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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在乎什么？     老人回答     年龄大了，     不希望活着     受访的80岁天津老人。     80岁老奶奶说，最希望的是儿女常回家看看     央视女记者说，当时不想提问，只想抱抱她     昨日，继“你幸福吗”民生采访之后，央视新闻中心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推出年度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2我的父亲母亲”，记者分赴全国各地采访老人，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想法。     而这次采访，没有“你幸福吗”的采访那样轻松，也没有涌现“我姓曾”、“队被人插了”等神一样的回复，却出现了悲凉的、让儿女们汗颜的回复———不希望活着。     “从儿女身上感觉不到温暖”     央视记者在北京采访一位71岁的老人和他从天津来探望的80岁姐姐时，问现在最在乎什么？那位看起来很硬朗的80岁老奶奶称，年龄大了，不希望活着。     记者沉默了一阵，问原因，这位老奶奶说现在的孩子不像从前的孩子，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到温暖。老奶奶停顿了一会儿，对记者说，你们也是年轻人，所以希望你们多回家看看。     记者说，我们也不常回家。老奶奶长叹一口气，说：“恨不得快死！死倒不怕。”老奶奶接着又说：“现在有话没地儿说去！”     据老奶奶介绍，她有三个女儿都住在天津。当记者问希望女儿们为她做点什么，她回答：“什么也甭做，就回家看看，多交流交流。嗨……现在有话没地儿说去！”     老人“希望”：你们还年轻，常回家     老奶奶反问记者“你结婚没？”记者回答：“没有。”老奶奶说：“结婚就有区别。”     老人的弟弟感慨地说：“就是从咱们这一代惯的，下一代更惯，我们的子女更惯孩子。”     希望儿女们为自己做点什么？老人的弟弟说，“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就跟你种花似的，你种出来什么样，它出来就是什么花，现在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它已经是那样了，你希望那是你的希望，他心里要是没有你，他永远没有你。”     最后，老奶奶向记者提出了她的“希望”，“希望你们还年轻，常回家看看爹妈，不要求别的，什么钱不钱的，给他们点儿温暖……老了，没地儿说话去。”     央视记者：当时我只想抱抱她     昨日，采访两位老人的CCTV新闻中心地方部记者刘超谈及当时的情况，在微博上说：“当时就不想提问了，只想抱抱她。”     刘超说：“三天的采访，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那位80岁奶奶。气质眼神都不一般。可还没聊两句，奶奶就很激动，连说‘不想活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当时就不想提问了，只想抱抱她，安慰她不要伤心。光鲜的外表，坚强的面容，却掩盖着被最亲近的女儿戳伤的心。”     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刘超感慨地说：“几乎每天都给妈打电话，有事没事闲聊会。这几天忙也没顾上，妈也没打来，这好像已经成为我们间的默契。”     “今早节目播了，没提前给她说，可还是跟以前一样，刚播完就接到电话：‘人家让你常回家看看呢，你怎么不回来。’哎，不敢想她每天守在电视前，就为能在电视上近近却又远远地看见我，我永远也还不上这笔债。”刘超说。汤皓 整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0/22/18429344_0.shtml

    10月8日，星期一，5时10分左右，17岁的谢宇慧像往常一样醒来，开火、做饭。她的父亲谢广军躺在床上，等着女儿喂饭、清理个人卫生。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谢广军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高位截瘫。谢宇慧独自一人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求学读书，至今已5年。     5年来，她选择了坚强和乐观，旁人眼中的苦难，在谢宇慧看来，“是生活对自己人生的一次考验”。     “父亲在，这个家就没有散”     “带着父亲考上理想的大学，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以回报社会。”新学期开学不久，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一(18)班班主任闻刘伟在《高一学生基本情况登记表》中发现，一个名叫谢宇慧的学生在备注信息里这样写下了自己的愿望，闻刘伟隐约感到了有点儿不对劲，“当时没太在意，就这么过去了。”     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闻刘伟发现，每天谢宇慧总是在上课前几分钟一路小跑，匆匆忙忙进教室，顾不得休息片刻便迅速打开课本开始学习。     出于关心，闻刘伟把谢宇慧叫到了办公室谈心，这才了解到，谢宇慧一家是郸城县汲水乡郝庄行政村仵庄村人，2004年，父亲谢广军外出打工，在山东德州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作时，意外从脚手架上摔下，腰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自此造成高位截瘫。包工头把谢广军拉到了医院赔偿了两万元，看到谢广军病情稍稍稳定后，就一走了之了。从那时起，谢广军的日子就只能在病床上度过了。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倒了，当时谢宇慧年仅9岁，她还有一个12岁的哥哥谢富乾。     不幸接连降临。2005年，谢宇慧的母亲又被查出患有肺癌，身体每况愈下。又要上学，又要照顾卧病在床的两个亲人，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兄妹俩肩上。2007年4月，母亲撒手人寰，兄妹俩一下子觉得天塌了，抱头痛哭。     “父亲在，这个家就没有散，我不能再失去父亲。我一定要照顾好他。”谢宇慧说。此时，在郝庄小学读五年级的谢宇慧年仅12岁。哥哥由于在离家较远的汲水二中读书，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升入初三之后，学习更加紧张，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照顾父亲的重担，早早地落到了这个小女孩儿的身上。     “起初我连馒头都不会做，菜就更不会炒了，每天的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谢宇慧说，“我只能一点一点学着做。”     “将来如若会飞，那是因为太多的爱托举着我”     “母亲因病去世后，村两委班子号召全村老少给我们捐钱捐物，还为我们办了低保。当时，三口人每季度共540元的低保成了我家仅有的经济来源。”谢宇慧回忆说。     “多亏了好心人，我和哥哥才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一路走来！”提起那些好心人，谢宇慧抑制不住心中的感动。     谢宇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008年8月，哥哥考上了郸城一高，到县城去读书；2009年9月，自己升学进入离村子10里路远的汲水一中读初一。当时，为了不影响谢宇慧的学习生活，同时便于照顾父亲，汲水乡党委书记孙光远和乡长罗明党特意让人给谢宇慧和父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每年的房租由乡政府承担。谢宇慧初一所在班的班主任吕俊奎获知了谢宇慧的家庭情况后，垫钱给她买了书报资料。2010年9月，初二班主任于大海同样为谢宇慧花钱买了学习资料。     2011年8月，谢富乾考入大连民族学院，离家更远了。今年8月，谢宇慧也考入离家更远的郸城一高，带着父亲求学，成为她唯一的选择。汲水乡同样又帮谢宇慧和她父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每年的房租仍由乡政府承担。     考上了高中，学习更紧张了。谢宇慧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做饭，伺候父亲吃完饭收拾好家务就快6点了，然后匆匆忙忙赶去学校。中午和晚上也都要回家给父亲做饭、喂饭。给爸爸按摩、洗衣服、打扫卫生，都是她的日常“工作”。     今年9月，刚入学不久，郸城一高学校办公室的王雪涛也得知谢宇慧带父求学的事情。9月9日，王老师将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了校长刘成章。     9月10日，刘成章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带着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到谢宇慧在县城租住的家中，当场表示免除其高中三年学费。刘成章还以个人名义向谢宇慧捐款500元，安排有关人员为谢宇慧申请助学金，并为她办理了一张每月充值300元的饭卡。当天，郸城一高红十字会向谢宇慧捐款500元，郸城一高爱心基金会也捐款2000元。     “我当时很惊讶！”刘成章对记者说，真的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儿这么多年来能带着瘫痪的父亲求学，乐观勇敢地面对困难，“着实让人感动”。     “现在一些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遇到一点点挫折就放弃退让。谢宇慧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刘成章说。     当更多的人知道了坚强女孩儿谢宇慧的事情后，更多的关心陆续向她涌来。     9月12日，郸城县教体局人事股股长张卫华带着妻子和孩子，拿着一些生活必需品，来看望卧病在床的谢广军。     9月22日，洛阳市助学济困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带着米、面、油和牛奶来到了谢宇慧家中，还送去1000元的慰问金。     “将来如若会飞，那是因为世间有那么多的爱，在默默地托举着我。”谢宇慧说，所有好心人的点滴恩惠，都将深深刻在她的心里。自从家里出事以后，好心人给她家的帮助，她都一一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如今已经快记满一本了。     “苦难不再是苦难”     9月23日，农历八月初八，恰是谢宇慧17岁的生日。因为家庭的变故和生活的窘境，过生日对于她来说，早已是一种奢望。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天下午，闻刘伟和班上5名同学带着生日蛋糕和两双新鞋，来到了谢宇慧和她父亲的住处。     “祝你生日快乐！”给谢宇慧过生日的师生，一下子站满了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屋子。闻刘伟将200元塞在谢宇慧的手中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老师说。”     “刚强、奋进、刻苦、孝顺”，这是班长裴文杰对谢宇慧的评价。对于谢宇慧的乐于助人，同学刘丹丹一直记着：“前几天正赶上周练，我的数学一直跟不上，小谢就把自己的笔记整理之后借给我看。”     谢广军躺在病床上，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把头扭在枕头的一边，不住地用手擦去眼角的眼泪。“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今天这么多人给小谢过生日！希望女儿健康成长，不管以后能力是大是小，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管有钱没钱，一定要走正道，要回报这些好心人。”     谢广军说，有一次，谢宇慧到超市买东西，回来路上发现多找了20元。谢宇慧想也没想就跑回去把钱还给了收银员。回来以后，谢宇慧“委屈”地对父亲说，那个人都不说一声谢谢。谢广军就开导她：“孩子啊，你把钱送回去这就对了。咱做了应该做的事儿，咱心里踏实。虽然咱家缺钱，不管人家谢没谢，不是咱的钱咱就不能要。”     在当天晚上的班级每周总结会上，同学们再次为谢宇慧送上了生日祝福。     “这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生日了！我的过去或许是苦难的日程表，但是我相信，我的坚强、我的自信和大家对我的关怀照顾，一定可以使我战胜苦难！”在讲台上，谢宇慧面对全班说，“因为有大家，我的苦难不再是苦难，那是生活对我人生的一次考验，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谢谢你们！”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10/22/18429312_0.shtml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世宁报道：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位列全球富豪榜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8 日上午，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访华团与中山大学举行的“中美慈善高端对话———慈善传统与家族慈善”座谈会上， 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介绍了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慈善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理查德·洛克菲勒介绍说，有人认为做慈善把钱送出去会带来家族矛盾， 但慈善却把我们家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理查德解释说，大量财富的积累往往带来的是伤害与痛苦，而做慈善则能消灭痛苦，带来平和的欢乐。 　　在座谈会上，洛克菲勒家族还饶有兴趣地了解了中国慈善传统及广东地区家族慈善情况，羊城晚报社副总编辑陈心宇介绍了广东本土企业家、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的慈善故事，杨国强少年家境贫寒， 因政府的7 元助学金得以完成学业。 　　1997 年他委托羊城晚报社代管成立了仲明助学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杨国强及碧桂园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各类捐款投入累计逾16 亿元。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建民指出，中国目前的慈善多数仍在沿用传统方式，21 世纪应勇于学习借鉴美国的先进理念。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成立于1940 年，从2006 年开始， 多次支持中山大学的研究工作。 来源：羊城晚报 原文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12-10-19/093525392798.shtml

    昨日，卫生部在京发布《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报告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       先心病、唇腭裂等高发       据了解，出生缺陷病种繁多，目前已知的至少有8000-10000种，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唇裂伴或不伴腭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脑积水等10类疾病是我国围产儿前10位的高发畸形。       报告指出，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约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   　缺陷渐成儿童死亡主因       同时，出生缺陷不但是造成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日渐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全国婴儿死因中的构成比顺位由2000年的第4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2位，达到19.1%.同时，出生缺陷还加重了因治疗、残疾或死亡导致的疾病负担。       卫生部妇社司副司长秦怀金表示，下一步，出生缺陷将纳入政府规划。国家加大了对出生缺陷防治的经费投入，全面推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自今年开始，新农合逐步将血友病、唇腭裂等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试点范围。       报告指出，各级政府应逐步将出生缺陷患儿的治疗和康复纳入基本医疗保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出生缺陷防治。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209/146345.aspx

    地球正面临着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据上周最新发布的联合国全球饥饿报告，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全球有近8.7亿人，即每8人就有1人处于慢性营养不良状态。 　　然而，在为人类生产的粮食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食物在生产和食用的过程中被浪费掉。在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储存和运输条件，农民们处于贫困状态，收成也每况愈下;而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富裕的大城市，超市和消费者却浪费了堆积成山的食物。据乐施会《粮食改革》报告统计，每年发达国家所丢弃的食物总量差不多等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粮食生产总量。 　　为什么浪费食物很糟糕? 　　与我们浪费食物情况产生强烈对比的是，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全球有近8.7亿人，即每8人就有1人处于慢性营养不良状态，这个数据来自上周最新发布的联合国全球饥饿报告。报告更显示，全球有20亿人处于联合国所定义的微量元素营养不良状态。这些饥饿的人群大部分生活在亚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而其中大部分是小农。营养不良减缓了人们身体和智力的正常发展，容易引起疾病。乐施会的研究显示，2011年的粮食危机导致人们被迫改变饮食习惯，出售生产资源，产生债务，让孩子辍学，提早结婚，并迁移到有食物的地方生活。 　　其实，这个世界生产出了足够的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却无法到达贫困的人群手中。据统计，每公斤牛肉在生产过程将耗费15000升的水，而每公斤鸡肉的生产也将耗费6平方米的土地。在我们扔掉食物的同时，我们还扔掉了大量新鲜的水资源和土地。而这些被浪费的资源本可以用来养活更多的人。目前的粮食生产过程中，人们也过度使用农药而导致腐蚀土地，过度砍伐和污染，不可持续的使用土地和水资源。到了 2050年，地球上将有90亿人，我们将如何养活所有人呢? 　　据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武维华统计，仅中国，在餐饮业的浪费中，我们每年至少倒掉了约2 亿人一年的口粮。 如果加上家庭和工作单位中的浪费，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大约可养活2. 5到3亿人口。以北京为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2000万人口，每天产生2.3万吨垃圾，其中约60%为食物垃圾。 　　这些被丢掉的食物最终将被焚烧或堆填，这两种方式都会产生温室气体。垃圾堆填产生甲烷，而甲烷对气候变化的危害是汽车、飞机和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5倍。气候变化又会导致全球粮食安全的下降，引起粮价的上升。据报道，全国众多城市正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北京，南京， 广州等城市的主要垃圾填埋场近年内都将达到饱和状态。 　　1个苹果与52亿个苹果的故事 　　没有人会喜欢把食物丢掉，但生活如此繁忙，加上有时难以讨好要求多多的家人，我们似乎都难以避免丢弃食物。虽然在购买食物时我们都没有想过要把食物丢掉，但最终有不少食物却没有被吃掉。举个例子，在巴西、印度、西班牙、菲律宾、英国及美国这6个国家，每6个售出的新鲜苹果中，就有1个最终被丢进垃圾桶。 　　假如我们只由苹果做起，踏出一步以确保我们所买的食物都会被吃掉，那又会怎样? 　　我们可以确保以最适合的方法储存苹果，在再买苹果前先看一下家里已经有多少，同时按购买的先后次序食用，以确保所有苹果都不会被浪费。这样，单单是这6个国家中的城市家庭，我们每年就可以省回52亿个苹果。如果把这些苹果排起来，足以环绕地球9次。相反的，如果这些苹果被浪费，苹果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燃烧了1000万桶石油。 　　我们可做的，就是从不浪费一个苹果开始。 来源：华声在线 原文地址：http://gongyi.sohu.com/20121016/n354984640.shtml

    特别的想家、想爷爷奶奶、想小朋友、想家乡的味道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都林一小，专程从北京来此给农民工子女开讲座的著名心理专家陆晓娅向孩子们发问： 　　“离开家乡来乌拉浩特读书的孩子请举手。”台下的孩子全部举起了手。 　　“刚来的时候特别想家的孩子请举手。”台下的孩子全部举起了手。 　　这些听讲座的学生中，有一半的孩子来自乌兰浩特市以外的地方，如吉林、黑龙江等；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小时候就离开了父母。有的甚至5岁就离开爸爸妈妈，现在自己一个人在都林一小读书。 　　陆晓娅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度过那段孤独的想家的日子？” 　　这是一个触动孩子们内心深处却很少有人关注的话题，孩子们的话闸一下打开了：“想家的时候我就想哭，但不想让同学看到，怕被别人笑话，就去厕所里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想家，我会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那时我特别特别的想家、想爷爷奶奶、想小朋友、想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我就找同学和朋友诉说，跟他们聊天，聊家乡的生活”；“想家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学会坚强，克服困难，咬牙挺过来，并用笔在胳膊上写‘坚强’两个字”；“想家的时候，我就想让自己疼，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打自己”；“想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些开心的事，不让自己陷在其中”；“想家的时候，我就想，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离开父母就是为了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接下来，陆晓娅又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离开父母来此读书，你们学会了什么？”这个问题让孩子们一下子开心起来，纷纷回答：“学会叠被子。刚来时，不会叠被子，是老师和同学帮忙并教会的”；“学会了坚强，坚强能让什么事都过去”；“学会做很多事情，学会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在与陆晓娅短短的交流中，孩子们突然发现，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并不完全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原来也有收获。 　　陆晓娅告诉孩子们：“‘自立’是不会跑掉的。学会自理和自立的孩子，长大后要比依靠父母的孩子成熟、坚强许多，学会面对更多的困难，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都林一小400多名学生中，有100多名外来务工子女在课后托管班。这些托管班都是由私人创办的，许多外来务工者没有时间管孩子，就将孩子交给托管班，托管一周，每月400～500元，由托管班的人每天去学校接孩子，管吃管住，并辅导他们做作业。 　　学校大队辅导员丁群说：“流动儿童和常常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不一样，心理上很依赖老师，内心常常有无助感，有很多担心，不自信，他们需要老师更多的关心。在日常的教育中，对流动儿童的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自立教育。” 被书滋养，即使是打工者的子女，未来也是不一样的 　　作为“红云图书室·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的志愿者，陆晓娅给孩子们带来的讲座是《书里书外世界，今日明日人生》。 　　4年级的海悦（化名）对这个讲座充满兴趣。 　　海悦4岁就和父母离开了家乡，“因为爸爸妈妈不想种地，种地没有出来打工的钱多”。他们去海拉尔市，也去草原放过羊。爸爸妈妈还在建筑工地做过泥工，一天100元，不去就没钱。虽然生活漂泊，但幼小的海悦却从来都不觉得苦，“因为一家人在一起是很幸福的”。 　　然而，这个幸福却在2011年戛然而止，来乌兰浩特后，妈妈因宫颈癌去世了。海悦将《寄给妈妈的一封信》写成了一篇作文，作文让老师泪流满面，学校大队辅导员丁群开始关注这个脸盘圆圆的小女孩。 　　她发现，虽然失去了妈妈，虽然住在课后托管班，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但海悦一点都不脆弱，是个“阳光女孩”。 　　“当我伤心、孤独和想家的时候，我就看书，走进书里就忘了烦恼。”海悦说：“小时候我不爱看书，但爸爸严格要求我看书，因为读书可以增长我的知识。” 　　为鼓励女儿读书，海悦上一年级时，爸爸就给她买了一大堆书，有时也给女儿念故事书。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爸爸，常常有不认识的字，“此时他就让我去查字典，于是我在查字典中学会了这个字。”海悦说：“我最喜欢的书是‘杨红樱系列’，杨红樱的书很幽默，人物活灵活现，很多同学都喜欢。” 　　海悦一周可以看两三本书，有时晚上在被子里用电筒照着偷偷看，“感兴趣的书一天就看完了”。爸爸甚至要求她看《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经》、《论语》，“要看注解才看得懂。爸爸会考我，问我书读得怎么样，问我哪些话是哪些古人说的。如果答不出来，他就会骂我。”海悦说，其实她现在最想要的书是《脑筋急转弯大全》，“很贵，爸爸带我去买了几次都没买到。” 　　她对爸爸的严格要求并没有埋怨。“读书对我的好处是不会再写错别字，而且增长了知识。比如我在书里知道了船为什么是流线型的。” 　　海悦3年级时从海拉尔转学到乌兰浩特，她觉得自己更喜欢都林一小，“因为这里的老师更亲切”。 　　她和爸爸在加油站旁边租了两间不大的房子，爸爸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周一至周五，她住在课后托管班，周六早上回家。 　　“我常常会想爸爸，孤独或想爸爸的时候就去话吧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难过的事，比如考试没考好什么的，爸爸有时理解有时不理解。”海悦说：“有时我很想回老家，因为家乡很亲切，城市太大了。” 　　海悦的爸爸偶尔会到学校来，在丁群老师看来，这个48岁、个子矮小的男人，显得有些苍老。丁群问海悦：“你觉得爸爸苦吗？” 　　海悦说：“爸爸不是苦，是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工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又脏又累，满脸都是灰，还要自己煮饭，周末也不休息。但爸爸从没说过他苦，他总是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大人的事情不要管。” 　　海悦认真地在纸上写下她的愿望：“爸爸身体健康，我能考上大学。” 　　她说：“考上大学就有渊博的知识，就能找到好的工作，让爸爸享受老年生活，让爸爸更幸福。” 　　她深深地记住了陆晓娅老师说的话：“如果你的心从小被书滋养，即使你是打工者的子女，你的未来也是不一样的。”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10/15/c_123821565_2.htm

　　本报讯（记者李秋萌）昨天，记者获悉，社会组织“缺钱又缺人”的窘境，将在北京率先得到改观。昨天，由政府出资，为蓝天救援队、抗癌乐园等社会组织招聘的12名社会工作者，正式与市红十字会签约，分赴各岗位。 　　政府买单招聘社工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是北京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一种探索和实践。针对民间社会组织“人财两缺”的难题，探索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招聘社会工作者。北京市社工委社会组织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政府购买岗位、服务，分别缓解社会组织“缺人”“缺钱”的窘境。 　　今年，全市预计为16家枢纽型社会组织招聘200人，首批受益的社会组织包括市红会下属的蓝天救援队、抗癌乐园等8个社会组织。 　　每个岗位补贴5万 　　据了解，签约的社会工作者合同期1年，每个社工岗位由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补贴（含五险一金、税费及管理费），每年5万元。上述负责人表示，具体5万元如何分配使用，不同岗位间是否统一薪酬标准，是否会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等问题市社工委并不做统一要求，视不同社会组织的情况自定。 　　各社会组织和相关用工单位每个用工周期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两次集中考核，主要依据每个用工周期初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和阶段性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全面考核社工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考核优秀的及工作中创造出先进经验并在全市或全国推广的，下一用工周期优先录用。 　　>>记者追访 　　试点推广还需看情况 　　“原来觉得我们是没娘的孩子，人少，也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这次分给我们两个人，现在要抓好这个机会”，北京保护健康协会会长张熙增称，2个月前，社工委领导等5名工作人员到会内了解工作，得知人手“严重紧张”后，便给了两个岗位名额。张熙增表示，社会工作者的加入使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会帮助政府把做不过来的工作做得更好。 　　“缺人又缺钱”是全国社会组织的“通病”，昨天，市社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中聘用社会工作者试点的第一年，在全国来说也是迈出了第一步，今后如何推广要视试点情况而定。 　　>>名词解释 　　枢纽型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联合型组织，由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负责在本领域社会组织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的工作；在业务上发挥引领聚合作用；在日常服务管理上发挥平台作用，负责提供日常服务管理，促进本领域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10/12/c_123813259.htm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2012年7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支持下，每月组织公益性学术讲坛——“新民教育讲坛”，邀请关心教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大教育”视角，审视、探讨、建言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教育。旨在通过这一公益性、开放性活动，致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各界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的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发展、观察及研究的思路和途径。 　　以下是新民教育讲坛2009年第三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徐永光的精彩演讲。 　  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需要第三条道路。 　  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教育的性质分为公办和私立两种。国际上对“私立”之“私”的理解是指对立于国家的，民间的非盈利的性质。教育在中国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另一类是民办学校，或者叫私立学校。中国的私立学校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是私人投资并且要营利的，是市场行为。因此，中国的教育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要么政府化，要么市场化，或者说是“极端政府化加极端市场化”。没有第三条道路，缺少公益性学校，即公益的、非盈利的、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 　　现在，只存在两条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道路，公立学校和私立的民办学校。我认为，求解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出路。 　　现在南都基金会资助建立民办的非盈利学校——新公民学校，就是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三条路的尝试。 　　一．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背景 　　（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越来越大，且出现家庭迁移的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外来务工的农民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居民，而且出现了家庭式迁移的趋势。我们很难给这些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口一个恰当的称谓，到现在他们还是被称为“农民工”，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完全不是农民了，他们在城市定居，应该是城市新移民。 　　一些研究数据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在2030年要达到3.5亿。最近一个数字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分为三个板块： 5亿城市人口，5亿农村人口，5亿流动人口。人口的流动、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 　　（二）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读书难，被社会边缘化。 　　农民工进城以后，其子女分为两类——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名称。现在流动儿童接近两千万，他们随着父母四处漂泊，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有1100多万。公布的数字表明，留守儿童有5800万。现在这两个部分农民工子女合起来将近8千万，到2030年流动的孩子们会有多少这很难预计。留守儿童的境况很困难，家庭教育和亲情的缺失是很严重的问题。流动儿童读书难，而实际上留守儿童读书难的问题更加严重。留守儿童是因为没有进城读书的条件而不得不留守在家乡。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里讲到：“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家庭伦理。而在今天的中国，家庭伦理被颠覆了。对家庭伦理的颠覆，对人类基本家庭结构应有状态的破坏，将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留守儿童中存在很多心理健康的问题。去年在安徽，一个叫做章杨宇的12岁留守儿童自杀，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他在口袋里留下遗书说，我不愿意爸爸妈妈离开我，我想自己的亲人，想父母。 　　据全国妇联的调查，2003年有100万农民工子女进城后失学，而20年前，农村贫困地区也有100万孩子失学。过去失学的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儿童，现在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子女。20年前，失学是因为贫困，而今天则是因为教育不公平。20年前发生在偏远农村，而现在发生在大中城市。20年前的这100万儿童，即便他们不读书，耽误了自己，但他们不至于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但是现在的这100万儿童，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会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为他们被社会边缘化，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孩子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现在农民工子女犯罪问题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犯罪占未成年儿童犯罪的50%以上，而农民工子女总体在少年儿童当中只占少部分。在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当中，外地户籍的儿童占7成。 　　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后果很严重，这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特别是最近几年，比如，2005年震惊世界的巴黎大骚乱，参加这场骚乱、打砸抢烧杀的青少年都是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用阿拉伯语改编马赛曲，唱着马赛曲去打砸抢烧；德国恐怖中学里犯事的孩子也大都是移民的后代；2007年美国佛尼尼亚大学发生韩裔学生屠杀32人的惨剧，而且这个青年也自杀了。美国人在悼念死者的时候，把这位杀人的学生也作为祭奠的对象，共点了33盏蜡烛，因为他也是受害者，他是一个移民的孩子，没有融入社会，或者说社会没有善待他，于是他才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情绪。 　　这些事件的根源是移民的孩子往往经济贫困，得到的教育资源少，被社会边缘化，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三）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两为主”方针。地方政府也积极挖掘公办学校的潜力。据北京公布的数字，有64%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但这个数字中存在模糊的概念，其实这六成不一定都是农民工子女，甚至多数不是，而是外地户籍的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士的子女，但这项统计是把外地户籍的儿童都归为农民工子女。武汉的情况相对较好，大约80%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在武汉，省内流动比较多，大部分在武汉工作的农民工都是本省的。广州是一个加工业基地，外来人口比例很高，比如东莞，80%、90%都是外来人口。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广东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大部分农民工子女进入民办学校，进公立学校比较少。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处于尴尬地位，两难处境。不努力解决则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要妥善解决也面临很多困难。 　　1.户籍制度的困境。中小学教育经费和户籍关联，农民工子女没有当地户籍，他们的教育经费留在家乡，并没有因为他们进城而被带来。有人提出实行教育券的想法，我认为不可行。如果给农民工子女发放教育券，县里可能会给每人发100元钱，对流入地政府仍是杯水车薪。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学年生均成本超过1万元，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每接受一名农民工子女，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万多块钱，政府压力确实很大。 　　2.另外一个困境是洼地效应。如果北京市政府宣布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北京会发生灾难，全国农民都会带孩子到北京来。所以城市政府不得不设立门槛，比如要办理很多证件，5证或6证，甚至一些城市要求持有房产证才可入学，也有地方要求持有独生子女证，而80—90%的农民工家庭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就这样用各种证件把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一些公立学校也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收费状况如何？真的是免费教育吗？不是!据我了解，有些公立学校要求农民工自愿向教育基金会捐款，然后教育基金会把这部分钱跟学校分成。一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孩子进入一所手拉手的公立学校读书，仍要交8千元。而对一般的农民工来说，做家政服务的，拾荒的，拣垃圾的，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3.公立学校很难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有针对性的特色教育。在某些方面，农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差距很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有一批公立学校，像玉泉路小学、巨山学校、大红门一小等，现在生源几乎全部是农民工子女。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学校原来生源都是北京户籍的孩子，后来在这些城乡结合部，外地人口越来越多，学校本地生源不足，有学位的闲置，就有越来越多外地农民工子女进入这些学校就读。这些公立学校里农民工子女的数量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因为农民工子女的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达到30%以后，老师上课的难度就会很大，不知道如何讲课。于是，有些家长会不满，选择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渐渐离开。这样才腾出了学位，给了农民工子女机会——是这样发生的，而不是政府主动把它清空的。 　　（四）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市场同样失灵。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政府存在失灵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同样失灵。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现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超过300所，经审批的有办学许可证的只有60多所。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在生存条件困难，发展非常艰难。但这些学校的出现却来自于实实在在的需求——孩子们没办法读书怎么办？于是，很多人考虑办学，其中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甚至也有文盲。办学很简单，有一个房子找几个老师就可以开始办学。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四低”：低投入，几十万办一所学校；低收费，收费也很低，一年不超过1千块，或1千块左右；低薪酬，老师的薪酬在800元左右，每年只发9个月，寒暑假没有工资；教育质量低，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四低”再加上非法性和盈利性。这些学校很难突破“四低”的瓶颈，高投入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没有人愿意拿很多钱来投入农民工子弟学校。 　　二．第三条道路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出路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的情况，就出现对第三条道路的呼唤。第一条道路是公办学校，但它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和他们特殊的教育需求；第二条道路是民办盈利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部分是“四低”学校，教育质量没有保障，难以提高。另一部分是高投资的，但收费也高，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首先，让政府解决绝大部分这一要求不是很现实。即使政府经费有保障，也会担心政策太宽松导致洼地效应。在浙江的瑞安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中央提出“两为主”政策以后，瑞安市宣布，只要是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公立学校要全部接收。可是没几天就学校就难以招架，农民工不光把自己的子女带来了，也把亲戚的孩子带过来，公立学校和政府无法招架，最后只得设立入学门槛。 　　民办盈利性学校，和现在实行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有没有冲突？一方面，民办学校可以收费，但是不能多收费。一方面，这些民办学校接收了农民工子女，政府应不应该给补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国家应该承担。民办学校承担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就应该给补贴。但国家补贴时又存在顾虑：这些学校是私人举办的，补贴民办学校会不会是往私人老板口袋里塞钱，这方面也存在障碍。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政府、市场失灵的困境。关于非盈利组织，NGO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经常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会出现非盈利组织、出现社会第三部门？是因为政府失灵，也是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有一种带有自愿精神的公益组织出现。而为农民工子女教育解困也必须探索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民办的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学校出现。 　　（一）政府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尝试与探索。 　　关于第三条道路，政府现在也已经有一些尝试。上海市对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改制，要求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变为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上海政府给予的补贴很可观。这些私人举办的学校转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真正非盈利的学校之后，政府每年给每个学生的补贴有2300元左右，基本上达到免费教育的水平。上海的政策很英明，因为这些孩子如果进公立学校就读，政府要承担的每个学生1万多的成本，现在公立学校的一个学生的成本可以解决4个打工子弟在民办学校读书的费用。上海的政策在实施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些民办学校原来的投入如何处理，没有任何明确说法。对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学校，政府才给补贴，不改的学校则没有补贴，任学校自生自灭。这个政策让私人办学者陷入两难困境：如果改制，则不管原来投入多大成本，几十万，几百万，政府一概不管；而一旦转制成为非盈利学校后，就不能赚钱，原来的投入怎么办呢？我相信这些投资人会变着法子把钱赚回去。我在上海召集十几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开会，向他们介绍新公民学校，告诉他们，你的学校如果愿意改制为新公民学校，按照我们严格的规范来做，包括财务、审计都会比较严格，学校提出申请，学校的未来政府会买单，这很有保障，提出申请获批后南都基金会会提供200万资助，这样举办者就可以回收原来的投资。但上海没有一所改制学校申请南都基金会的200万，他们也许担心接受资助后，学校将被监管的很严格，丧失自主权。所以，到底学校的改制是真改还是假改，我还存有怀疑，我认为，这样的改制似乎有一点粗糙。 　　现在北京在考虑学习上海经验，要推动民办非营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北京的民办学校水准普遍较低，政府可能会调整一批，淘汰一批，淘汰掉的学校怎么办？有的学校希望南都基金会介入，把学校改制为新公民学校。现在北京市对60所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补贴极少，一学期给每个小学生80元，虽然报纸上的说法是实行免费教育，但其实一年只给160块钱，远不是免费教育。 　　（二）新公民学校的成立与发展。 　　南都基金会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已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我们的课题组工作了半年，加上之前的诸多基础，做出一套可行性方案，南都基金会提出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建立新公民学校。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当时制定的每一所学校的资助额度为2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不多，仅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希望新公民学校未来的发展不全依靠南都基金会。第一，政府要给予扶持，学校的性质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投入给予资助，社会资源能够进入学校；第三，家长适当的支付一些，因为家长付费对于民办教育是很正常的，包括国外的私立教育，实际上也收费。 　　新公民学校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缓解政府的压力。公立学校解决全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要求政府一肩扛，单肩挑。而如果民办非盈利的学校发展起来，就有三方共同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其次，社会通过民间的捐款，负担一部分资金；最后，适当收费，家长承担部分。按照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实行免费政策，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是免费的，但民办学校可以适当收费，非盈利的学校可以通过适当的收费来弥补资金不足。农民工家庭为孩子上学一年承担1千元左右的成本他们是愿意接受的，否则只能让孩子留守。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新公民学校有了现在的发展：义务教育阶段中，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学校共5所，其中北京有3所，大兴区有一所——行知新公民学校，朝阳区有两所，在北马房和马各庄，即朝阳区第一、第二新公民学校。今年即将和政府合作兴办两所，一所在银川，一所在温州。另外，已经建成两所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百年职校是企业家姚莉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创办的职业学校，实行全免费教育。我们与百年职校合作，协议每年复制2所百年职校，提供400万资金。目前已在北京复制一所，今年将在成都复制第二所。 　　新公民学校如何发展？我们在北京的3所新公民学校，原来都是个人举办的，我们把学校接管过来，同时将将举办者个人投入的成本退还回去，将学校从私人手里转制。大兴的行知学校之前也是是非盈利的，但原来是个人在经营，现在转变为机构管理。这3所学校在改制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困难之一在于学校的基础比较差，有很多遗留问题，包括人事上的复杂关系等。接管学校时也全盘接管了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及学校转制过程中的一些摩擦和矛盾很棘手。另外，现在政府支持很少，社会资源被动员的程度也还不充分，导致南都基金会的压力非常大。新公民学校的制度设计是这样：每所学校由南都基金会提供200万元资金支持，同时设立一个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承担建校评估，监督这笔资金的使用。那谁来使用这笔资金呢？我们希望是民间组织来申请，他们和政府合作以落实每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民间组织。因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草根NGO大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难让他们负责办一所学校。 　　这促使我们考虑争取政府资源，走民间组织和政府合作的道路来推动新公民学校建设。这条道路已经在银川和温州进行实验。银川市一个区原有2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区即将改造，这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就面临撤销。政府原本预计扩建一所公立学校，把两所撤销学校的1600名学生全部转到公立学校读书。后来我们到银川洽谈合作事宜，当他们得知南都基金会只能给民办学校资助，而不能给公立学校时，教育局长和区里的领导马上表态，那就建设民办学校，“民办公助”进行办学。现在政府提供50亩土地，投入2100万资金建设新的校舍，南都基金会投入200万，建成民办非盈利性质的新公民学校，即政府投入部分资源供新公民学校无偿使用。在温州，南都基金会在硬件方面投入很少，政府提供一所原有的公立学校，并投入800万扩建，增加招生。可以推算，政府投入在这所学校的资金有2千万以上，南都基金会投入80万用于购置设备，另外120万作为管理和服务的投入。政府的积极性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政府非常欢迎新公民学校的模式。政府很理性，因为民办公助的模式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单肩挑”为“三家扛”。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讲，因为有了这种模式的学校，就有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有可能动员社会力量办更多的学校，也给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带来更多的机会。 　　三．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 　　除了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新公民学校也具备很多政府不具备的特征。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第一是全新的公益教育的理念；第二是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参与；第三是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 　　（一）公益教育的理念。 　　公益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全人教育，公民教育。在这方面，新公民学校已经进行的工作如下：提高这些孩子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协助他们知识修养的提高、人生规划的开展，让他们理解 作为“公民”如何建设性的社会参与，培养他们成为具有自信心、自学能力和自主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公民。第二是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特点展开特色教育。农民工子女有哪些特色呢？或者说他们的教育存在哪些瓶颈？有四个方面：第一，流动性很大；第二，家庭教育非常薄弱；第三，社会融入困难；第四，初中后教育的出路问题。 　　第一，针对流动性大的特点，我们开发针对性教材，引进适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比如，我们对新公民学校的孩子有一条刚性的要求，那就是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必须学会阅读，要热爱阅读。为此我们引进了红泥巴阅读指导培训的课程。让这些孩子热爱阅读非常重要。如果新公民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是新书，那一定有问题，这样的学校是在浪费图书。我们要确保孩子可以把图书带回家，希望他们热爱阅读，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手不释卷，教育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半。 　　第二，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薄弱，很多家长都疲于奔命，对亲子交流和家庭教育不重视。我发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在儿童教育的三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最严重的。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方是家庭，而农民工家庭对此十分忽视，70—80%的儿童留守在家，有的孩子刚生出来还在吃奶的时候，母亲就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去了，孩子长大了都不认识父母。新公民学校强调对家长的教育，引进红枫妇女热线的农民工家庭教育项目，开设了家长学校，家长上亲子教育课。 　　第三，针对融入社会难的问题，新公民学校引进了驻校设工制度，这在国内是最早的。新公民学校做到了一校一社工。驻校社工在学生中开展公民教育的活动，组织学生参加诺贝尔获奖者北京论坛，与公立学校开展互动活动，另外，还有学生自己组织了义工团队，一些学生应邀到香港开展交流活动，也有很多公司志愿者到学校带领学生开展活动。学生自己组织的公益社团，开展“君子动手不动口”——就是不随地吐痰，把垃圾扔进垃圾筒的活动，城乡小伙伴的交流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有助于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这在公立学校很难做到，在其他民办学校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四，这些孩子初中后怎么办？初中后的农民工子女几乎没有出路。我曾到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班级做过现场调查。我要求他们实话实说，我问想上大学的同学请举手，全部孩子都举手。当我问，在这里上完初中以后，想回老家读高中的请举手，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北京上高中、考大学，必须要回到家乡，这时只有四五个孩子举手。当我问回去肯定能读高中的请举手时，只有一个孩子举手。因为他们回家乡读书，没有学籍，如果没有后门和关系，老家的高中有可能不接收他们。他们流入地的高中不接收，回到老家，老家的高中也不接收。而且北京的职业学校宁可招不满学生，宁可让老师回家休假，学校闲着也不接收在北京工作、为北京服务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上海有一个调查，初中后的农民工子女中，有一部分年龄很小就去做工了，有一部分在努力想办法继续读书，还有大约30%的孩子就在大街小巷游荡，既没有读书，也没有工作，况且他们本来也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就去工作。30%的孩子在大街小巷游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想而知。 　　新公民学校开展大量的生涯教育课程，帮助学生从小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同时逐步从小学到中学到职业学校迈进。我们也在努力推动公办学校能够开放资源，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公平的教育。百年职校直接切入职业教育。另外，也开展教师发展计划，提高教师素质。 　　流动儿童的流动，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财富。我对农民工子女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这样说，你们很有希望，我看过一名为《改变世界的13位美国伟人——他们改变了世界》的书，这本书最后总结到，这13位伟大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童年的时候都有过迁徙的经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而你们从农村到城市，走了很多地方，你们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条件！只在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长大的孩子，很难成为伟大人物，而你们搬过家，有的甚至搬过多次家，你们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重要条件，不同文化和环境的刺激，可能会激发起你们改变自己人生的强大动力。 　　（二）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共同参与。 　　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之二是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共同参与，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国际机构、志愿者资源。也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的公益机构，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去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推出了“新公民之友志愿服务支持计划”，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服务平台，动员志愿者服务农民工子女。用四句话来表达，叫做“资源共享空间、需求对接桥梁，互动参与社区，支持服务平台”。这个工作开展的非常好，“新公民之友”的网站建立到现在，只过了半年时间，已经是中国点击率最高的公益机构网。这些说明志愿者对参与、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都非常踊跃。 　　（三）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 　　新公民学校还有一个品牌特征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作为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是由董事会决策下的校长工作制，具备家长参与、教师参与、民主管理、学校财务公开透明等特点的公益学校管理模式。 　　最后的总结，可以引用2009年6月2号《人民日报》一篇报道，题目是《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这个报道前面两部分是讲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面临的困惑，以及私人举办的民办学校在生存发展中的困惑；第三部分的题目是“新公民的希望”，标题下的引语说：“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下面两段引用我的话：“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新公民学校的实践刚刚开始，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在探索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被地方政府看好，他们接受这个品牌，愿意用公共教育资源来支持民办的公益学校，这在中国非常难得。政府认为这条道路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而且现在社会的公益热情越来越高，全世界的公益捐赠，排在第一位的是教育，在国外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过去20年，希望工程得到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民间捐赠，救助了300多万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建设了15000所希望小学，当然也是和政府合作的。希望小学是“公办民助”，而新公民学校是“民办公助”。在希望工程中，企业、个人有很高的热情去帮助遥远的农村穷孩子。而农民工的孩子就在我们身边，很多农民工为企业的发展流血、流汗，老板们也应该回馈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谋一些福利。城里居民的生活离不开农民工的服务，而且农民工子女注定会成为城里人，他们是城市的新公民。现在善待他们还是排斥他们，帮助他们还是伤害他们，城市居民都需要思考。帮助农民工的孩子，实际上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是助人自助。所以我相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新公民学校的发展，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领域。我对我所从事的第二个希望工程，也就是新公民计划，新公民学校充满信心。（注：本文写于2009年6月16日）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原文地址：http://old.nandufoundation.org/sys/html/lm_25/2012-07-26/1353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