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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12月5日讯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今日国新办举行的深化改革创新促进民政事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表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可依法直接登记。 李立国表示，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又交付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到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提出和促进实施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工作在全国层面和地方各级层面都在逐步试点和铺开，在有序进行。 来源：中国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12-05/105446727.html

        赵普，著名新闻主播、公益人。与报道地震新闻数度哽咽、微博爆料明胶事件相比，很少有人知道赵普做公益已经十五年了。回顾做公益的初衷，他坦言“为了满足一种被需要的感觉，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崇高和伟大”，这种坦然一如他面对哽咽报道新闻的质疑：“我是普通人，甚至比你还卑微，比你还脆弱。我看不下这些场景，你也看不下。”也一如他总结说实话带来的麻烦：“在合适的时机说实话，这是最好的，这需要智慧。”今年凤凰网“美丽童行”慈善晚宴上，赵普的书法作品《一默如雷》拍出四十万价格，他说这是自己当下最喜欢的四个字，充满了禅机。 著名新闻主播、公益人赵普近日在与凤凰公益独家对话时表示，名人代言公益项目，应该为需要帮助的群体奔走呼号，要了解求助的信息。他认为，发声有风险，但如果代言人只代不言，就是做秀。 与报道地震新闻数度哽咽、微博爆料“明胶事件”相比，很少有人知道赵普做公益已经十五年了。1999年，在北京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赵普，通过一档名为《公益歌曲大擂台》的节目结识了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由此开启了公益之路，而他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第一项合作便是担任北京“希望工程”的代言人。 据了解，一直到今天，赵普仍然是北京“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并已成为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理事。合作期间，赵普号召北京电视台100多位主持人成立了“主持人爱心团”，每人支持两名北京周边山区的孩子，定期与孩子们互动。 目前，赵普身体力行参与了近二十个公益项目，包括贫困助学、大病救助、关爱老兵、顺风车、环保等项目，他练习书法三十年，还以捐赠字画的方式参与公益，在今年10月举行的凤凰网“美丽童行”慈善晚宴上，他的书法《一默如雷》以40万元人民币拍出，支持中国乡村儿童公益。 回顾做公益的初衷，赵普坦言就是为了满足一份小小的虚荣心，没有那么崇高和伟大，“等到你慢慢长大，需要去承担更多责任，对国家、社会慢慢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慢慢地积累起使命感、责任感，会知道要怎么做。” 这种坦然一如他面对哽咽报道新闻的质疑：“我是普通人，甚至比你还卑微，比你还脆弱。我看不下这些场景，你也看不下。”也一如他总结说实话带来的麻烦：“在合适的时机说实话，这是最好的，这需要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赵普在成为主播前的经历颇受关注。1987年，16岁的赵普初中毕业，他未遵循上高中考大学的道路，而是进入部队服役，对此，很多人认为赵普当兵是因为家境困难，困难到哥哥姐姐结婚时连床都买不起。事实上，据赵普介绍，他的父母当时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他当兵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学习成绩不好。 这个看似冒险的人生起点，却让赵普受益颇丰，而他一贯坚持自己选择的性格也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得到诸多体现。关于赵普的更多人生经历和公益感悟，敬请期待公益频道近期推出的《公益先锋：赵普》。 来源：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11/26/31566787_0.shtml

    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就公益慈善事业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了哪些信号?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益慈善事业所面临的问题，“改革”又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很多地方都体现着发展慈善事业的思路和举措。如果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得到全面落实，那么慈善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将是必然。 “政社分开是发展社会服务业的关键” 《华夏时报》：从公益慈善事业的角度来看，《决定》有哪些亮点? 王振耀：就建设现代慈善而言，《决定》没有说一般性的空话、客套话，而直接指出了公益慈善事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方法。 最大的亮点是直接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因为税收是目前制约企业、个人捐赠以及公益基金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核心问题。包括股票捐赠、非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的税收问题等，都是公益领域的热点议题。我想，这在三中全会后都会有明确的配套措施出台。 其次，是关于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的问题。《决定》再次提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将加速《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改进程，有望在年内完成修订，尽快放开“直接登记”。 第三是政府购买公务服务。《决定》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解决了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做什么”的关键问题。 《华夏时报》：《决定》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说明现在的社会组织是缺乏或者是没有活力的，您认为哪些因素束缚了社会组织的活力? 王振耀：首先，现行规定要求各类社会组织，需要先找到业务主管部门，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注册。这一要求导致很多民间社会组织登记难。据我了解，目前一些民间专业化的服务性组织，由于起点低，启动资金少，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在民政部门注册非常难，只能勉强在工商部门注册;但因为缺乏政府支持，生存状况堪忧，哪来的活力? 其次，就是大额捐款无法免税。比如说陈发树捐赠83亿，缴十多亿税，那全世界都不用捐款了。换作比尔·盖茨要捐300亿美元，要缴几十亿的税，他还会捐吗?这样原本就行不通。所以有人就说：我办一个慈善组织还不如办一个公司，公司还有各种优惠免税政策呢。因此，必须要让大额捐款，特别像股票捐赠之类的富豪捐款变得更通畅。 第三，还有一个世界罕见的社会组织工资水平的特别规定，即慈善组织人员工资不得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这把人都吓跑了，还谈什么发展? 《华夏时报》：对于政社分开，《决定》用了“加快”字眼，这说明政社分开是一个长期过程。 王振耀：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两个非常特殊的形态：一是事业单位，比如各种各样的政府退休人员办的或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的社会组织;二是人民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其从业者类似于准公务员。过去政社不分，注册组织要求有主管单位，这造成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干预过多，或者别的部门很难监管有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这就需要政社分开。 其实，这类组织从事的大都是儿童、养老、残疾人服务等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这种本身都是以人为本的行业，完全不必由政府直接管理，最好按照一定比例由政府出钱，规范的民间社会组织来接收。如此，社会服务业才会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对于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比如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也不能简单一“消”了之，而是应该进行功能转型，比如妇联，可以帮助妇女类的社会组织发展，搭建桥梁和枢纽，与民间组织形成互动。 《华夏时报》：对于“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您如何理解? 王振耀：对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的表述是“逐步推进”，而《决定》的要求是“限期”和“真正”。这说明“脱钩”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为什么要脱钩?就是要实现“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原来很多协会、商会带有很多官办色彩，都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对企业而言，是领导机关而非真正的服务机构，以致我国在世界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不脱钩，行业就发展不起来，产品质量和制度都无法保障，而脱钩后，会带来竞争，谁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好，谁就能得到更多资源，也能避免腐败。 “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时代” 《华夏时报》：《决定》中多次提到公共服务，比如加大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过去的政府购买服务中存在哪些问题? 王振耀：加大以人为本的政府采购服务，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更因为这是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必然要求。像养老、儿童等具体的社会服务，政府都不可能直接提供。比如说残疾人、老年人的照料，包括心理抚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大量产生以后，是一定要由社会组织来进行承担的。 但现在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购买服务，养老、儿童、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哪有几个购买服务的?不加大采购力度，社会组织就发展不起来。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是一种市场服务行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推动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产品出现，对产品标准、评价应该有很清楚、很细化的评价模式。 《华夏时报》：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有哪些问题? 王振耀：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注册门槛高。登记门槛高，闹得大家服务不了，想做好事，时机和渠道都不通，现在要投入专业化服务，需要培训专业化人员，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我们的有关政策，调整我们的有关法规;二是缺乏资金运营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民间专业化的服务性组织，由于起点低，启动资金少，因为缺乏政府支持，生存状况堪忧，组织活动也难以行业化、规范化。如果是政府公共服务转到社会组织来，社会组织就能得到政府资助，真正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华夏时报》：《决定》此次又提出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四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现在还不能直接注册。 王振耀：主要是缺乏法律支持。《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个条例还有待修改。《慈善法》也还没有制定。 《华夏时报》：三中全会后，法律的推进力度会加大吗? 王振耀：《决定》在提到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时，都在强调“依法”。这种对法制的强调，肯定会大大促进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出台。 《华夏时报》：与以往不同的是，《决定》还专门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其意义何在? 王振耀：与发达国家专业化的志愿服务和强制性的志愿服务相比，我们的志愿服务组织还很不成熟，大多是“作秀”性质的表演。比如说现在做志愿服务的多是大学生，都是临时的，大学一毕业就停止了。 志愿服务应该是组织化、专业化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志愿服务最少的，也有20%。美国人已经有三部有关志愿服务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在一定年龄段，必须提供多少时间的志愿服务。我们现在一部也没有。假如中国开动志愿服务的法律体系建设，整个社会就会有用之不竭的志愿服务人员，社会道德水准就会不断向上生长。这对改进整个社会风气，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华夏时报》：总的来看，《决定》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王振耀：三中全会全面规范了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现代的公益慈善事业，包括立法、免税、注册、志愿服务，包括政府采购，这标志着整个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社会体制改革时代。可以说，《决定》勾勒出了一幅现代慈善的蓝图，如果其中内容能够真正落实，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或是在三五年之内，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就会上一个非常大的台阶。 来源：慈讯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11/22/31474776_0.shtml

    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获海淀区民政局批准，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座的家长正在探讨机构的未来发展之路。京华时报记者胡雪柏摄   11月14日，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有了另一个身份——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这不仅将更有效地推动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还减少了机构发展的赋税压力。       三年来，身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自然之友深受免税资格获取之困，自然之友运营主管李翔不明白，作为公益机构为何要像企业一样缴纳诸多税款。       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在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决定中的最大亮点，对于公益组织的免税问题，这将是个新的信号。       税费阻碍“民非”长远发展       “如果免除这笔费用，机构可以寻找更多的工作人员或是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李翔心疼地说。       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并不在自然之友的计划之内。       1994年，自然之友是中国文化书院下的二级机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但可以随母体享有免税资格。       2010年，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在北京市朝阳区科委下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却失去了免税资格。       李翔算了一笔账，“近3年，自然之友每收到一笔捐款，机构都需为捐赠方提供商业发票，每开一次发票都需缴纳5.6%的营业税及其附加税。       此外，如果账户内有结余，自然之友还需在每年年底，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再加上为员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自然之友需向相关部门缴纳十几万元的税费。”       “如果免除这笔费用，机构可以寻找更多的工作人员或是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李翔心疼地说。       李翔不明白，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申请免税资格，但自然之友在这个坎上挣扎了三年也没有结果。这也间接推动了自然之友注册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注册后，免税的问题相对来说也变得简单，更利于机构的长远发展。       和自然之友一样，今年1月份成立的广东省江门市的一家社工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为税所困。       该组织负责人辛丰（化名）细数了自己所交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堤围费、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城市建设税、印花税。很多税对辛丰来说，闻所未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交。       辛丰以今年6月份的一笔5万元的政府购买服务为例，开具发票后，根据当地地税的相关规定，缴纳了5%的增值税、1.8%的企业所得税等七种税，合计3200余元，约占机构收入的6.4%。“够发两个人的工资了。”辛丰说。       辛丰曾申请过免税资格，但被告知只有协会商会类公益性团体才可以购买财政局的捐赠收据获得免税。辛丰说，自己同样是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但对方回答称“不是你说公益类就公益类，要他们说才行。”       辛丰不理解，民非就是做着公益性服务的社会组织，还要交税，很没道理，“感觉像从乞丐碗里拿钱。”       据辛丰了解，在江门，没有一家民非获得免税资格。       免税资格和营利性收入难界定       税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免税资格把控很严，原因是由于无法明确认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营利。       早在机构成立之初，李翔就去办理机构免税资格的相关手续，被要求向机构所在区的财政局提供相关资料，其中一份资料要求提供盖有朝阳区民政局备案章的章程，自然之友无法获得。       财政局对其解释，该章程是为了证明自然之友的非营利身份是民政部门认可的，而非自然之友杜撰的。       不得已，李翔跑到朝阳区民政局。朝阳区民政局却答复称，自从民办非企业单位改成行政审批后，就没有过章程备案章。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盖了备案章的章程，就无法申请到捐赠收据。       这就意味着所有捐赠款都成了自然之友的“收益”。       “申请免税资格，事实上没有章程备案章这类东西的。”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直言。       据《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123号）规定，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需报送包括申请报告、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税务登记证等一系列材料。       在章高荣看来，自然之友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对组织章程这一项材料的资格认定问题，而且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是财政和税务共同认定，不涉及民政。 那么，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免税资格为何如此之难？       章高荣说，税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免税资格把控很严，原因是由于无法明确认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营利，一些民非如医院、学校等均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营利性意味却相当明显。       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第26条第四项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是免税收入。       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5条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根据我国原有规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收入为：财政拨款和政府资助、社会团体所收取的会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获得的捐赠收入，但是其他收入应该征收企业所得税。       章高荣坦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我国对公益组织免税采取审批制的方式，对组织本身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及不同的财税对公益组织的公益性认定有不同认识，都会造成民非的免税资格难以获得的结果。       民办非企业单位想尽办法少缴税       李翔在筹款时，还曾与一些捐赠方商量，希望他们能在资助时，提供税费支持。       为了少缴纳一些税费，李翔多了一项工作任务，一到每年的八九月份，机构会进行盘点，通过财务报表了解机构可能会收入哪些款项，有没有可能跟捐赠方谈少拨一些款或明年再继续拨款。       不得已，自然之友在筹款时，还曾与一些捐赠方商量，希望他们能在资助时，提供税费支持。       “有的捐赠方理解，但有的就认为已经捐款了还要提供税金支持，这种要求很无理。”李翔无奈地表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从有限的非限定性捐款中，拿出这笔钱，缴纳税费。       最近这3年，自然之友的筹资一直徘徊在400万左右，其实也与“税”有关。“我们很难有筹资方面的一个大目标和远景规划”，李翔说。       辛丰也有同感，“其实我可以再去注册个协会类的组织，但这样，一是要多交3万的注册资金，二是需要分散很多精力，虽然可以免税，但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如何管理也是问题，而且完全没有必要，这是给我们社会组织增加负担。”       章高荣对此也表示理解，“很多民非的做法最终都是凑足200万，注册成为非公募基金会，这样对于任何一方面都非常便利。”       政府部门需理顺政策       政府部门亟待理顺程序，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并统一口径，这都是走向未来规范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为难社会组织。       一个公益组织没有税收优惠激励，与企业毫无分别，那公益组织的意义何在？       章高荣分析称，在程序设计上，民政和财税等部门存在沟通问题。“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妨碍非营利组织获得免税资格的障碍。”       基金会中心网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为数不多的获得免税资格的幸运儿。       但这种幸运也耗了基金会中心网三年的时间。       基金会中心网常务副总裁耿和荪表示，三年间，上至税务局下至专管员，机构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沟通遍了，他们需要反复地解释，基金会中心网与商业机构的区别、资金来源等问题。       耿和荪说，机构是否能免税，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税务部门的态度，“税务部门对商业机构扣税问题驾轻就熟，而对非营利性机构还很陌生”。       在税务部门充分了解机构的运营内容，机构又按要求向税务部门提供了所有材料之后，耿和荪说，在机构成立的第三年，免税资格终于获得了批准。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此前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出现争议的责任不在于社会组织，而是民政和税务部门对法律条例解释不一致，继而存在执法程序上的问题。“政府部门亟待理顺程序，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并统一口径，这都是走向未来规范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为难社会组织。”       对于国外的经验，章高荣介绍说，在国外，事实上并不区分税前扣除资格以及免税资格，他们的做法是合二为一，国外属于备案制，只要提交材料符合要求，一般情况下不会不通过，而国内的做法是审批制，相对来说主观性较强。       对此，贾西津建议，政府部门应给予相关书面说明，尽管没有硬性法律条文要求出具书面确认，但是相关主管单位和部门可帮助民非单位协调，这也是一种主动尝试。       此外，章高荣还建议，民非本身也应当有一定区分，应该把营利性很强的机构从民非中排除出去。       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在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决定中最大亮点，他认为，税收是目前制约企业、个人捐赠以及基金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核心问题，而决定给出的积极信号，让他相信在三中全会后会有明确的配套措施出台，解决公益组织的缴税问题。 来源：京华时报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11/25/c_125755979.htm

    大病是公众医疗担忧的重头，如果没有“外援”，医治大病的巨额医疗费用很可能压垮一个普通家庭。2012年8月，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当前各地大病保险试点进展总体有序，实现了群众减负担、政府提效率、医院降风险的三方利好。11月20日，重庆市政府发布《重庆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暂行办法》，今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全年最高可补偿20万元。但一些地区、政府部门对推进大病保险仍有种种疑虑，加之现行医保制度存在的城乡分割、三保分立(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等状况，有的地方在实施政策启动之初就出现与国家指导意见不一致，存在“跑偏”倾向。 　　多位专家建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统一思想，打破部门利益的狭隘观念，积极推动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消除大病保险的先天不足，促进大病保险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等不起”的大病医保 　　截至10月底，全国已有23个省区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共有9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2.1亿群众可从中受益。但是，仍有许许多多大病家庭“等不起”大病医保的实施，酿成了一起起悲剧。 　　日前，一对贵州夫妻1岁的孩子被樱桃卡住气管后深度昏迷，抢救了一个月仍未好转。家里的钱花光后，为了救儿子的命，年轻的父亲竟然拿着菜刀和扳手去抢银行。 　　今年7月31日，一位3个月大的胆道闭锁患儿被家长丢在了上海仁济医院的便池旁，希望医院能给孩子做手术。“像这样的案例去年我们就接到了603份，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胆道闭锁、烧烫伤等51类病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天使妈妈基金办公室邱莉莉说。 　　这再次引起公众对居民大病保险的关注。去年8月，发改委、原卫生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指导意见》后，部分地区陆续出台推行居民大病保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多省区依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原则，加大投入并因地制宜采取政府委托购买服务的方法，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承接大病保险。在不增加群众缴费负担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放大基本医保基金保障效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国务院医改办)副司长姚建红介绍，尽管总体上大病保险工作进展顺利，但各地不平衡状况比较突出。据了解，河北等16个省(区)要求2013年在部分地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在2014年或2015年全面推开；辽宁等7个省(区)已要求在全省推开大病保险工作。 　　11月20日，重庆市政府网发布《重庆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暂行办法》。根据办法，今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享受大病保险待遇。按照起付标准不同，报销将分三段累进补偿，报销比例分别为40%、50%、60%，全年最高可补偿20万元。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医疗救助支出总量为133亿元，其中城市医疗救助支出超过49亿元，平均每人每次仅获得257.7元；农村医疗救助支出83.4亿多元，平均每人每次只获得148.2元。对数目巨大的医疗费用而言，有限的医疗救助过于微薄，如果没有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前端制度的衔接，医疗救助只能是“杯水车薪”。 　　地方执行政策出现“拉偏车” 　　当前各地大病保险试点进展总体有序，但一些地区、政府部门对推进大病保险仍有种种疑虑，加之现行医保制度存在的城乡分割、三保分立(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等状况，有的地方在实施政策启动之初就出现与国家指导意见不一致，存在“跑偏”倾向。 　　从推进现状来看，一些地区与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主要存在三方面不一致： 　　统筹层次不一致《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大部分省份采取市级统筹，仅有吉林、西藏、甘肃、青海实行省级统筹。但《指导意见》要求“可以市(地)级统筹，也可以探索全省(区、市)统一政策，统一组织实施”。“以县为统筹单位就突破了六部委文件的底线。根据保险的大数法则，一旦统筹单位过低，风险就难以分散转移，不利于大病保险发挥作用。”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王琬说。 　　承办主体不一致。《指导意见》明确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承办方式为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如此。比如东北某省提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将由医保机构承办，而参合农民大病保险则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 　　信息衔接不一致《指导意见》规定，必要的信息交换和数据共享对完善大病保险的服务流程、简化报销手续至关重要。实际上，部分地区医疗机构、医保机构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信息系统标准不一，信息资源难以联通。保险公司承办当地大病保险后，为满足实时监控医疗行为、即时结算医疗费用等需要，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信息系统改造和整合。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对保险公司使用相关信息数据采取抵触态度。 　　据介绍，保险公司投标时应依据发病概率、医疗费用、人口规模等综合因素做出科学测算，但是很多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竟然“拍脑门”定价。恶性竞争使得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健康险公司无法中标。 　　利益藩篱加剧纸上谈“病” 　　大病保险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打破了现行医保运作机制和模式，记者听到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大病保险的种种疑虑，很多工作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一些专家认为，在政府自己办还是引入商业保险的问题上，《指导意见》明确是“政府主导，专业运作”，但一些地方对商业保险机构进入大病保险的认识存在误区。 　　《指导意见》提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但一些基层政府却认为，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商业保险，是一种依靠行政力量强制购买商业保险的行为，甚至认为是“挪用了基金”。 　　有主管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反映，大病保险从中央到地方的推进力度“层层递减”，越往下政府主导的色彩越浓，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越小。一名保险业人士坦言，大病保险的推行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通道都有不同程度阻塞，“政府部门自己割自己的‘肉’确实很难”。 　　在采访中，一位大型保险公司负责人也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倒苦水”，“六部委出台大病保险意见已经一年多，但一些省份没有制定本地区大病实施方案，个别省份甚至表态不想开展。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明确说‘不需要、不开展’。” 　　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主任袁序成分析，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政府购买商业保险机构大病保险服务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成熟经验，地方政府对工作推进比较谨慎；二是由于目前新一轮机构改革尚未完成，大病保险相关主管部门职能调整仍未最终明确，影响了大病保险试点的进度。 　　制度“碎片化”恐积重难返 　　各界人士反映，在执行伊始，医保制度的城乡分割、三保分立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大病保险，加之各地推进程度、统筹层次、筹资水平、承办主体均存在诸多不一致现象，大病医保的“碎片化”初现端倪，与城乡医疗保障的一体化目标极不相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说，大病保险引入商业保险机构运作旨在减轻群众负担、严控医疗费用、实现“管办分离”，从而倒逼医改进程，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但一旦“带病成长”，就难以起到应有作用，反而可能变成又一“顽疾”。 　　王琬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六部委下达的文件虽明确了各省从实际情况出发，但当前省与省之间、省内各地市之间制度设计都存在差别，城乡之间又存在二元失衡，制度碎片化导致社会公平性、城乡一致性难以体现，可能诱发新的社会问题，长期固化恐积重难返。”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破解医保制度碎片化，实现城乡医保一体化的真正难点在于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特别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起的医保转入地和转出地之间的收支差异。中央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统一思想，打破部门利益的狭隘观念，积极推动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消除大病保险的先天不足，“尽早去掉‘碎片化’这颗‘定时炸弹’”。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原文地址：http://baobao.sohu.com/20131122/n390587089.shtml

    李劲，现任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有着非常“不错”的学习和工作背景：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2009年1月，受万通当家人冯仑邀请加入万通公益基金会之前，曾分别在国际计划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万通公益基金会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行业中的典型，但无论是李劲本人抑或万通公益基金会，在公益界也是少有人熟知的。可即便是公益圈响当当的人物，放诸社会，也未必有多少让大众熟悉的名字。让公益成为受人尊重的行业，让公益人获得真正的支持，这便是李劲的公益梦想。 在国外求学的经历教会我从受益者需求出发 凤凰公益：1998年您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国际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管理，之前您在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这些学习经历对您从事公益行业有什么启发？ 李劲：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比较政治学，这个专业让我有机会了解和理解，不同背景的国家发展路径不同，公益行业和民间组织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同共性。还有，北京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当时我发起了一个叫做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的学生社团，到现在也很活跃，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锻炼领导力。 在肯尼迪学院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学习过程，跟北京大学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国内的人文教育是准博士教育或者是博士预科生教育，是以研究导向的，但是在肯尼迪学院，专业硕士或者职业硕士是以工作为导向的，所以在肯尼迪学院学到从实际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肯尼迪学院可以遇到不同背景的同学，这都是让我受益很深的。我经常说，在肯尼迪学院我从教授那儿学到的东西，不如我从同学身上学到东西多。 另外，我必须要感谢我本科的学校上海交通大学，教我以非常实际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公益界跨界人才很多，但我认为如果是实际操作能力，理工科教育、特别是工科教育让我收益非常多，从而获得一些不同的特质 凤凰公益：有哪些具体的经历直接影响了您做公益的理念？ 李劲：第一件事是有一次我选了政策方面的作业，题目是如何打击盗版。那是1998年中国进入WTO前后，盗版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中美议题。当时在作业里我认为政策可以制定，“政府可以限制和惩罚北京的房主把房屋出租给从事盗版行业的人”，我当时的一个很强的思想就是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老师给我提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做？政策的法律基础是什么？政策的伦理基础是什么？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二是关于参与。当时我们有一个作业，回国以后如何做一个自己的NGO来帮助社会进步。我当时选的话题是怎么样组成一个农民工的支持机构，我就想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我应该提供培训、提供好的住宿条件，我可以筹款等等，这是我的思路。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受益人是怎么想的？发展是受益人的发展不是施益人的发展，受益人参与是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这告诉我什么叫公民参与、什么叫参与式的发展，我以前的概念是，如果我从事发展工作，我是给予者，我是施与者，我的对象是受益者，但是我的同学告诉我，我们应该考虑受益者的观点，他们怎么考虑问题，什么叫可持续性。 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未必想好了为什么要做基金会 凤凰公益：与西方成熟的企业基金会相比，中国的企业基金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李劲：第一是资金，美国的基金会是成气候的，资源积累和资金积累非常大，所以能把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的捐赠者和基金会的发起人，从掌握资金到捐出资金做社会事业，时间是很短的，因此财富积累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整个基金会资产总额大概在140亿到160亿美元，美国Hewlett基金会一家就80亿美元的资产，如果两个Hewlett基金会，就会超过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资产总额，所以说我们的资产积累是非常少的。 这就造成两个问题，第一，每家基金会因为资源少，资金少，所以做事非常谨慎，用大量的资金加上“变革理论”的观念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思路还远远没有形成。 第二是仓促，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包括企业基金会未必想好了为什么要做基金会，怎么做。可能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捐钱，企业是要捐钱的，特别是大的企业，另外是公众压力，公众说这么大的企业不捐赠像话吗？现在公益环境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压力是“同伴压力”，别的企业做了基金会为什么我不做？ “我真正想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社会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放一笔钱来成立基金会，试图以我的资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层次，可以说现在相对比较盲目， 整体来说，中国的捐赠人或基金会发起人在环境不太成熟的条件下，比较仓促地成立基金会，这种仓促带有必然性，也是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从八个能力的提升去努力，第一是管理思维，第二是治理能力，第三是理解战略和制订战略，第四是战略落地，就是追求有效的项目，还有资产管理的问题，品牌建设的问题，团队激励的问题，以及筹资，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变动，每一个公益产品，归根到底在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是我们理解的有效。 凤凰公益：衡量是否有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基金会的项目，有些是需要立即见效的，这方面是否有判断标准呢？ 李劲：这里面涉及项目评估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项目评估是不够发达的，评估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产出层面，比如说基金会到灾区去给受灾儿童送衣物，计划送150件，那么最后是不是在计划的时间点送出了150件，这是活动的产出，并且是可以测量的。 150件衣物是不是帮助儿童在冬天保暖，降低了因为寒冷导致的疾病，这是结果。是否降低了儿童在冬天的发病率是可以测量的，在送衣物前后感冒的发病率分别是多少。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效益，送150件衣物对儿童的长期成长是什么作用，显然一个冬天送150件衣物对这个150个儿童是不够的，长期发展需要很多综合的因素。 所以我们会从整个受助儿童群体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项目长期的作用是什么，你会发现送150件衣物到农村的小学是一个非常单薄的项目，但是这并不否认，项目有当年的成果，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专业性，会有很多人研究这个东西， 儿童长期健康成长实际上是社会成效问题，现在国内已经有几个公益机构组成了有效公益的讨论组，专门讨论什么样的公益是有效的，他们可能还要评估机构的绩效，机构的长期作用是什么。 很多人停留在公益就是献爱心、基金会就是给钱这样肤浅和粗浅的认识上，没有人认识到，其实公益的成果是可以评价的，而且是应该评价的。 企业基金会独立的程度永远是个问题 凤凰公益：近年频发的网络事件对公益行业造成冲击，公募基金会透明度及公信力备受公众质疑，企业基金会如果仓促开始做公益，是否会有类似潜在的风险？ 李劲：一般来说，公募基金会的问责对象是公众，会被很多双眼睛盯着；企业基金会基本上不能向公众募款，所以问责对象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问责力度也会小一些。因此我觉得从问责角度来说，企业基金会是拿自己的钱做事，受到的挑战会小一些。 非公募基金会特别是企业基金会在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和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是基金会做了本来应该企业做的事；二是企业基金会怎么处理与其他公益机构NGO的关系，中国现在成立基金会的企业都是大企业，比较强势比较自信，可能在处理与公益机构之间的关系时容易形成话语霸权。我们的基金会成立时间都不长，出这些问题也很正常。但是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都有必要认识到可能面临的问题。 凤凰公益：万通公益基金会提倡“基金会理事会要独立于企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独立到什么程度？ 李劲：万通公益基金会的机构原则是“独立、专业、公益”，这是基金会发起人冯仑先生提出来的，冯先生也是基金会最大的捐赠人，五年来，他捐赠的资金比企业的捐赠还多。他提到的独立、专业，公益现在仍是万通基金会坚持的原则。我作为一名职业人士很认可这三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能比较好地配合和实施独立、专业和公益。 独立到什么程度，永远是个问题。当你的资金依赖于主要捐赠人的时候，你是真的独立于他吗？我们以前定位独立基金会不是企业基金会，从我加入万通公益基金会时一直都是这个想法，但是我们最近一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离企业多远是合适的，我们重新定位为“独立运作的企业基金会”，回归到企业基金会的定位，我们要认可我们是企业基金会，我们的资金来源是企业，我们的品牌和企业是不可分割的。 独立运作是说，基金会的治理是独立不受企业控制的，体现在理事会的来源和组成大部分是社会人士，他们有可能形成独立的意志，就是企业的意志和企业高管的意志不能代替的意志，特别是冯仑先生退出理事会后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我做理事长我会提出来，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意志和价值观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传统上我们一直在财务的管理上是独立的，企业把钱捐给我们之后，他们既不管理我们的钱，也不决定我们的钱往哪里去，钱往哪里去是经过理事会年度预算、项目审核委员会审核项目之后才出去的。项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来自企业，决策完全采取投票的形式。项目是基金会财务的主要去向，把项目上的钱管住了，基金会资金的用途基本上管住了。 我们的团队是向秘书长汇报工作的，执行团队不向任何企人士汇报工作，也不向理事会汇报工作，所以项目、人员、资金都是独立的，我们有很清晰的指标来测量独立。 我们不独立的地方是，基金会的资金每年要获得企业的捐赠，企业作为捐赠人，如果不认可我们的方向可以中断提供资金，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依赖于企业。 冯仑先生作为万通集团的当家人非常认可基金会的运作，另外现在企业对基金会的认可度信任度越来越高，万通毕竟是一家民企，民企当家人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反应企业的态度。 凤凰公益：您认为冯仑先生为什么会将基金会定位于“独立、专业、可持续”？ 李劲：他提出“独立”完全是从效果出发的，他五年来给我们捐出1600万，不能是“砸钱瞎玩”，他做了二十多年企业的心得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如果不独立而受制于企业，企业用企业的方式来运营公益机构，那路子是不同的，所以我的理解是他认为独立是专业的前提，没有独立就很难有专业。 虽然有一些企业CSR部门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在意志和方法上带有很强的企业思维和烙印。比如我们作为资助型的基金会有很完整的管理流程，我们的思路是支持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进步，对企业来说，是没有资助型这个概念的。他们只有合同关系。 凤凰公益：万通公益基金会主要资助方向与万通集团实业是否有相关性？ 李劲：基金会的项目跟万通的企业业务是很相关的。我们做生态社区万通做的是小区，万通地产的口号是“创造最具价值的生活空间”，最有价值的空间不是硬件本身造成的，基金会的愿景是推动国内生态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凝聚力形成，这都是创造最具价值的生活空间，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对万通的主产业是有回应的。 万通控股2011年更名时提出的口号是“察于未萌，投资未来”，就是说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观察到投资是未来导向，相应的，我们基金会做的生态社区在国内是头一家，正是非常前沿前端的。还有我们虽然是很小的基金会，但是我们对行业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在非公墓基金会论坛的位置和作用、我们在基金会中心网的位置，与我们的规模是不相称的，我们做出了远超于我们规模的事情，所以都是投资未来的意思。 归根到底就冯仑先生说“貌离神合”，看起来我们基金会是做社区生态，与建筑、投资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的精神本质是一样的，万通的核心价值是“守正出奇”，我的理解是要走正道，但是要有创新。我们以基金会的规范来做事情这就是守正，同时我们尝试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出奇。 凤凰公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公益机构是资助别人，企业基金会应该如何平衡两者的诉求？ 李劲：看怎样看待所谓的利益问题，利益和利润不一定是等同的。拿基金会来说，基金会的成果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做培训，培养一批有智力和有能力推动生态社区发展的机构，形成了一个好的项目模式，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最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利益所在。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我们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研发一种项目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对推广生态社区是最便利最有效的，这个是我的研发能力；第二件事情是提供项目资金；还有技术支持能力，要支持合作伙伴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把这个项目模式很好地实施下去。基金会实现使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这里耐性特别重要。 从透明公益到有效公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凤凰公益：基金会中心网在对透明公益的倡导之外，开始关注有效公益，这说明基金会行业透明已经做得很好了吗？ 李劲：不是，绝对不是。不能说国内的基金会在透明公益上做得很好，其实透明公益的衡量标准本身是需要升级推广的，目前采用中基透明指数来衡量自己透明度的基金会还是做得比较好、排名前100位的基金会，那国内现在共有3400多家基金会，所以这个透明指数的使用还需要推广。 同时这个指数需要升级，需要有效地测量基金会的透明程度，重点就是项目透明程度怎么样，比如我们往往说一个项目投入350万，但是有没有披露350万用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披露350万和年初的预算以及战略方向的一致性？这些没有的话，评估质量还不够。 所以说仅从透明公益来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效公益是一个更加难的话题。 凤凰公益：有效公益是指项目有效吗？ 李劲：是机构有效，但是机构的核心业务是项目，所以核心业务好了机构可能更加有效，更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 凤凰公益：为什么要关注有效公益？ 李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公益行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看表面的东西。规模有多大、你筹钱能力怎么样、花钱能力怎么样，这是表面的东西，接下来必然是说，做得怎么样、为什么存在，是否真的实现了存在的原因，公益机构是要被问责的。 也有一些事件促成了研究，比如说汶川、玉树地震的救灾怎么样，达到了当初捐赠人的要求吗？达到当初项目设计的要求吗？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事件，这样一些事件也会促进整个行业往有效公益思考。 我认为目前在基金会行业，真的往有效公益思考的机构还不够多，还没有形成主流思想，基金中心网作为一个行业服务型机构，它的领导力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 凤凰公益：基金会如何看待基金会中心培训项目？ 李劲：这项研究得到了赠与亚洲等几个国际机构的支持，使得我们不需要在公益行业经常出现的那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来开展项目。 比如我们能够投入较多的资源请到企业培训师来参与课程研发和讨论，这使我们有机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研发过程，从需求访谈开始，不断研讨形成了八个框架，每个课程框架里面有三个授课环节，就是主讲课，然后有客座讲座或者专题讲座，以及案例讨论。 我们第一次培训之后，效果不错，赠与亚洲做的一个调查显示，89%的学员会强烈地向其他人推荐这个课程，超过90%的学员会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回访，对课程做进一步的打磨。项目长期的效果会怎么样我们要拭目以待。 希望公益变成真正令人尊重的行业 凤凰公益：除了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一职，您还有一个职务是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 李劲：我担任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有三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基金会中心网对万通公益基金会所作贡献的认可。 我的身份真正的变化是从2011年年底开始，我担任基金会中心网执行理事，负责培训项目。 基金会中心网的立身是靠数据，做的是基金会行业的透明。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基金会中心网认为，有必要从透明公益走向有效公益，提升基金会行业的综合能力，而透明只是个过程。基于这样的思考，基金会中心网委派我发起基金会培训的项目，把基金会中心网的业务点从透明公益再加一点叫做有效公益，目的是提升基金会作为资助方、作为社会推动方的能力。 凤凰公益：您做公益的目标是什么？ 李劲：有人说我们办这个培训是要做公益界的领袖，想把基金会的人变成我的学生，当然也许是开玩笑。不够你可以发现，我们所有的培训资料里面基本上没有我的形象，我个人没有更多的诉求，我的满足感来自于别人的成功，我觉得是这样的。 凤凰公益：让别人成功。 李劲：说到底这并不是无私的想法，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这个自私的想法发生的形式并不来自于对我个人的褒扬，而是来自于个人的满足感。整个行业的尊严感得到提升的话，我自己的尊严感当然也能顾得到提升。 其实我们做公益的人很多时候缺乏尊严感，就是小打小闹、成果也弄不清楚，有很多的质疑、有很多挫折感。我跟我的同事说，你如果没有挫折感你没有经历痛苦的话，你不要说你在做公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入门。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件事做起来之后，我们的痛苦会更少、我们的困扰会更少、我们的纠结会更少，甚至是没有必要的挫折会更少，我们获得真正的真实的支持会更多。 现在我们还很弱小，我们应该要长大，在这个环境下，怎样能够更好地长大，所以我们应该是相互提携，相互砥砺。作为我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的整个工作背景和学习背景都是不错的，如果我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话，我应该干什么，这是我要问自己的。 来自：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11/13/31199588_0.shtml

    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慈善领域如果也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代价，会伤害到很多慈善家     中国的慈善立法，或者说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最近一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时期。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梦”，我认为是一个现实之梦、挑战之梦。之所以说“现实之梦”，是指全世界都在测量，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全世界智库预测的时间都是2016年，认为我们再过三年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个指标。人均GDP一万，意味着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将面对一种非常大的提升性的挑战，这个社会要全面系统地快速提升。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发展时期。     但是我觉得，在党中央国务院包括十八大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提出来以后，特别是今年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政策不断推进以后，中国慈善立法的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务院已经确定了重大改革政策，但还不能迅速转换为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全国人大宣布完了，国务院宣布完了，有些地方挂着，有些地方没挂着，参差不齐。对此，老百姓着急，民间组织有意见，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现在大家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社会却没有提供这样的平台。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如果慈善领域也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代价，或者会伤害到很多慈善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突出矛盾是，很多地方政府结合实际进行的改革探索，没有能够纳入国家的宏观法律框架之中。比如深圳、广东、北京等很多地区的改革经验，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很快成为国家的法律框架体制。     还不仅仅是这些。慈善立法我当年也管过，我觉得现在依然处于行政主导立法的传统方式阶段，立法过程相对封闭。很多记者找我采访，问我能不能透露一下慈善立法的情况。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信号—一个社会立法已经到了打探消息的阶段，这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样，经济改革因为牵涉到利益关系，牵涉到你多我少，所以需要保密、需要谈判。而社会改革不一样，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赢，这个时候，如果你封闭立法过程，如果你按照传统的经济法规立法的方式来做，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和影响。     我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慈善立法滞后带来的危害。首先，至少每年阻碍上千亿元的社会收入，如果立法了肯定一年有上千亿元—当然，这是指在健全的立法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好，未来五年可能一个人、一个基金会就会捐个100亿，后面还有多少跟着的。其次，立法滞后还阻碍了上千万人的就业。上千万人无法就业，就是因为没有职业化，没有立法做依托，中国上亿的志愿服务者也没有办法实现专业化。     慈善立法的背后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立法滞后，整个社会向上的路就不通，这客观上是公共道德建设滞后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慈善立法滞后，我们的社会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有三条建议供大家讨论：     一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现代慈善的理念。现代慈善是制度化的慈善、体制化的慈善，它不是学雷锋，而是要变成一个“制度化的雷锋”。是不是要通过遗产税，要不要免除股权捐赠的税，基金会捐的钱是不是还要交税，要不要建立公益信托这都牵涉到一系列公共行为的调整。正因为慈善立法长期滞后，才促使很多慈善家和富豪都愿意跑到国外。这是需要我们非常警惕的。     二是我们一定要确立慈善立法需要社会参与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慈善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而是需要大家奉献，所以慈善立法应该是一部善法，是一部社会性极强的法律。通过社会立法的途径和公开透明的立法原则，整个立法过程必然是一个全社会学习现代慈善事业并最终达到社会共识的过程，所以，一定要强调社会参与，一定要鼓励政府创新经验，不断推进慈善立法的完善，同时为慈善立法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是大众和社会如何参与慈善立法，这是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立法既然是一个社会参与很积极的过程，社会就不可能不参与，那么我们如何参与才能有效?社会公众、知识界、社会组织如何转变参与方式?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说服，需要结束我们长期以来顺应的方式。等待、批判和埋怨都是没用的，我们需要设计性的说服，需要服务性的说服，需要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     卢德之先生的一些行为应该成为我们知识界推进慈善转型的一个榜样。他思考的是资本精神。资本精神是什么?财富要转型，就要做慈善，就要创造出社会价值，如果政策好，未来五年就有人捐百亿。资本精神可以让我们知道政策调整有多大的价值。     我们还应该推动中美慈善的高端交流，让大慈善家之间相互对话，知识界应该和这些慈善家建立起联盟，有意识地推进这种社会改革。在慈善立法目前进展不够快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等，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们都应该为慈善法的加速推进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根据王振耀在2013公益慈善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来源：凤凰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11/20/31402829_0.shtml

    公费医疗制度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又有部分省份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并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公费医疗范围已经缩减至个别省份。     专家认为，在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背景下，目前在运行的四套医保制度将被整合为职工、城乡居民两大模块。   目前，我国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有四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中，因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缴费和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两者“并轨”成为民众一直以来的重要诉求。    早在1998年底，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此后，公费医疗就逐渐走向消亡。截至去年年底，已有北京、重庆、山西、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西、四川、新疆等24省区市实现了公务员全部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完全实现医保“并轨”已是大势所趋，接下来与之同时进行的，还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整合。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基于这一愿景，医保未来整合的目标将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框架结构。包括将公费医疗制度整合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地农民或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建立单独制度。     在具体操作上，褚福灵建议，要做到划清时点，新老有别：一定时点前实行公费制度的现职人员自愿选择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一定时点后的新人按规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差距通过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加以解决。     此外，要实现多档缴费，待遇有别。“整合后的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各类城乡居民，由于城乡居民的缴费能力不同，可以设置不同的缴费档次供居民自愿选择，但缴费档次不同时待遇上有一定差别。”褚福灵进一步表示，居民医疗保险应该即期缴费即期享受待遇，不累计权益，不与职工缴费年限进行折算。     褚福灵认为，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整合，最终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将形成四大支柱：第一支柱面向全体公民的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立基于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的、适度普惠的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该制度由政府提供专项补贴资金，体现普惠与公平。第二支柱面向职工及其他从业人员，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和承担兜底责任，体现公平与效率。第三支柱面向多层次医疗需求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由个人或者单位缴费，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或社会保险机构经办，政府给予政策引导，体现效率。第四支柱面向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救助与捐助制度。政府建立专项资金，对重大疾病患者给予救助。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11/18/31334830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