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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滇黔交界的威宁地震灾区采访，各类救援人员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第一时间”。正是这个“第一时间”，让受灾群众感到温暖，对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充满信心。

    “空巢焦虑”将越来越多     剩爸剩妈要学会“走出来”     据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年空巢家庭有急剧扩大的趋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40多岁就进入空巢家庭生活，考虑到平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的因素，他们可能将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30年，甚至更长。有研究预测，“空巢家庭”将越来越多。未来10年，“空巢家庭”将成为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甚至可达到90%。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易斯得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咨询师吴明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该中心每年八九月份，就会接待一些留守家长的咨询。     她分析说，“中年空巢”主要是一种心理空巢，也可以定义为“空巢综合征”。引发“空巢综合征”的原因主要是孩子在家时，以孩子为中心，而且生活比较程序化。孩子一走，程序被打乱了，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模式。     “对于刚刚进入空巢家庭的父母而言，有空巢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 但是也应该也引重视。严重的空巢焦虑甚至会引发家庭危机。”吴明莉提醒说。     据来自民政部门的数据表明，40—50岁阶段的夫妻已成为离婚的一个主流人群，大约占到离婚总量的近一半，其中不少是空巢家庭。     “以前，孩子在家时，孩子是夫妻关注的中心，也是夫妻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孩子的存在，夫妻之间一些矛盾可以暂时淡化或隐藏，而孩子不在身边了，这些矛盾就重新暴露出来了。夫妻双方没有调整好关系，而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对此，吴明莉支招说，作为丈夫要意识到空巢妻子的心理变化，读懂她们的失落与恐慌，应多多地陪伴妻子，夫妻二人可以一起去运动，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以此来舒缓妻子的负面情绪，在运动中，也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同龄人，形成社交圈，让妻子的感情有新的投入点。     吴明莉认为，对空巢妈妈自身而言，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走出来”。     “妈妈们要意识到，孩子并不是自己生活的全部，陪伴自己一生是丈夫而不是孩子。 空巢期也是夫妻感情再升华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以前都是为了孩子在生活，现在是可以找回‘失去’的自我，好好重筑二人世界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10/17484808_0.shtml  

    新华网云南彝良９月９日电９日，记者深入云南彝良地震灾区了解到，救援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但由于地质脆弱、天气变化等原因，救灾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据云南省昭通市彝良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晚间通报，截至９月９日１２时，因灾死亡８１人、受伤８２１人，受灾人口１８．３万户７４．４万人，需紧急转移安置人口４．４７万户２０．１万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７１３８户３万余间，公路塌方２５９处，１８条乡村公路通行受阻，路基２万余米、石拱桥１１座受损严重。     到９日，地震灾区的通讯已基本恢复，供电、交通进入全力保通阶段，救灾物资陆续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更多的受灾群众得到转移安置，３００余名灾后防疫和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全面展开工作，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也大幅增加。     据昭通市供电部门介绍，目前已恢复灾区２．９万户８万余人口的供电，此前受损的３１条供电线路得到恢复，其中２条处于震中的线路正通过迂回线路供电。但灾区车流量大，道路条件差，很多地区电路维修设备只能靠人工搬运，难以快速到达。此外，受灾线路大多位于山区，电网抢修和维护压力较大。     在交通方面，目前，灾区重点路段已全面抢通并处于全力保通阶段。但由于受灾范围大，受灾程度深，抢修保通任务重，灾区余震不断，河谷两侧山体破碎，山区公路随时面临中断危险。记者在前往重灾区洛泽河镇的一路上，多次出现落石、滑坡等问题，公路几度中断。而据气象预报，未来降雨将给公路保通带来更大压力。     在人员搜救方面，除个别地形地貌复杂地区外，其他划定区域已基本实现搜救全覆盖。截至９月９日１２时，抵达彝良县灾区的救援队伍有１９支４８００人左右，其中部队救援队伍１４支４３００人左右，其他救援组织５支４４７人，加上志愿者和市县乡村干部职工等力量，参与搜救的人数达７０００人以上。     在救灾物资和受灾群众安置方面，截至１８时，昭通市已调运救灾帐篷１１６６５顶、彩条布４２５３条、折叠床１０００张、棉被１０５０５床、棉衣６０００件，发放大米１５．７３万斤、方便面５．４３万桶、矿泉水１８．２４万瓶，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１７．５万余人。同时，灾区通过积极组织受灾群众自建临时抗震棚、投亲靠友、转移到安全的村委会和学校及县城公共场所安置等方式，解决受灾群众临时避险安置问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９日在多个受灾群众安置点看到，为了应对预报的雨水天气，群众正在救灾帐篷内搭建床铺或挖建排水沟。     另据通报，截至９月９日１４时，昭通市民政部门已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１０８０．４３万元。指挥部已成立专门监督小组，对使用全过程实行跟踪监督管理，确保捐赠款物安全、合理、合法使用。（完）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09/10/c_123692787.htm

　　滇黔交界带发生5.7级地震，到昨晚已造成64人死亡。这个消息昨天再次令中国社会唏嘘。这个国家多灾多难，而我们的防灾减灾能力显然还有不少空白处。 　　5.7级地震虽属破坏性地震，但如果发生在发达地区，不出现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在昨天的云南，它的破坏力没有遭到事先缜密防备的有效抵抗，从而在中国公众的眼皮底下形成肆虐。 　　这再次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远未连成片，它有很多薄弱的位置能够被灾难偷袭。说到底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只是帮中国现代化开了个头，我们一些关于自己“很强大”的感觉靠不住。     5.7级地震能晃倒那么多房子，说明那些房子都达不到哪怕最低的抗震标准。但那些房子一直存在着，里面的生活也进入了中国GDP的构成。直到昨天它们被晃倒。 　　我们叹息，我们悲伤，甚至可以为出现这么多伤亡感到愤怒，但这一切都没用。中国还有地方的很多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让他们都立刻搬走，住进抗震性能更好的房子，大概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 　　中国社会的财富底子太薄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社会，老百姓对突然到来的小康日子既开心又珍惜，绝大部分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对小康生活的营造上。尽管各种天灾在并不遥远的地方窥视，但人们往往愿意以更廉价的态度对付这些天灾，这种态度就是侥幸。民间这样，政府又何尝不是这样。 　　让人们自愿把盖的大房子变成小一点、但抗震性能更高的房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让人们离开山洪、泥石流以及滑坡等地质灾害高危区，在灾害并未出现时，也非简单工作。同样，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朝着安全而非更“实用”的方向做时，政府工作也经常不够积极。 　　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人穷，眼前的太多追求和利益都需要用钱，也都需要花时间。而为一个低概率的、最大可能是根本不会来的灾难投本钱和时间，在很多人包括官员的算计中都是“不划算”的。 　　这是巨大而沉重的国情。但难道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捱下去，让灾害来一个再来一个，直到将中国人对安全的重视“自然洗礼出来”吗？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了。出一次暴雨导致的大灾难，反思和行动就应真的跟上来，同样的灾难决不应重复。出一次地震摧毁过量房屋，加固建筑就应在所有地震高危区启动。我们知道这些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但它们都应当真正开始了。 　　中国的财富建设必须从量的追求转向对量和质的同时追求，而质的核心就是生活的安全。财富的堆积对个人来说在本质上也属于安全，但这样的安全是低效率的。必须让财富本身赋予最大化的安全性能，房屋、桥梁、食品、用具都应朝着绝对安全不断靠近，这应当是中国现代化下一步坚定不移的方向。 　　中国从事救援的人，研究并预报各种灾害的人都应大量增加，城市的改造方向不能再是更漂亮，也不能仅仅是更适于挣钱，我们推倒重修的城市街区必须同时是更安全的。 　　千万不要以为创造安全仅仅是个花钱的过程，安全事业完全可以成为给我们带来更多财富的巨大产业。      愿云南这次地震的伤亡人数不再增加。我们祈祷震区群众的安全，我们也祈祷中国社会更加安全的明天。▲ 来源：环球时报 原文地址：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9/3104579.html  

　　“随迁子女‘当地’高考须满足三项条件。”昨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异地高考”有准入条件 　　袁贵仁介绍，目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79.4%在公办学校就读，初步解决了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2003年出台文件，允许随迁子女在当地进行义务教育。现在，当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开始要考高中、考大学，这是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袁贵仁说。 　　为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的升学问题，教育部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经过深入调研，起草了一个文件。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该意见通知。 　　袁贵仁说，文件主要精神有三点：一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在年底前要出台解决办法。 　　二是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家长基本条件是，你在地方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你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尽管你不是户籍人口。学生本人条件是，这个学生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什么样的学生跟我的本地学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我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 　　三要因地制宜。各地根据人口流动的具体状况，制定具体的办法，提出具体的条件。 　　奥数热因优质资源不足 　　针对社会热议的奥数培训与小升初利益链挂钩问题，袁贵仁昨日表示，“奥数热”涉及中小学择校问题，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预计4%的目标能实现 　　袁贵仁表示，2012年预计我国教育总经费投入将达2.2万亿，比去年增加约6000亿，4%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 进展 　　教育部：尽快明确“异地高考”时间表 　　确保年底前出台；制定政策要把握三原则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6日召开座谈会，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山东、湖北、黑龙江、安徽、云南等9个省（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研讨“异地高考”政策。 　　合法稳定住所包括租赁 　　会议指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问题要把握三大原则：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来抓。二要统筹考虑，多方协调，积极稳妥推进。三要以地方为主实施，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解决。 　　会议强调，要尽快明确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制定好实施方案。一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为方案制订提供可靠依据。二要按“三个根据”要求，即：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根据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进一步细化准入条件，确定操作办法。三要严格落实文件要求，确保各地实施方案2012年底前出台。 　　会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共同研究制订方案，流入地和流出地要积极配合，做好政策衔接，保障考生回流出地顺利参加升学考试。 　　座谈会上，福建、山东、湖北等已公布初步方案的省市代表，交流了他们的思路和做法；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入集中的省市代表，重点介绍了初步考虑和工作打算；黑龙江、安徽、云南等省市代表，重点汇报了做好政策衔接的思路和举措。 　　■ 北京情况 　　北京“异地高考”方案正在研究 　　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 　　昨天，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的“异地高考”方案正在研究中。 　　对于教育部提出的将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确保流入地入学率的意见，这位负责人表示，增加招生计划可以解决录取率的问题，却难以解决城市面临的其他困难。 　　据介绍，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47.8万人，创历史新高。目前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约33.9万人，占总数的70%.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4.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了39.3万人。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随迁子女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北京市坚持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目前在全市公办学校就读的约33.9万人，占总数的70%. 　　新京报记者 杜丁 　　■ 个案 　　“绿卡族”最关注实施时间 　　住房、工作、保险、学籍一应俱全，小学、初中、高中一路绿灯，却翻不过高考这道坎。这是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北京绿卡族”家长心中的痛楚，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金女士2000年开始到北京打拼，并在2005年买房，同时把在哈尔滨的女儿接到北京，女儿当时上五年级。作为一名外企财务人员，金女士的单位为她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俗称“北京绿卡”）。持卡人员的子女就读小学、初中、高中，都与北京市民享受同等政策，但就是高考没有放开。 　　2010年，金女士的女儿升入朝阳区一所重点高中。不过，无法在京高考，一直困扰着金女士。事实上，初中毕业时，她曾与女儿讨论过回乡读高中的问题，不过女儿坚决反对，甚至以死相逼。“老家没有任何亲人，让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地回去，我也下不了狠心。” 　　今年3月，金女士回老家帮孩子联系高中，不过由于两地教材差异，孩子回乡考试的成绩很不理想，在毕业年级中垫底。学校以接收孩子会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为其办理学籍。目前，对于孩子而言，最有可能以社会人员身份参加高考，但这个身份又会使孩子在报考高校时受到一定限制。 　　昨天，听到教育部公布的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后，金女士说，目前她和女儿已满足了条件。至于是否符合城市需要，她认为自己持有“北京绿卡”,这就证明自己是城市发展需要而引进的人才。但就算一切符合，北京市的政策究竟何时出台、何时实施，自己的子女究竟能否享受，这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王佳琳 　　■ 对话 　　“条件设置不能过于苛刻” 　　新京报：教育部公布随迁子女当地高考三项条件，多少孩子会受益？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就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问题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教育部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达1260.97万人，2010年为1167.17万人。因为各地制定时间表和条件，可能很多孩子无法受益，如果能有一半孩子受益就不错了。同时，留守儿童可能会转换为随迁子女，这个规模也在不断变化。 　　新京报：把制定时间表的权限交给各地，是否会有一批随迁子女仍要掉在不同时间表的夹缝里？ 　　张千帆：普遍有这个担心，怕地方设定的条件过高，过于苛刻。社会各界尤其是随迁子女的父母要盯着当地政府，不能在年限设置上搞得太长。山东的方案比较好，2014年实施这一政策，绝大多数省份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即便京沪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但我认为不应延迟太久。 　　新京报：对父母、孩子设置诸多条件，这些设定是否苛刻？ 　　张千帆：这本来是对随迁子女的一项政策，不能对家长要求过于苛刻，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要求年限过长。如果父母不在当地工作，小孩很难在当地就读。父母工作的性质不是那么重要。对学籍也不能要求年限太长，否则会导致相当一部分随迁子女享受不到这个政策。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yzyd/society/20120907/c_112994834.htm?prolongation=1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 9月5日做客中新网视频访谈。中新网 张龙云 摄     中新网9月6日电(财经频道 王槊)日前，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保监会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大病保险制度建设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有分析认为，该《指导意见》的公布，意味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而这一指导意见的实际意义，商业保险的引入是否会影响医保资金的安全，以及政策何时才能落地等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9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董克用在做客中新网财经视频访谈时表示，大病保险政策真正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在“十二五”期间应该没有问题。同时他认为，大病保险可根据贫富差距区别对待。贫困人口如果无法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采用社会救助，而富人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之上根据需要购买商业大病医疗保险。     问：大病保险钱从哪来 是否将增加民众负担？     答：不会加重民众负担 商业险和政府出大头     此前六部委公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针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减轻城乡居民的大病负担。我国将建立大病补充医保报销制度，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次给予报销，要求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     对于大病保险会不会加重民众负担的担忧，董克用表示，“暂时看不会，政策希望从那化出一部分，化出那部分大部分是政府，占的是大头，所以说暂时不会，但不是说永远不会。”     董克用称，“费用并不是让老百姓个人交，主要从我们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结余部分中化出来一部分来给商业保险公司来搞。对于新农合，对于城镇居民，我们各地不一样，这个补贴额各地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政府出了大头。”     董克用解释说，比如去看门诊医疗，费用必须达到一定额度才能计入大病，在现有的医保政策下可以通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保险报销。而现在在这个比例之上，在这个补偿之上又加了大病医疗保险，实际上就让这两个制度覆盖的老百姓有二次报销，二次补偿，这对老百姓减轻了负担，得到了实惠。     问：引入商业保险是否会影响社保资金安全？     答：世界各国都在做引入商业险尝试 需警惕保费上升     对于大病保险中引入商业保险是否会出现影响社保资金安全等问题，董克用表示，商业医疗保险加入到疾病健康医疗保险中，能够监督医疗费用的使用，减少浪费，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他说，商业保险面临着生存、盈利的压力，更愿意投入人力去监督医院，防止出现过度医疗，而且他们也在设计一些办法去控制。这种办法实际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在各个医院和社保京办机构进行设计，这方面商业保险机构往往比政府更有动力。     董克用表示，目前世界各国也都在尝试着用商业的方式来引入健康保险。例如，美国主要靠商业保险来支持它的医疗保险体系，好处是医疗保障水平很高。目前绝大部分新药和新的医疗技术都出自美国市场，因为这个市场有需求也有大量资金。但问题是，美国医疗保险费用在不断上升，现在已达到GDP的16%，而且很快将突破20%，所以美国有约2500万人买不起医疗保险，这就是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可能出现问题，值得国内警惕。     董克用表示，将来引入的商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可能不止一家。那么多家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来竞争3%的盈利空间，就会迫使商业保险去竞争。通过这种竞争，实际上会推动国内整个健康事业的发展。     问：医保报销会不会出现穷人补贴富人现象？     答：有可能出现 可按贫富差距区别对待     对于很多人担心大病医保施行后，有些贫困人口由于无法负担不报销部分药费而放弃治疗，相当于把为穷人报销的保险费用补贴在了富人身上这种情况，董克用说，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出现。他说，因为制度上不区分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如果得了大病穷人和富人负担相同的医疗费用，这造成如果按比例报销，富人可能报销更多费用。     董克用表示，可考虑先区分报销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穷人如果连基本医疗保险都付不起，就进行社会救助，而富人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之上再购买商业大病医疗保险     董克用说，中国未来应该从整体上重新设计医疗保险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最低层次，再没钱生病也得看病，这叫医疗救助。就是我什么收入都没有，也没有能力去收入，我可能天生就各种原因我不能参加劳动，那么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再穷生病也得有人管，能去治病，这是最低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有收入的家庭和劳动者。你参加劳动了，就有一套制度来保证你的基本医疗。     第三个层次是一部分富人愿意得到更好的医疗水平。现在医疗还不能完全算为公共品，因为同样的病可能有不同的药，有最新的药，有传统的药，传统的药可能便宜，但副作用大一点，新药则很贵。都吃新药是不可能的，那么有的人说，我就有钱，我特在意自己的健康，我一点副作用都不想要，那我平常挣了钱给保险公司，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去吃最好的药，这是针对富人的第三层次。     问：大病保险政策何时能够落实？     答：“十二五”期间推进肯定没问题     对于大病保险政策何时能切实落实的问题，董克用表示，目前国家不是一声号令统一实行，地区差异很大，医疗待遇也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而中国很难逾越这个阶段。     董克用说，现在看来，如果还是由各地来推动，有些富裕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实际上已经在尝试了，而有些地区会晚一些，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就会晚一些。     董克用表示，现在已经进入9月，今年在大部分地区实施的时间较紧，可能性不大。但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能推进。他说，“十二五”期间整个医疗保险体系都会进一步完善，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来源：中新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06/17393941_0.shtml

发布会现场，基金会负责人和专家共同就该系数进行探讨     专家建议平台信息发布应设立严格标准     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发布     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FTI即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在京发布，这是一套有关基金会透明标准的评价系统，其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个，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     此指数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中国NPO自律行动委员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和众多基金会组织参与研发，旨在帮助基金会根据标准来增强自身的透明度，并了解自己的信息公开程度在行业中的位置。而对于公众而言，则可以以透明指数作为捐赠参考，从而促进慈善行业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排行榜将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周更新一次。     目前，中国的公益行业非常缺乏量化的标准，标准缺失也难以建立统一的制度，行业自律大多停留在“倡议”层面，缺乏约束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大学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认为，中基透明指数各项透明指标的建立，在推动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的专业与透明上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平均分不过半     据了解，目前共有1832家基金会参与其中，在活动当日公布的数据中显示，我国基金会全行业的平均得分为52.41分，没有达到总分129.40分的一半。据该指数的开发专家--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介绍，得分在百分以上的基金会只有30家左右，大部分的基金会得分在80-90之间，有四成的基金会得分在50-60之间。     除此之外，该系统还将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了区分，其中，公募基金会排名第一的是黑龙江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得分是129.33分；非公募基金会排名第一的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总分为满分129.40分。     而在行业基金会方面，程文浩认为有两类非常值得关注，一类是人民教育基金会，一类是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这两类基金会得分最高的都在百名以外，没有一名进入百名以内。”据了解，在当日的榜单上，获得透明度最高分的是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教育基金会，分数为77.4分，最低的是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教育基金会，仅得12分。而由各地公安或政法部门主管的见义勇为基金会透明程度普通不高，排名最低的有两家：     兰州市维护社会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新疆建设兵团见义勇为基金会，得分仅得1.6分。     同时，程文浩还表示，在基金会分类中，民政部注册管理的基金会总体透明程度较高，平均得分是74.41分。     指数仍需完善     虽然该指数赢得了众多拥趸，但同时也被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仍有所需完善之处。     康晓光以天津大学的北洋教育基金会为例进行分析。北洋教育基金会在2012年第28周的时候排名是1462名，后来认真研究了整个评分系统，公布了大量重要信息，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跃升全国第10.     康晓光认为这样的巨大起落并不是好事情。“做指标和评估，最重要的就是客观性和稳定性，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短时间内起落这么大，本身会说明我们的系统存在问题。如果指标非常权威，排名公布了之后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面对这样的起落，我们的发布者和评估者是要负责任的。”     康晓光建议：该平台的信息在什么情况下发布，发布的门槛是什么，应该设立一个严格的标准。     同时，作为理事单位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其常务副理事长汤敏也针对操作层面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该排名自动生成，随时更新，有好处，也有缺点。“就像经济领域的股票市场，如果不断更新，就会造成投机性。最后大家就为了排名而排名，牵扯太多精力。”他建议可以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进行一次排名，到了固定的时间节点，各基金会把资料统一拿出来进行排名，来保证排名的权威和客观性。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9/05/17362406_0.shtml

 8月29日，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两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隆重的原因不在于“庆生”，而是因为这一天将要发布中基透明指数FTI，该指数是动态展示中国基金会的“透明英雄榜”。当天，与会者们热烈地在网络上发布这个公益透明的“利好”消息，然而，尽管信息汹涌，但回复者仍以公益业内人士为主。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尽管各方对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呼声都日渐强烈，然而，真正推动中国公益实现透明的力量在现阶段仍不算强大，中国公益透明，尚行走在艰难“破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