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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初次分配以市场为主体和再分配由政府主导不同，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以慈善捐赠为实现形式，而个人捐赠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1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石第三次分配相较于第二次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于，第二次分配是以政府及其部门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强制性手段实现的，而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企业、个人等多元社会力量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个人捐赠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属性来看，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本质特征。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事业为表现形态，而慈善事业整体上是一种混合型社会分配方式。它的资源来源通常包括三种渠道：一是企业或各类经济实体的捐赠，往往兼有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内容;二是政府财政对慈善事业的资助，比如，在部分发达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大量慈善组织获得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这属于再分配的范畴;三是社会公众的个人捐赠，它是社会公众在获得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所进行的自愿捐献，而这正是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也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就功能而言，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支撑。尽管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来自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捐赠，但如果过分依赖前者则可能影响慈善组织的独立性，而企业捐赠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往往牵涉商业利益、资源交换等非慈善因素。与前两者相比，个人捐赠的稳定性更强，也更符合第三次分配的初衷。如果包括高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不仅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厚实的经济基础，进而真正发挥第三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功能，而且能够起到提升社会道德、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功能。2当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不过，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缓慢且个人捐赠占比低的现实与其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之间还有巨大差距。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慈善组织募集的捐赠款物总额为1500亿左右，占GDP的比重约为0.15%;个人捐赠款物总额计300多亿元，约占全部捐赠总额的25%，而企业捐赠的比重往往超过60%。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其每年的慈善捐赠额约占GDP的2%，且个人捐赠占比往往达到70%以上，如果再加上来自家族基金会的捐赠和遗产捐赠，个人捐赠的比例甚至高达80%。对比发现，以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对调节我国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功能还十分有限。企业捐赠多而个人捐赠少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一是儒家“亲亲”思想和传统“报”的观念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慈善事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亲亲”思想和传统“报”的观念。前者讲求行善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原则。比如，在我国，多数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向自己熟悉之人(如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等)捐赠;后者主张“恩有源、惠有主”，理应“知恩图报”，这也是面对面的直接资助形式在我国更受欢迎的原因。二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专业性不足。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公众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并以具有公信力的慈善组织作为实施基础。由于一些慈善组织信息不公开、行动不迅速，甚至出现以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现象，进而引发公众质疑和部分慈善组织的信任?；蟮卮焐肆斯诓斡刖柙幕?。一些慈善组织发育不足、专业性不强，缺乏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能力，从而也难以赢得公众信任。此外，部分慈善组织出于短期成本效益的考虑，依赖主管部门的行政资源或机构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认为针对企业的劝募活动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较少，效率更高，往往更倾向于以企业为募捐重心。三是现行政策对个人捐赠的激励不足。从税收减免政策和减免程序来看，针对个人捐赠的激励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慈善税收减免政策方面，存在重机构而轻个人的情况。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中有关企业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规定已通过修订《企业所得税法》得以落地，而关于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目前还缺乏具体细则，对于个人捐赠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0%本就不高，同时也缺乏对于超出部分延期结转的政策规定;对于房屋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还存在繁多的税负和行政费用。在慈善税收减免程序方面，申请税前扣除的程序较为繁杂，对于货币形态的捐赠，个人即便拿到了捐赠票据，仍需经历多重手续;对于非货币形态的捐赠，由于定价困难，缺乏统一的发票申请标准和定价评估，导致慈善组织不偏好接收。3多措并举提升个人捐赠积极性基于个人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核心功能而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的客观事实，有必要采取多项措施来提升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其一，在尊重传统慈善文化基础上增强国民现代慈善意识。现代慈善意识不同于我国传统慈善活动中的恩赐、怜悯观念，现代慈善事业可以概况为用“自愿、平等、博爱、共享”等理念，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运作而成，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洞壬品ā返陌洳加胧凳┩贫酥泄壬剖乱荡哟匙呦蛳执斜匾谧鹬卮炒壬莆幕幕∩贤ü壬平逃?、舆论宣传等方式增强国民的现代慈善意识，引导其积极参与现代慈善事业。其二，重视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的发展。中华民族素有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这为社区慈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社区慈善组织既能有效动员社区慈善资源与志愿力量，同时也为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途径。网络慈善依托于互联网募捐平台，具有辐射面广、受众多、互动性强、成本低等一系列优势，但因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以及募捐平台审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在为公众参与捐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因不良个案或失范行为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网络慈善的边界以及网络募捐平台运行主体的属性及其责任，并为处置网络慈善活动中的失范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其三，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专业性。公信力直接决定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而公信力的取得又取决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快捷的行动能力。为此，主管部门应督促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与行动能力上不断改善。公信力亦与慈善组织自身的专业性密不可分，有必要重视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慈善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性政策，进而加强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精细化建设。其四，完善慈善财税政策并提供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进一步提高免税比例并允许结转，以此鼓励个人大额捐赠;针对房屋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因其不属于商业行为，应免除契税等相关税负;慈善信托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方式，也需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因为仅有个人所得税的激励机制，依然无法阻止财富的积累和转移，通过遗产税和赠与税可反向激励富人群体参与捐赠。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应当为捐赠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包括推广电子捐赠发票以解决小额捐赠的发票问题、允许个人捐赠年底统一归集抵扣个人所得税等。此外，在倡导物质激励的同时，也应重视精神褒奖。有必要树立物资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的理念，通过相关机制为捐赠者、志愿者等个体参与者提供荣誉奖励、价值肯定等精神激励，完善包括不同层级的奖励机制，既使大额捐赠者得到社会褒奖，也使小额捐赠者受到社会关注，进而形成人人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作者| 陈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99公益日迎来了不小的变化。除了时间线拉长，腾讯在配捐机制、产品体系、企业联动、公益基础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另外，腾讯今年投入的资金也大幅增加，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一线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帮扶。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根据历年99公益日募款情况，每年排名靠前的始终有固定某几家大机构的身影，且他们所募款项占总募捐额的比重越来越高，筹款“马太效应”愈演愈烈。仅在99公益日短短三天时间，几家头部机构的募款额就能够突破千万甚至上亿元。这样的“吸金”能力让其他机构尤其一些中小机构望尘莫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机构尤其草根机构萌生了放弃参与99公益日的念头或疲于应付，有些机构转而将精力放在了全年发展上，“感觉真的太累了”。不过，新的规则和机制又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如此一来，大家的心态有什么变化?于行业而言，腾讯如此大规模的激励措施，是否会创造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成立于2005年12月，是云南成立较早的省级社工机构之一。2017年初，云南连心在原有工作基础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启动“公益连县”计划，扶持州市县域公益机构发展。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扶持约50家公益机构，扶持内容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持续陪伴督导、战略咨询、联合传播与筹资、资源链接与转介、议题联合实践等方面。据云南连心公共关系总监张亚贤介绍，自2016年之后，云南连心一直在为当地中小机构参与99公益日做支持，如帮助机构入驻腾讯公益平台、对接公募基金会、组织培训及辅导咨询等。而此前几年，云南连心也积极参与99公益日，但效果不是很好，筹款额从几千到几万、几十万元不等。张亚贤谈到，“我们的支持体系不足以支撑机构实现大额公众筹款目标。虽然公众参与人数能上来，但筹款额度提升还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我们这类机构这一点更为突出。今年，我们支持了十余家组织在线募款，让他们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筹款，不被抛下。同时，我们自己也联合爱心企业发起了一个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线上募款?！痹颇狭闹魅卫际骷潜硎?，近年来，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源更多聚拢在了大型基金会及一些头部机构，一线社工机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机构，长期依赖于较为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做支持，自身的业务研发及持续深耕服务方面都受到很多局限，面临许多困难。这一点，可能县域公益机构体会更为深刻。鲁甸顺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鲁甸顺心社工”)是在2014年鲁甸地震后参与农村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家本土社工机构，2015年5月在鲁甸县民政局正式注册。据该中心主任张娥介绍，目前机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有三个：政府购买、基金会、公众筹款。2021年前，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30%、60%、10%。今年，机构运作资金构成比列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购买及基金会合作基本持平，分别为44%、51%、5%。“截至目前，我们共参加过三次99公益日众筹，筹资比例从没有超过机构整体筹资额的8%，99公益日筹款相对来说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我们在99公益日期间花费掉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已经是争取其他项目资助的几十倍了。三年来，连同配捐及各项激励，我们筹款额最高的时候也就不到13万元，而机构全员前前后后要折腾一个月。所以对于参加99公益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真心累!”张娥告诉记者。没有优质社会资源，加之服务对象也都是普通群众，熟人筹款是类似机构最为常见的操作。但在张娥看来，类似小机构“杀熟式”的筹款其实是无法持续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期待99公益日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筹资机构增设‘公益项目创投’部分，让专业筹款机构负责筹款，服务型机构专心做服务，筹款机构与服务机构良性合作，相互支持，把钱用到需要的地方，把服务也做到人心里?！庇幸幌呋嵛颐嵌蓟岢⑹猿闪⒂?013年的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同心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当地公益机构尤其县域公益机构发展。善才计划系列(包含公益慈善管理班、福建省公益传播班、善才种子项目、梁秀基金、公益英才等)是该基金会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据同心基金会副秘书长饶冰洁介绍，截至目前，基金会已支持53家县域公益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发展相对落后的闽西、闽北片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山区县域?！爸饕且恍┲驹阜裥?、扶贫助困自组织等协会类组织以及社会工作机构。这些机构组织形态各异、规模大小不等，不过都有一个共通点，即专职人员大多为2到3人，运营资金大多在30万元以下?！?020年11月，同心基金会正式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因此，面对今年99公益日，基金会也尝试发起了自己的公开筹款项目?！翱悸堑秸馐俏颐堑谝荒暌怨忌矸莶斡?9公益日，所以与其他非公募机构合作比较少。不过，我们上线的项目是善才培育计划，也是支持公益组织和人才发展的项目。为此，我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让我们支持的县域伙伴通过发起一起捐的方式来共同筹款，并通过基金会的渠道去传播县域组织的故事，让更多人看到县域组织，鼓励他们去动员和激发身边的资源，鼓励大家去探索县域筹款的方法和路径?！比谋喔嫠呒钦?。她谈到，同心基金会参与99公益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从最初的观望式参与到联合式参与，再到鼓励所支持的县域机构共同参与的过程。虽然在99公益日筹到的款项不是机构的主要募款来源，但基金会的筹款额和筹款人次每年都在稳步增加。“随着99公益日规则的不断变化，基金会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从最初认为99公益日是一年一度的筹款机遇，到认为99公益日是一个锻炼机构能力以及向公众和各相关方展示自己的一个公益节日，是基金会讲好项目故事、传递机构价值主张的一个时机，同时也是在动员的过程中和各相关方有更多更深连接的时机?！比谋啾硎?。这一点，也体现在同心基金会对一线机构的支持上。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本社工”)是同心基金会“善才种子”项目支持的初创型社工机构之一。两年间，该项目为益本社工提供了持续的小额资助，用于机构初创的发展资金。虽然是小额资助，对该机构而言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支持?！俺送幕鸹岬淖手?，虽然还有一些熟人或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但对机构发展来说远远不够。”据益本社工负责人吴成福介绍，他们申报的“善才种子”项目今年已经完结，但因为疫情影响，机构还未接到新的项目或资助的支持。所幸在今年8月份，机构在同心基金会申请到专项资助的助老项目，支持机构度过难关，同时帮其连接和拓展了社区资源。今年，益本社工与福建省商盟公益基金会合作参与99公益日筹款，并签署了两年合作协议，99公益日是双方合作的试水阶段?！拔颐侵砸斡?9公益日筹款，是因为机构生存压力过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已经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而99公益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筹款的契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都会去尝试?！毙幸捣⒄剐枰旌褪痉妒菹允荆?015年至2020年99公益日期间，公众捐赠额从1.27亿元上升至23.2亿元，捐赠人次从205万上升至5780万，分别增长了17倍、27倍。其中，2020年99公益日公众互动量接近19亿;578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3.24亿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3.9999亿元配捐，2020年99公益日募款总额达到了30.44亿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2019年开始，地方慈善会系统开始成规模地参与99公益日并展示出超强的动员能力。据《公益时报》报道，2019年99公益日期间，在参与募捐的机构排行榜中，除第一名没有变化外，第二名至第五名几乎都被地方慈善会占据。一方面，一些行政色彩浓厚的机构敢于参与到具有竞争性的筹款活动中来，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具有行政背景的慈善会系统的参与，可能会大大挤压民间公益组织的筹款空间。此外，通过历年99公益日数据分析发现，行业资源越发集中在头部机构，其筹款额占99公益日总体募款额的比重越来越高，“马太效应”也越发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一些中小公益机构尤其一线社会服务机构而言，参与99公益日虽然意味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付出远大于回报”，但似乎又是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今年腾讯对99公益日规则及玩法的一系列调整，能够解决大家的忧虑吗?在兰树记看来，今年99公益日规则的变化是一次很好的升级，也契合了当前国家对第三次分配的要求?！疤谘陡喙刈⒌揭幌呋?、支持一线公益项目，也有助于公益资源的均衡分配，应该会起到一定的风向标作用?！比谋嘁脖硎?，行业发展确实需要标杆性机构去引领和示范。“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行业生态中有不同的使命，头部机构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而那些看起来资源缺乏的县域机构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本土优势和深入群众的优势。这些触达最后一米的优势，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如何能够让行业中不同类型的机构都在99公益日这场公益盛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未来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可以探索的。”有分析称，99公益日的一系列变化也体现了腾讯今年以来新的战略格局，如从关注筹款的持续性、项目的有效性到公益机构的长效发展等。对一线公益机构来说，筹款是关键的一步，但把公益项目做出成效更是重要的一环，而让公益项目产生成效并且能够回应社会关切，也是公益机构的立身之本?！?9公益日已走过七年，腾讯在创造了公益行业一大盛会的同时也在着眼更长远的发展。未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平台的规则、优势资源，引导和激发更多县域公益机构的活力，促进区域公益生态的形成，让公益力量也能参与到国家所倡导的时代使命中，这一定会是一件充满价值的事情?！比谋嗵傅?。（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皮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决策部署，民政部组织实施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面向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涉藏工作重点省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助学工作，协调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筹集资金，为上述地区已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2021年参加高考并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和专科高等院校的人员发放助学金?！　∮捎诟鞯馗咝Ｂ既〗群涂奔洳灰恢拢裾肯喙厮揪只傅加泄厥》菝裾棵虐凑辗峙平脑?，申报一批、确定一批、发放一批，让受助对象尽快收到助学金，更加安心就读就学。截至9月1日，首批414名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收到了每人6000元的助学金?！　≡诘持醒?、国务院关心关爱下，2020年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首次纳入制度保障，由各级民政部门参照孤儿标准为25.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民政部聚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开展全方位关爱保障，深入调研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教育保障入手，在西藏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涉藏工作重点省份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作，为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化全面奠定基础。在推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作过程中，民政部相关司局始终坚持以“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为根本原则，细化实施方案、加强沟通指导，确保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资助范围，使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实落细。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要求，民政部相关司局指导地方民政部门积极教育引导受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励志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会议指出，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嵋橥ü吨泄九⒄垢僖?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两个纲要围绕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家庭、环境、法律等领域，提出目标和措施，要求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平等享有接受教育、就业创业、参与决策和管理等权利，全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拓展支持家庭与妇女全面发展的公共服务，针对妇女特殊需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困难妇女基本保障和关爱服务，健全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家庭、学校、社会和网络对儿童的全方位?；?，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重中之重，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保障儿童食品用品安全，保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生存、发展和安全权益，加强留守儿童关爱?；ぃし篮陀行Тχ醚哿?。两个纲要明确，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依托社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嵋榛寡芯苛似渌孪?。（来源：中国新闻网）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到第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嵋橹赋觯岢忠匀嗣裎行牡姆⒄顾枷?，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北京大学公众号8月23日发表《北大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思考与论述》一文中，对“第三次分配”概念做出描述，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完成好“第三次分配”需要在政策上、制度上、方式上提供必要保障，还要依据社会发展阶段完善参与方式。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税法的保障在捐赠方和社会组织之间搭起良性互动的桥梁，营造出想捐、易捐、乐捐的慈善氛围，也为捐赠方提供持续捐赠的动力，将有效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落实。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有效期“1改3”利好社会组织早在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多次发布关于社会组织捐赠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如，财税(2006)68号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至此，“税前扣除”这一字眼进入到捐赠领域中，捐赠人进行捐赠行为将获得税前扣除有了明确依据。与此同时，作为受捐方的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由财税部门直接指定，尚未对所有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质形成系统评估，这可看作是社会组织税前扣除的雏形。2015年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发布，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精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予以取消。改由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被认定具有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该资格有效期为一年。2020年5月1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第27号文)，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从2015年至2020年，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政策变化也影响着捐赠人和社会组织，有效期由一年变成三年，也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利好。有社会组织从业者认为，原先一年期认定方式为事后，即去年机构有资格，不代表今年仍有，今年资格是否获取要到明年才知道，这种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对于捐赠方和社会组织来说都有点尴尬。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滞后，面对捐赠人机构无法给出免税承诺，这让捐赠方与机构间关系较为微妙。在前期机构已拥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条件下，捐赠方一方面出于善心捐赠，另一方面政策对捐赠行为鼓励，令捐赠人在整个捐赠行为过程中感受愉悦。但由于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次年公告方能获知，如果捐赠完成，该机构这一年又没有获取免税资质，这对于捐赠方来说无疑是一次遗憾。如果机构早前承诺在当年会获得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最终又未能获取，这对于捐赠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欺骗”，不利于机构信誉。在新的规定下，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一旦认定3年内有效，这有助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对捐赠人更加从容。“捐赠人也可以放心捐赠，能理性地开展长期、详尽的捐赠计划，从而让善款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敦和基金会财务总监李春秀说。李春秀表示，对捐赠人而言，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捐赠资金有了杠杆效应，捐赠可税前抵扣对捐赠行为是政策层面的鼓励，要让更多人知晓并享受到捐赠可抵税的权利，获得政策上的实质性利好。税收优惠资格影响捐赠人决策一些捐赠人在日常中会遇到多家社会组织向其募款，何种条件能够影响捐赠人做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募款?李春秀表示，社会组织是否具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并非决定因素，对于大额捐赠方可能影响较大，小额捐赠方一般影响不大。大额捐赠人做出捐赠行为前一般会对社会组织是否具备税前扣除资格进行调查，同等条件下是否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决定性因素。捐赠人一般会选择将捐赠资金用于自己比较熟知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在熟知领域里捐赠人会考虑资金通过怎样的路径到达受益人最有效果。如果受捐方没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捐赠人可能会直接把资金捐赠给受益人?！暗比唬灿幸恍┬《罹柙巳衔?，税前扣除资格并非重要指标，捐赠就是个人善举的发心体现，项目执行效果、受益人获得感、社会价值大小才是捐赠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李春秀说?；咕柙扒翱鄢矢癯晌柙丝剂康囊蛩?，而捐赠完成后票据的开具则影响着捐赠人的体验感好坏。现实中，一些捐赠人在捐赠行为发生后，并不会立即索要捐赠票据，甚至在跨年之后再询问开具上年度捐赠票据，这令社会组织着实有些尴尬。而社会组织在受制于财务人员有限情况下，又较难做到捐赠行为发生即1对1开具捐赠票据。一位有着多年公益从业经历的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对《公益时报》谈起捐赠票据的开具时有欣喜也有无奈。这位秘书长表示，就自身基金会体量，每年接受的捐赠人次不计其数，很难做到在现有机构人力情况下1对1开具出每一张票据，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逐步实现。据了解，捐赠人完成捐赠行为后，受捐方开具捐赠票据是受捐方的义务，无论捐赠方在捐赠时是否索要票据，受捐方在当年年终时都会将当年捐赠开具出票据总和，次年如捐赠人再需开具上年某笔票据，必须将上年捐赠票据中某笔单独计提出后，才能避免重复开具，这种跨年票据开具无形中增加了受捐方的成本。捐赠人完成捐赠行为后索要捐赠票据是理所应当，这也是捐赠人的权利，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一些捐赠票据的延迟开具令社会组织较为棘手，不开不符合规定，开了也不符合规定。这位秘书长表示，“去年捐赠，今年开票，这让社会组织较为难办。税前扣除都是以年度为标准，跨年开具对于社会组织存在风险?！毕硎芩笆沼呕菔蔷柙说囊恢秩ɡ荨镀笠邓盟啊贩ǖ诰盘豕娑?，“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备荨陡鋈怂盟胺ā返诹豕娑ā案鋈私渌枚越逃?、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痹诰柙讨?，捐赠人捐赠金额大小不一，捐赠人身份地位不一，捐赠人工作性质不一，但同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李春秀说，相比于小额捐赠，大额捐赠事前会作出一定捐赠规划，充分利用好社会组织税前扣除资格政策条件，完成捐赠行为后对捐赠人所得税减免有实质性利好，大额捐赠人都会重视。小额捐赠由于捐赠资金量小，减免所得税不多，通常捐赠人不会过多关注，或者并不知晓，但这是捐赠人的一项权利，社会组织有义务告知。“理念倡导上，我们更关注于小额捐赠人群体，因为免税额度不大，使得他们本身就不关注这些，我们须将捐赠应享有的权利告知他们，并让他们切实享受到这种权利?！崩畲盒闼怠Ｈ缃?，公益行业的捐赠行为呈现多元化，资金、物资、股权、慈善信托、不动产等捐赠均有之，在资金捐赠上，也呈现多种捐赠样式?！霸戮琛本褪且恢帜芄唤虾门嘌柙司柙馐兜木柙问?，对于捐赠税收减免的权利倡导也较为有利。月捐大多为小额捐赠，持续性是其最大特点。通过每月捐赠，到年底机构统一开具捐赠票据，告知捐赠人可抵减税款的权利，并使其最终通过递减税款受益，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公众税收优惠政策普及渠道，也是社会组织应尽的义务?！霸戮?，可能每个月收到票据抵减税款的额度并不多，但一年积累下来，按年度开具票据给到捐赠人，个税汇算清缴时集中抵扣，抵减的个税返还，让捐赠人真切地感受到政策上对慈善行为地鼓励。捐赠人可能由之前的不在意，最终变成一种惊喜。”李春秀说。信息化补充社会组织票据短板2019年4月11日，全国首张个人电子捐赠票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项目在民政部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支付宝公益上开出。随后，全国各地社会组织开始探寻电子票据开具途径、渠道、方式，一部分地区已经成功开具出电子票据。早在2017年，财政部就要求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新型财政票据监管体系。2018年11月，财政部再次发文，要求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票据作为电子化票据的一部分也正积极响应。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表示，捐赠电子票据问题得到解决，必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对于公益捐赠税收制度改革有着重要价值。电子捐赠票据的开具极大提高了捐赠票据开具的效率，缩短了社会组织服务捐赠人的信息化距离，降低了社会组织财务人员负担。但现实中，一些社会组织还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信息化的普及程度仍是横在公益性社会组织面前的一道门槛，而信息化给社会组织增加的成本负担同样也是一种挑战。李春秀说，信息化会给社会组织服务捐赠方和受益人带来便捷，但社会组织信息化系统搭建要投入不小的成本，并非每个社会组织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样一笔支出。另外，从捐赠方完成捐赠行为到开出票据，这中间每一笔数据的接收、审核、确认、财务处理、票据开具的工作尚未建立起行业的标准，目前大部分机构还是人工筛选处理，费时费力，难以保证开票的及时性、准确性。再则，关注公益领域需求的信息化服务商非常少，信息化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协同创新中心慈善税收研究专家田婧表示，公益慈善捐赠是属于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为鼓励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税收优惠政策。为?；ぷ约旱乃笆绽? 纳税人在捐赠前一定要了解清楚捐赠税前扣除的要点，保证捐赠支出能够税前扣除，根据自己取得收入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展捐赠扣除，实现“智慧慈善”。（来源：公益时报）

8月26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答记者问时，就共同富裕等大家关切的话题作出回应。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渴裁蠢词迪止餐辉?他强调，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以下是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回答实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了全面部署。我理解，要从几个方面来把握好。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第二，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我们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第三，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