、地方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之间，反复地“磨”。     向政府收费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而红十字会只是参与竞争的“选手”之一，红十字会要继续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必须增强服务能力     国务院《意见》提出，“逐步增加对红十字事业的经费投入，建立并完善政府向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     显然，政府购买是针对所有社会组织，而红十字会只是接受遴选的“选手”之一，红十字会要继续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必须增强服务能力。     应急救护，目前是红会的三大核心业务之一。     而据数据显示，欧美国家，50%左右的公众掌握基本应急救护技能，在我国，这个比例低至不足1%。不少偏远城市、乡镇，群众接受急救培训的比例，更是低至零。     中国红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很了解国际上对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的通行“消费”方式，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募集社会资源，受训者个人支付一定的培训成本。     9月7日，他摊开双手，苦笑着说，在中国现实的舆论环境下，红会服务不收钱还被骂得要死，服务货币化改革何以推进？     北京红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数年前，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曾有一个成本价的收费标准，经物价局正式批准的。后来，红十字会应急培训中心成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收费标准也已废止。     兼任北京红十字会会长的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在今年7月的红会半年工作会上说，长期以来，红十字会接受财政拨款，工作人员列入公务员编制，被公众视为“官办慈善”的代表。“实际上，红十字会和委办局不一样，没权，也没钱，只有伤痛的心一片空白。”     丁向阳坦言，“虽然我们有中国国情，但红十字会要发展，就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红会组织像委办局，我觉得不对。”     8月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赵白鸽说中国红十字会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的“先烈”，几轮问题过后，“先烈”一词改成了“失败”。     红十字会内部人士说，上述语言的转换，是赵白鸽对改革前路的真实心态呈现。但她同时又说，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红十字会将“被淘汰”。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0/29/18633130_1.shtml

当代著名艺术家王益辉作品《都市·像素f003》120万被王兵（左）拍得     10月27日晚，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让爱前行”——2012爱佑慈善夜在北京JW万豪酒店举办。     慈善夜吸引了众多国内一线企业家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参加，其中，作为爱佑理事的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军、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云峰基金发起人主席虞峰、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春等出席并参与了晚宴的一些环节。     此外，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携程旅行网CEO范敏、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鲁伟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等著名企业家，以及时尚艺术人士《时尚芭莎主编》苏芒、雕塑家向京，共200多名嘉宾出席了活动。     新项目加速启动：引领中国慈善新模式     爱佑慈善夜一开始，爱佑理事长王兵与在场嘉宾一同回顾了爱佑成立后这8年的历程。2006年，爱佑与民政部合作设立了其第一个项目——“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6年时间，“爱佑童心”项目已成长为资助了遍及全国30多个省市的超过14,000余名贫困家庭的患儿接受手术治疗，拥有北京安贞医院等40家定点医院，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同类慈善项目。     而从2011年3月开始，在“爱佑童心”项目稳步发展，持续探索民间公益救助项目与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相结合的创新之路的同时，爱佑不断发力，先后成立了“爱佑天使”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3个新的慈善项目。     设立于2011年3月的“爱佑天使”项目在借鉴“爱佑童心”模式之上，尝试进行白血病这种治疗过程漫长的大病救助。目前，“爱佑天使”项目与北京儿童医院等8家医院签订了定点医院合作协议，并已成功资助白血病患儿300多名。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于2011年9月设立，其首家养护机构爱佑奥迪上海宝贝之家于今年6月1日在上海正式落成。爱佑奥迪上海宝贝之家的落成是爱佑将企业、政府及草根NGO三个渠道的结合、将企业家与民间慈善打通的成果。通过爱佑奥迪上海宝贝之家，每年将能为250至300名病患孤残孤儿提供专业的救助与养护。     今年6月刚刚设立的“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其首个项目中心——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于今年9月15日在深圳启动。“爱佑和康”项目是爱佑关注儿童康复领域的开始，也是以社会企业模式、产业化思维运营慈善项目的尝试。并且，依托这一项目，爱佑也将从以纯医疗救助项目、轻资产的运营模式，逐渐向拥有实体提供医疗康复服务转变。     8年来，爱佑共帮助了近15,000名病患孤贫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走向新生。而这加速运行的1年多以来，爱佑每一个新项目的启动和运行，都是对儿童救助领域和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更是慈善模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企业家精神护航：展现中国慈善新路径     作为一家由企业家发起成立的专业慈善基金会，爱佑聚集了王兵、曹国伟、冯仑、马云、史玉柱、沈国军、李彦宏、马化腾、柳传志等企业家中的精英及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投入巨额资金，也将自己成功的商业经验运用于基金会的运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在爱佑慈善夜的对话环节中，央视著名主持人赵普与王兵、马化腾、冯仑，以及慈善专家王振耀就“企业家的慈善路径”进行了深度探讨。一番关于“慈善”与“企业家精神”的心灵对话让在场的嘉宾对这两个词有了新的认识。     如何做适合中国国情的民间化、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模式的慈善事业？如何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转化到慈善事业中？如何以商业力量来运作慈善？这是聚集了众多企业家的爱佑目前最大的探索。     王兵认为，是爱佑8年坚持了6个关键点才完成了自身的成长和蜕变，这6个关键点也即爱佑方法论：良好的愿景和价值观、清晰的战略定位、优质可行的项目、多元的渠道与布局、专业化的人才，以及良好的品牌建设。与此同时，爱佑还拥有一系列完善的体系：类似公司的治理结构，重视组织竞争力，主动寻找并设计战略模式，精细化的项目管理方式，用IT技术实现流程闭环控制，提升了可控性和透明度，主动公开财务报表，并提供可复制的模式。     爱佑方法论与这一系列完善体系的运用，让爱佑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今天的成绩，而这正是这些具有慈善梦想与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新路径探寻上的一个有力尝试和最佳展现。 来源：凤凰网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0/28/18616813_0.shtml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何时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不会实行？如何确保公务员考试公开、公平、公正？在昨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就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针对近日专家提出为应对基金支付压力，应提高社保费率的建议，尹成基郑重说明，该制度不适合随意变更，如需调整也要统筹考虑各方面情况。 　　社保费率　若调整需统筹考虑 　　记者：针对以后可能较大的基金支付压力，部分专家认为应提高社保费率；还有专家提出要尽快降低社保费率，扩大社保参保面，促进居民消费，刺激就业。人社部在社保费率方面是否有调整的考虑？ 　　尹成基：社会保险的费率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各地严格实施的政策。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关系到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对于这样一项政策的调整，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论证才能够实施。对于专家提出的提高费率和降低费率的建议，这是专家个人意见，从某一个角度来提出这样的建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来讲，要统筹考虑各方面情况。 　　对于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的基金平衡问题，国家已经着手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如辽宁开展坐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就是要把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下来，实现我们国家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要求。 　　公务员热　逐年升但增加不多 　　记者：您怎么看这几年来公务员的考试越来越热的问题？ 　　尹成基：公务员的考录，坚持“凡进必考”的机制。为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主要是加强政策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公务员招录的各个环节，考录有了制度的保障，公平性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同时也加强考录工作的科学化建设，加强考录的基础工作，加强考官、考录人员、面试、阅卷专家队伍建设。另外，虽然考生作弊或者考录人员舞弊的个案较少，但人社部门对这方面情况采取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就严肃依法依规查处一起。 　　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可以考验个人能力、实现自身价值。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总体上报考的人数还是比较稳定，呈逐步、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也不是说增加得很多。 　　雇学生工　近几年已很少发生 　　记者：最近包括富士康在内又有企业查出使用年仅14岁的学生工，是否有措施加大监察力度？ 　　尹成基：我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使用“童工”，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也非常大，发现这样的问题要对用人单位给予重罚，滥用“学生工”这种情况是坚决杜绝的。总体上看，这方面的情况近几年是很少发生的，用人单位和学校普遍能够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 　　延迟退休　听取意见稳慎推进 　　记者：有专家认为我国延迟退休还处在讨论和酝酿的阶段，10年之内不可能推进实施？ 　　尹成基：人社部高度重视，也都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但这项政策关系到我国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情况、总体就业状况、职工和居民收入状况等，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选择政策实施的时机。 　　从国际上看，各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都是采取逐步延迟的具体操作的步骤。人社部将对退休年龄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论证。人社部也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在决策中充分采纳各方意见，稳慎推进。 　　就业形势　完成全年目标114% 　　记者：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如何？ 　　尹成基：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11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完成432万人，完成全年500万人目标的86%。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5万人，完成全年120万人目标的113%。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二季度末持平。 　　本报记者赵鹏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10/26/c_123873058.htm

    国庆长假期间，凭借 “微博打拐”、“免费午餐”、“最美白血病患者鲁若晴救助”等事件成为意见领袖的薛蛮子遭到刘仰、八分斋等人的“扒皮”。刘仰等指责薛蛮子在使用微博推动公益、募集基金时，往往将公益项目与自己投资的商业项目相勾连，有借慈善公益之名牟取个人利益之嫌。“打通公益与商业链条”成为薛蛮子的主要“罪状”。 　　薛蛮子“打通商业和公益”的具体事实尚存争议，单从民众对“打通公益与商业链条”的反感来看，这反映了目前对公益的一种误解：人们盲目痛恨“公益”和“私利”间的混淆，而不思考其间可能的合理合作模式；对公益有洁癖，期待做慈善的都是特蕾莎修女那样舍身忘我的圣人。 　　国人对“公益”的洁癖与我国福利体系在历史上长期由政府公办有关。在公办福利体系下，民众期待政府的公益动机和目标是纯粹的，容不得私利。但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商业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各怀利益诉求的商业企业做慈善往往是要获得间接利益，如声誉和形象，这并不符合公众的传统预期。于是，“洁癖”就产生了。 　　“倒薛”者以比尔·盖茨等捐出大量财产成立基金会的欧美“慈善名流”为正面例子，殊不知，欧美公益事业的特征之一，恰恰是有一套较成熟的商业与公益的合作体系——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政策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和欧美的资本主义路线导致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及企业主体的活跃有关。 　　欧美国家政策中，捐资公益事业和上税间的替代关系是促进企业资本进入公益领域的一个动力。公益和商业合作的形式还包括：公益组织内部管理企业化，向受益人提供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接受政府采购服务并获得对价，进行商业投资，与商业合作伙伴从事公益和商业活动。 　　如果一味排斥与公益和商业间的连通、合作，将减少中国公益事业可资利用的资源总量，同时减少对有益公益模式的探索。 　　其实，公益事业最重要的是在结果上有利于提升或维护公众利益，在程序上注意合法性并排除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损害。只有在宽容多元公益动机的前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聚集各方力量，做真正需要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市场中的商业企业也有塑造自己形象、提高自身声望的需求。通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投入公益事业来满足这种需求，是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商业和公益的交流沟通是必然且必要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批判“打通商业和公益链条”的思路，而是探索联通二者的适当途径，进而规范商业与公益合作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在公益与商业的合作中，要特别注意界限问题：不能让商业活动危及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削弱公益组织的宗旨和目标；不能对剩余的经费或利益进行再分配，反对利益私人化；在公益组织投资方面注意风险控制；同时也要注意不给商业企业带来不正当竞争。 　　那些对薛蛮子的作为有质疑的网友不妨从上述角度更理性地思考，薛的“公益模式”是否在结果上危害了公益目标的实现、在过程上有不当之处。若真有所发现和总结，将是对中国公益实践的有益一课。(程曼祺)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10/24/c_1238628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