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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相比，今年的99公益日迎来了不小的变化。除了时间线拉长，腾讯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公益基础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另外，腾讯今年投入的资金也大幅增加，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一线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帮扶。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根据历年99公益日募款情况，每年排名靠前的始终有固定某几家大机构的身影，且他们所募款项占总募捐额的比重越来越高，筹款“马太效应”愈演愈烈。仅在99公益日短短三天时间，几家头部机构的募款额就能够突破千万甚至上亿元。这样的“吸金”能力让其他机构尤其一些中小机构望尘莫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机构尤其草根机构萌生了放弃参与99公益日的念头或疲于应付，有些机构转而将精力放在了全年发展上，“感觉真的太累了”。不过，新的规则和机制又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如此一来，大家的心态有什么变化?于行业而言，腾讯如此大规模的激励措施，是否会创造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成立于2005年12月，是云南成立较早的省级社工机构之一。2017年初，云南连心在原有工作基础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启动“公益连县”计划，扶持州市县域公益机构发展。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扶持约50家公益机构，扶持内容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持续陪伴督导、战略咨询、联合传播与筹资、资源链接与转介、议题联合实践等方面。据云南连心公共关系总监张亚贤介绍，自2016年之后，云南连心一直在为当地中小机构参与99公益日做支持，如帮助机构入驻腾讯公益平台、对接公募基金会、组织培训及辅导咨询等。而此前几年，云南连心也积极参与99公益日，但效果不是很好，筹款额从几千到几万、几十万元不等。张亚贤谈到，“我们的支持体系不足以支撑机构实现大额公众筹款目标。虽然公众参与人数能上来，但筹款额度提升还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我们这类机构这一点更为突出。今年，我们支持了十余家组织在线募款，让他们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筹款，不被抛下。同时，我们自己也联合爱心企业发起了一个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线上募款?！痹颇狭闹魅卫际骷潜硎荆昀?，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源更多聚拢在了大型基金会及一些头部机构，一线社工机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机构，长期依赖于较为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做支持，自身的业务研发及持续深耕服务方面都受到很多局限，面临许多困难。这一点，可能县域公益机构体会更为深刻。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鲁甸顺心社工”)是在2014年鲁甸地震后参与农村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家本土社工机构，2015年5月在鲁甸县民政局正式注册。据该中心主任张娥介绍，目前机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有三个：政府购买、基金会、公众筹款。2021年前，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30%、60%、10%。今年，机构运作资金构成比列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购买及基金会合作基本持平，分别为44%、51%、5%?！敖刂聊壳?，我们共参加过三次99公益日众筹，筹资比例从没有超过机构整体筹资额的8%，99公益日筹款相对来说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我们在99公益日期间花费掉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已经是争取其他项目资助的几十倍了。三年来，连同配捐及各项激励，我们筹款额最高的时候也就不到13万元，而机构全员前前后后要折腾一个月。所以对于参加99公益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真心累!”张娥告诉记者。没有优质社会资源，加之服务对象也都是普通群众，熟人筹款是类似机构最为常见的操作。但在张娥看来，类似小机构“杀熟式”的筹款其实是无法持续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期待99公益日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筹资机构增设‘公益项目创投’部分，让专业筹款机构负责筹款，服务型机构专心做服务，筹款机构与服务机构良性合作，相互支持，把钱用到需要的地方，把服务也做到人心里。”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尝试成立于2013年的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同心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当地公益机构尤其县域公益机构发展。善才计划系列(包含公益慈善管理班、福建省公益传播班、善才种子项目、梁秀基金、公益英才等)是该基金会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据同心基金会副秘书长饶冰洁介绍，截至目前，基金会已支持53家县域公益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发展相对落后的闽西、闽北片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山区县域?！爸饕且恍┲驹阜裥帷⒎銎吨ё宰橹刃崂嘧橹约吧缁峁ぷ骰?。这些机构组织形态各异、规模大小不等，不过都有一个共通点，即专职人员大多为2到3人，运营资金大多在30万元以下?！?020年11月，同心基金会正式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因此，面对今年99公益日，基金会也尝试发起了自己的公开筹款项目。“考虑到这是我们第一年以公募身份参与99公益日，所以与其他非公募机构合作比较少。不过，我们上线的项目是善才培育计划，也是支持公益组织和人才发展的项目。为此，我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让我们支持的县域伙伴通过发起一起捐的方式来共同筹款，并通过基金会的渠道去传播县域组织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县域组织，鼓励他们去动员和激发身边的资源，鼓励大家去探索县域筹款的方法和路径?！比谋喔嫠呒钦?。她谈到，同心基金会参与99公益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从最初的观望式参与到联合式参与，再到鼓励所支持的县域机构共同参与的过程。虽然在99公益日筹到的款项不是机构的主要募款来源，但基金会的筹款额和筹款人次每年都在稳步增加。“随着99公益日规则的不断变化，基金会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从最初认为99公益日是一年一度的筹款机遇，到认为99公益日是一个锻炼机构能力以及向公众和各相关方展示自己的一个公益节日，是基金会讲好项目故事、传递机构价值主张的一个时机，同时也是在动员的过程中和各相关方有更多更深连接的时机。”饶冰洁表示。这一点，也体现在同心基金会对一线机构的支持上。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本社工”)是同心基金会“善才种子”项目支持的初创型社工机构之一。两年间，该项目为益本社工提供了持续的小额资助，用于机构初创的发展资金。虽然是小额资助，对该机构而言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支持?！俺送幕鸹岬淖手?，虽然还有一些熟人或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但对机构发展来说远远不够?！本菀姹旧绻じ涸鹑宋獬筛＝樯?，他们申报的“善才种子”项目今年已经完结，但因为疫情影响，机构还未接到新的项目或资助的支持。所幸在今年8月份，机构在同心基金会申请到专项资助的助老项目，支持机构度过难关，同时帮其连接和拓展了社区资源。今年，益本社工与福建省商盟公益基金会合作参与99公益日筹款，并签署了两年合作协议，99公益日是双方合作的试水阶段。“我们之所以要参与99公益日筹款，是因为机构生存压力过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已经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而99公益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筹款的契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去尝试?！毙幸捣⒄剐枰旌褪痉妒菹允?，2015年至2020年99公益日期间，公众捐赠额从1.27亿元上升至23.2亿元，捐赠人次从205万上升至5780万，分别增长了17倍、27倍。其中，2020年99公益日公众互动量接近19亿;578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3.24亿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3.9999亿元配捐，2020年99公益日募款总额达到了30.44亿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2019年开始，地方慈善会系统开始成规模地参与99公益日并展示出超强的动员能力。据《公益时报》报道，2019年99公益日期间，在参与募捐的机构排行榜中，除第一名没有变化外，第二名至第五名几乎都被地方慈善会占据。一方面，一些行政色彩浓厚的机构敢于参与到具有竞争性的筹款活动中来，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具有行政背景的慈善会系统的参与，可能会大大挤压民间公益组织的筹款空间。此外，通过历年99公益日数据分析发现，行业资源越发集中在头部机构，其筹款额占99公益日总体募款额的比重越来越高，“马太效应”也越发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一些中小公益机构尤其一线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参与99公益日虽然意味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付出远大于回报”，但似乎又是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今年腾讯对99公益日规则及玩法的一系列调整，能够解决大家的忧虑吗?在兰树记看来，今年99公益日规则的变化是一次很好的升级，也契合了当前国家对第三次分配的要求。“腾讯更多关注到一线机构、支持一线公益项目，也有助于公益资源的均衡分配，应该会起到一定的风向标作用?！比谋嘁脖硎?，行业发展确实需要标杆性机构去引领和示范。“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行业生态中有不同的使命，头部机构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而那些看起来资源缺乏的县域机构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本土优势和深入群众的优势。这些触达最后一米的优势，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如何能够让行业中不同类型的机构都在99公益日这场公益盛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未来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可以探索的?！庇蟹治龀?，99公益日的一系列变化也体现了腾讯今年以来新的战略格局，如从关注筹款的持续性、项目的有效性到公益机构的长效发展等。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筹款是关键的一步，但把公益项目做出成效更是重要的一环，而让公益项目产生成效并且能够回应社会关切，也是公益机构的立身之本。“99公益日已走过七年，腾讯在创造了公益行业一大盛会的同时也在着眼更长远的发展。未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平台的规则、优势资源，引导和激发更多县域公益机构的活力，促进区域公益生态的形成，让公益力量也能参与到国家所倡导的时代使命中，这一定会是一件充满价值的事情?！比谋嗵傅?。（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皮磊）

国务委员王勇5日在北京出席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政策机制，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助力扶弱济困、促进共同富裕。王勇指出，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助力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灾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完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补短板强弱项，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慈善组织，鼓励开展扶老助残、恤幼济困、助学助医等公益帮扶活动，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共同兜住筑牢民生底线，引导先富带后富、更多关爱回报社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有效监管，强化慈善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不断提升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日，《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正式发布，授予182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爸谢壬平薄笔侨壬屏煊蛘罡呓毕?，自200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表彰活动，累计表彰了1187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促进了慈善事业发展。本届“中华慈善奖”评选严格依据《“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进行，民政部成立了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新闻媒体、行业组织代表组成的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评委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全面从严要求，切实做到依规评选、严格把关，经有关方面推荐、网络投票、评委会审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民政部最终确定了表彰名单?！毒龆ā非康?，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党中央、国务院对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出明确要求，慈善事业前景广阔、使命光荣。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希望社会各界以“中华慈善奖”获得者为榜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公益时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决策部署，民政部组织实施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面向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涉藏工作重点省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助学工作，协调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筹集资金，为上述地区已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2021年参加高考并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和专科高等院校的人员发放助学金?！　∮捎诟鞯馗咝Ｂ既〗群涂奔洳灰恢拢裾肯喙厮揪只傅加泄厥》菝裾棵虐凑辗峙平脑颍瓯ㄒ慌⑷范ㄒ慌?、发放一批，让受助对象尽快收到助学金，更加安心就读就学。截至9月1日，首批414名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收到了每人6000元的助学金?！　≡诘持醒?、国务院关心关爱下，2020年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首次纳入制度保障，由各级民政部门参照孤儿标准为25.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拔椅褐诎焓凳隆笔导疃挂岳?，民政部聚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开展全方位关爱保障，深入调研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教育保障入手，在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涉藏工作重点省份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作，为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化全面奠定基础。在推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作过程中，民政部相关司局始终坚持以“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为根本原则，细化实施方案、加强沟通指导，确保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资助范围，使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实落细。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要求，民政部相关司局指导地方民政部门积极教育引导受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励志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しㄓ?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专章对学校保护作出规定《未成年人学校?；す娑ā吠?月1日正式发布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主要?；ぱ哪男┤ㄒ?对防治性侵害、性骚扰作了哪些规定?对教职工行为提出了哪些禁止性要求?6月1日，教育部颁布《未成年人学校?；す娑ā?。《规定》全面构建了学校保护制度体系，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建立完善了相应专门制度?！豆娑ā酚?021年9月1日起实施。《规定》就社会关注的学生成绩、学生隐私?；?、家庭作业、学生欺凌、校园性侵等问题，明确了学校责任。根据《规定》，学校应在学生保护方面重点建立哪些制度？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不公开成绩、名次在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方面，《规定》提出，学校采集学生个人信息，应当告知学生及其家长，并对所获得的学生及其家庭信息负有管理、保密义务，不得毁弃以及非法删除、泄露、公开、买卖。学校及教职工不得非法提供、泄露学生信息或者利用所掌握的学生信息牟取利益。长期以来，关于学生成绩和名次信息是否应该公开的话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在2017年，教育部便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建立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控制考试次数，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豆娑ā吩俅蚊魅?，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等学业信息，学校应当便利学生本人和家长知晓，但不得公开，不得宣传升学情况。防控校园欺凌、性侵害，开展学校性教育《规定》关注校园欺凌防控和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专项制度，还纳入了学校性教育的相关内容?！豆娑ā芬?，学校应当落实法律规定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和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专项制度，建立对学生欺凌、性侵害、性骚扰行为的零容忍处理机制和受伤害学生的关爱、帮扶机制。“欺凌”应该如何界定？《规定》指出，学生之间，在年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者恶意对另一方实施前款行为，或者以其他方式欺压、侮辱另一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可以认定为构成欺凌。此外，《规定》在“?；せ啤闭陆谔乇鹬赋觯姓攵孕缘乜骨啻浩诮逃?、性教育，使学生了解生理健康知识，提高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ひ馐逗湍芰?。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必要时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告《规定》明确，学校应当建立与家长有效联系机制，利用家访、家长课堂、家长会等多种方式与学生家长建立日常沟通。教职工发现学生有明显的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等情形，应当及时沟通了解情况，可能存在被欺凌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除了建立日常沟通机制，《规定》还提出，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重大生理、心理疾病报告制度，向家长及时告知学生身体及心理健康状况。学校发现学生身体状况或者情绪反应明显异常、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及时通知学生家长?！豆娑ā酚?021年9月1日起实施。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机构，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学校?；な缘?，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健全工作机制，为学校开展未成年人?；すぷ魈峁└尤?、更具操作性的指导，支持地方、学校提升未成年人学校?；すぷ髂芰退?。（来源：南京未保中心公众号）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到第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嵋橹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北京大学公众号8月23日发表《北大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思考与论述》一文中，对“第三次分配”概念做出描述，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完成好“第三次分配”需要在政策上、制度上、方式上提供必要保障，还要依据社会发展阶段完善参与方式。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税法的保障在捐赠方和社会组织之间搭起良性互动的桥梁，营造出想捐、易捐、乐捐的慈善氛围，也为捐赠方提供持续捐赠的动力，将有效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落实。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有效期“1改3”利好社会组织早在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多次发布关于社会组织捐赠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如，财税(2006)68号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至此，“税前扣除”这一字眼进入到捐赠领域中，捐赠人进行捐赠行为将获得税前扣除有了明确依据。与此同时，作为受捐方的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由财税部门直接指定，尚未对所有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质形成系统评估，这可看作是社会组织税前扣除的雏形。2015年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发布，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精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予以取消。改由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被认定具有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该资格有效期为一年。2020年5月1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第27号文)，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从2015年至2020年，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政策变化也影响着捐赠人和社会组织，有效期由一年变成三年，也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利好。有社会组织从业者认为，原先一年期认定方式为事后，即去年机构有资格，不代表今年仍有，今年资格是否获取要到明年才知道，这种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对于捐赠方和社会组织来说都有点尴尬。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滞后，面对捐赠人机构无法给出免税承诺，这让捐赠方与机构间关系较为微妙。在前期机构已拥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条件下，捐赠方一方面出于善心捐赠，另一方面政策对捐赠行为鼓励，令捐赠人在整个捐赠行为过程中感受愉悦。但由于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次年公告方能获知，如果捐赠完成，该机构这一年又没有获取免税资质，这对于捐赠方来说无疑是一次遗憾。如果机构早前承诺在当年会获得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最终又未能获取，这对于捐赠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欺骗”，不利于机构信誉。在新的规定下，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一旦认定3年内有效，这有助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对捐赠人更加从容?！熬柙艘部梢苑判木柙芾硇缘乜钩て?、详尽的捐赠计划，从而让善款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倍睾突鸹岵莆褡芗嗬畲盒闼?。李春秀表示，对捐赠人而言，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捐赠资金有了杠杆效应，捐赠可税前抵扣对捐赠行为是政策层面的鼓励，要让更多人知晓并享受到捐赠可抵税的权利，获得政策上的实质性利好。税收优惠资格影响捐赠人决策一些捐赠人在日常中会遇到多家社会组织向其募款，何种条件能够影响捐赠人做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募款?李春秀表示，社会组织是否具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并非决定因素，对于大额捐赠方可能影响较大，小额捐赠方一般影响不大。大额捐赠人做出捐赠行为前一般会对社会组织是否具备税前扣除资格进行调查，同等条件下是否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决定性因素。捐赠人一般会选择将捐赠资金用于自己比较熟知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在熟知领域里捐赠人会考虑资金通过怎样的路径到达受益人最有效果。如果受捐方没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捐赠人可能会直接把资金捐赠给受益人。“当然，也有一些小额捐赠人认为，税前扣除资格并非重要指标，捐赠就是个人善举的发心体现，项目执行效果、受益人获得感、社会价值大小才是捐赠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崩畲盒闼怠；咕柙扒翱鄢矢癯晌柙丝剂康囊蛩?，而捐赠完成后票据的开具则影响着捐赠人的体验感好坏。现实中，一些捐赠人在捐赠行为发生后，并不会立即索要捐赠票据，甚至在跨年之后再询问开具上年度捐赠票据，这令社会组织着实有些尴尬。而社会组织在受制于财务人员有限情况下，又较难做到捐赠行为发生即1对1开具捐赠票据。一位有着多年公益从业经历的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对《公益时报》谈起捐赠票据的开具时有欣喜也有无奈。这位秘书长表示，就自身基金会体量，每年接受的捐赠人次不计其数，很难做到在现有机构人力情况下1对1开具出每一张票据，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逐步实现。据了解，捐赠人完成捐赠行为后，受捐方开具捐赠票据是受捐方的义务，无论捐赠方在捐赠时是否索要票据，受捐方在当年年终时都会将当年捐赠开具出票据总和，次年如捐赠人再需开具上年某笔票据，必须将上年捐赠票据中某笔单独计提出后，才能避免重复开具，这种跨年票据开具无形中增加了受捐方的成本。捐赠人完成捐赠行为后索要捐赠票据是理所应当，这也是捐赠人的权利，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一些捐赠票据的延迟开具令社会组织较为棘手，不开不符合规定，开了也不符合规定。这位秘书长表示，“去年捐赠，今年开票，这让社会组织较为难办。税前扣除都是以年度为标准，跨年开具对于社会组织存在风险。”享受税收优惠是捐赠人的一种权利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备荨陡鋈怂盟胺ā返诹豕娑ā案鋈私渌枚越逃⒎銎?、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痹诰柙讨?，捐赠人捐赠金额大小不一，捐赠人身份地位不一，捐赠人工作性质不一，但同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李春秀说，相比于小额捐赠，大额捐赠事前会作出一定捐赠规划，充分利用好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政策条件，完成捐赠行为后对捐赠人所得税减免有实质性利好，大额捐赠人都会重视。小额捐赠由于捐赠资金量小，减免所得税不多，通常捐赠人不会过多关注，或者并不知晓，但这是捐赠人的一项权利，社会组织有义务告知?！袄砟畛忌希颐歉刈⒂谛《罹柙巳禾?，因为免税额度不大，使得他们本身就不关注这些，我们须将捐赠应享有的权利告知他们，并让他们切实享受到这种权利?！崩畲盒闼?。如今，公益行业的捐赠行为呈现多元化，资金、物资、股权、慈善信托、不动产等捐赠均有之，在资金捐赠上，也呈现多种捐赠样式?！霸戮琛本褪且恢帜芄唤虾门嘌柙司柙馐兜木柙问?，对于捐赠税收减免的权利倡导也较为有利。月捐大多为小额捐赠，持续性是其最大特点。通过每月捐赠，到年底机构统一开具捐赠票据，告知捐赠人可抵减税款的权利，并使其最终通过递减税款受益，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公众税收优惠政策普及渠道，也是社会组织应尽的义务。“月捐，可能每个月收到票据抵减税款的额度并不多，但一年积累下来，按年度开具票据给到捐赠人，个税汇算清缴时集中抵扣，抵减的个税返还，让捐赠人真切地感受到政策上对慈善行为地鼓励。捐赠人可能由之前的不在意，最终变成一种惊喜?！崩畲盒闼?。信息化补充社会组织票据短板2019年4月11日，全国首张个人电子捐赠票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项目在民政部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支付宝公益上开出。随后，全国各地社会组织开始探寻电子票据开具途径、渠道、方式，一部分地区已经成功开具出电子票据。早在2017年，财政部就要求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新型财政票据监管体系。2018年11月，财政部再次发文，要求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票据作为电子化票据的一部分也正积极响应。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表示，捐赠电子票据问题得到解决，必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对于公益捐赠税收制度改革有着重要价值。电子捐赠票据的开具极大提高了捐赠票据开具的效率，缩短了社会组织服务捐赠人的信息化距离，降低了社会组织财务人员负担。但现实中，一些社会组织还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信息化的普及程度仍是横在公益性社会组织面前的一道门槛，而信息化给社会组织增加的成本负担同样也是一种挑战。李春秀说，信息化会给社会组织服务捐赠方和受益人带来便捷，但社会组织信息化系统搭建要投入不小的成本，并非每个社会组织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样一笔支出。另外，从捐赠方完成捐赠行为到开出票据，这中间每一笔数据的接收、审核、确认、财务处理、票据开具的工作尚未建立起行业的标准，目前大部分机构还是人工筛选处理，费时费力，难以保证开票的及时性、准确性。再则，关注公益领域需求的信息化服务商非常少，信息化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协同创新中心慈善税收研究专家田婧表示，公益慈善捐赠是属于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为鼓励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税收优惠政策。为?；ぷ约旱乃笆绽? 纳税人在捐赠前一定要了解清楚捐赠税前扣除的要点，保证捐赠支出能够税前扣除，根据自己取得收入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展捐赠扣除，实现“智慧慈善”。（来源：公益时报）

8月26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答记者问时，就共同富裕等大家关切的话题作出回应。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渴裁蠢词迪止餐辉?他强调，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以下是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回答实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了全面部署。我理解，要从几个方面来把握好。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第二，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我们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第三，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来源：公益时报）

距离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过去已有十余日，目前受灾地区已经从紧急救援期过渡到灾后恢复重建期。笔者作为郑州市社会工作协会抢险调度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深度参与并见证了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紧急救援的整个过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30日，河南省共有152家社工机构参与防汛救灾紧急救援工作，参与社工7304人次、联动志愿者242026人次，累计服务群众624078人次。社会工作在本次河南救灾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否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本文通过回顾紧急救援期河南社工参与救灾活动的过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梳理，借此也为特大城市未来进行灾害救援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社会工作在灾害救助中的四种角色本次灾害救援中，社工首先扮演的角色就是需求反馈与资源链接者。暴雨发生后，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运达郑州，同时灾害转移中的各类求助信息也开始大量出现，物资对接、卸载及转运、信息管理等服务需求量非常大。面对这种情形，7月21日，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郑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在郑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联合本土多家社工机构成立抢险救灾调度中心，建立线上资源协调、特困群体排查、心理咨询服务、志愿者统筹招募等12个专业服务小组，24小时不间断对接各类资源及需求。一线救援、物资对接等都需要大量人力，社工在此时又扮演了志愿者招募和服务协调者的角色。在志愿者的招募、协调以及保障方面，突出“在地、协作、时效、安全、专业”等原则，先由市社协的线上信息服务组汇总发布各类信息，再由各区域社工机构的线上信息服务组负责协调和落实，形成多中心、扁平化、网络式的协作模式。线上信息服务组负责信息的核实、汇总、发布和分流；区域内的社工机构负责具体的服务对接，协调志愿者有序参与救援，并在救援车辆维护、志愿者住宿、生活物资方面链接资源，为志愿者提供保障。紧急救援阶段，社工将直接服务对象锁定为特殊需要人群及安置点居民，针对残障人士、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儿童等特殊人群提供了?；槿敕?，包括紧急转移安置残障人士，确保其人身安全；发布信息，帮助暴雨中走失的儿童与家人取得联系；持续关注整体转移安置福利院儿童以及老人，通过需求反馈、信息扩散、有效资源对接等多种方式为此类人群争取生活物资；根据需求评估的结果，链接资源，为安置点居民提供人际关系调解、心理支持、儿童老年人服务以及精神文化生活重建等多项专业服务。据8月2日最新统计，郑州洪灾致292人遇难。亲人离世、家园被毁，紧急救援后，伤痛开始扑面而至，而洪水刚褪，郑州又面临着疫情反扑的严峻形势。此时，社工又扮演了政策宣传者与安全知识普及者的角色。社工首先对灾害安全知识和灾后防疫知识等进行宣传普及，及时发布灾后城市路面坍塌等安全预警信息；此后又通过居民微信群、公众号等对各类灾后救助政策以及慈善项目进行广泛宣传；在疫情防控阶段又对一些虚假信息则进行了甄别和辟谣。社会工作在本次救灾工作中的不足与启示尽管在紧急救援阶段，河南社会工作者积极响应，但是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短板。这些不足有些涉及外部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现代化方面的建设，有些则涉及社会工作机构自身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和专业能力的提升?？绱潮呓绲男髂芰τ写嵘蘼凼墙艏本仍?，还是恢复重建期，灾后救援工作都是一项需要跨边界、多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在本次救灾过程中，社会工作与民政部门融合度相对较高，全程实现了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服务协同。但较之于民政部门，社会工作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协作相对较少，特别是与应急部门的协作远远不够，导致外界只看到了志愿组织和志愿者，看不到在幕后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源于既有的城市应急管理等部门并未意识到社工在灾害应急工作中的能够发挥的作用和专业优势，一方面也源于社工自身固有的边界观念，缺乏主动对接的意识?；诖?，建议城市的应急部门建立应急管理人才储备库，并将相关的社会工作人才纳入到人才储备中?？缱ㄒ低哦拥暮献骰粕写芯吭诒敬尉仍只疃?，特别是在安置点的服务中多次出现了跨专业的合作团队。本次灾害援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团队合作就是“社工+心理咨询师”这样的模式，但是此类团队在具体服务的开展过程中会因专业理念的差异而产生一些分歧。例如，在紧急救援期，社工希望协同心理咨询师做群体性的心理支持，而心理咨询师则更希望做一对一的咨询；此外，双方对彼此职业特点及专业方法的认识也相对不足，会在团队分工方面出现摩擦。不可否认的是，在灾害发生前，诸如此类的跨专业合作团队较少出现，涉及到多团队合作的工作机制、价值伦理等都有待研究。灾害信息系统及物资管理急需优化据笔者观察，整个紧急救援期，占据社工大量时间精力的事务有两项：一项是信息收集和整理；一项则是物资的卸载和转运。虽然在紧急救援期，特别是生命救援阶段，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志愿者的角色趋同，但社工将大量人力和精力投放在信息整理和物资搬运上却是不太合理的。这一点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并非是社会工作自身存在的不足。信息收集工作完全可以靠智能信息系统的研发实现高效的录入和供需匹配；而救援物资的搬运则需要由政府统一部署，借鉴其他城市救灾工作的成功经验，由政府统一接收，并委托专业的物流公司对物资进行接收和管理。社工在这个阶段可以协作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志愿者的组织和服务调配工作，同时也可以将专业力量更多的投放在一线服务中，例如灾害救援中的?；槿?、特殊人群的需求评估以及灾后援助等。在本次救援中，虽然社工也在紧急救援阶段进行了一些专业服务，但此类服务所占比重远远不及上述的两类工作，社工的专业优势并未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资源获取及项目设计能力仍需提升目前，救灾工作已经进入到灾后重建阶段，这对社会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于紧急救援期，灾后重建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不同的服务方都要结合自身特点、资源和能力对灾后重建进行项目设计，通过专业的需求评估，确定短期以及中长期的服务目标和服务规划?？凸鄣睦唇?，目前大部分的社工机构对政府有较强的依附性，缺乏独立思考以及项目研发的能力，在灾后慈善项目的对接和争取方面缺乏主动性。这一方面源于很多社工机构在资金来源上习惯于政府购买，缺乏主动争取慈善等资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工机构在灾后服务需求评估、服务项目的设计方面能力不足，亟待专业的培训和支持。（来源：澎湃新闻，作者许冰，系郑州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郑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