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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高蕾）民政部近日印发指导意见，对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工作作出部署。意见要求，对暂不符合政府救助条件或政府救助后生活仍有困难的群众，各地民政部门可积极寻找公益慈善资源，争取慈善帮扶。对于民政部门转介对象，慈善组织可简化程序，及时予以帮扶。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记者李昌禹）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委员谌贻琴出席大会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推动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大助力。

现行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作为中国首部慈善领域基本法，正式开启了中国慈善法治之门。今年是慈善法施行七周年，9月5日是第8个中华慈善日。 9月3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在京召开“慈善法修订关键问题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慈善法修订草案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为指导慈善组织规范设立运行社区慈善基金，推动社区慈善基金更好发挥作用，山东省近日发布了《山东省社区慈善基金设立运行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对社区慈善基金的概念、设立、责任主体、资金来源和管理、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把充分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纳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之中。但从总体来看，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总书记的指示，为促进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强对先富群体的责任引导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同步富裕，鉴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了“两个大局”思想。第一个大局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群众先富裕起来，后富起来的地区和群众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先富群体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后富群体，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局面。　　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意味着先富群体要顾全第二个大局，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从当前我国慈善捐赠结构来看，个人捐赠在总捐赠中不到三成，与发达国家个人捐赠占到七成左右有较大差距。由此可见，我国先富群体的慈善热情还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需要引导先富群体致富思源，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在江苏调研时，以张謇为例引导民营企业家，“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先富群体应明白，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要以兼济天下的精神，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以自己的爱心和善行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为促进共同富裕作出应有贡献。　　提升慈善活动政策促进力度　　从国际社会经验来看，慈善活动政策促进力度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乃至决定着慈善事业发展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从2016年9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第9章用15条专门规定了政策促进措施，如政府的基础建设支持、税收优惠、国家土地支持、金融支持、文教宣传支持、第三人激励、冠名权激励与慈善表彰等。　　总体来看，慈善活动的政策促进力度仍有提升空间，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慈善事业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到位，对爱心企业和爱心个人的激励不够，重规范、轻促进，重原则、轻程序，重防范、轻培育，重管制、轻服务，重准入、轻监管，促进政策过于宽泛、缺乏刚性，鼓励倡导多、具体措施少。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并且慈善税收优惠申报程序繁琐，捐赠发票“一票难求”的现象比较普遍，据相关部门统计，80%以上的捐赠者未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与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相比，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进一步修订完善慈善法成为共识，其中在政策促进上，要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丰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是促进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最有力杠杆，合理的政策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突出作用，如比照企业捐赠给予个人捐赠超额部分结转2年的税收优惠，将个人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从30%提升至50%等，便于有效激发个人和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引导更多私人财富流向公益领域。二是进一步完善慈善活动的配套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是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式，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两个税种在我国已讨论多年，但尚未开征。相关部门应加快遗产税、赠与税的调查研究力度，适时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与个人所得税相得益彰，引导更多企业和个人投身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三是积极探索慈善活动激励回馈制度。把慈善捐赠相关信息依法纳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在评优评先、子女教育、积分落户、公共设施使用等方面适度倾斜，增强社会大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主动性。　　强化对慈善活动参与群体的精神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指出：“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的群体通常不注重物质等方面的回报，而是基于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相应的精神鼓励不可或缺。　　当前我国对慈善捐赠者的精神鼓励不足，社会的慈善氛围尚不浓厚，公众舆论对慈善行为的友好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有的人甚至认为捐赠者要做好事不能留名，否则就是“沽名钓誉”。发展慈善事业不能保持在“沉默”状态，需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营造广泛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慈善表彰制度。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各级协调配套的慈善表彰体系，各地应参照中华慈善奖、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重要表彰项目，不断丰富表彰的种类和形式，拓宽慈善表彰覆盖面，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地进行精神鼓励，进一步提升其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另一方面，主流新闻媒体要加大对慈善人物和慈善事迹的宣传力度，产生榜样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全社会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激发更多社会力量投身慈善事业。　　作者简介　　王高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若衡，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度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研究”（GD22TW0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来源：羊城晚报

2023年4月，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国内慈善领域首个困境儿童帮扶项目评估团体标准《社会力量帮扶困境儿童项目评估指南》，该标准为规范评价困境儿童服务帮扶项目提供了依据。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以下简称“广州慈联”）作为该标准的牵头编制单位，秉持慈善行业组织的定位，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积极参与慈善标准化建设工作，推动建立健全慈善领域标准体系及行为准则，在标准实施后，持续多途径、多样式开展标准宣贯工作，以提升行业自律能力。标准化建设重要性宣贯4月，广州慈联召集10家公益慈善组织联合举办关于团体标准建设的讨论会，鼓励、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慈善标准化的共建，对已发布的《社会力量帮扶困境儿童项目评估指南》（团体标准）进行宣传推广，分享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会组织就共同参与团体标准建设工作达成共识。标准适用人群宣贯6月，结合会员服务月活动，聚焦“儿童服务“和”项目有效性“，举行“谈一谈儿童服务类慈善项目的有效性”活动。特别邀请了开展2年、5年、20年时长不等的儿童陪伴服务类项目、儿童心理教育类项目、教育助学类项目代表分享围绕儿童需求开展项目和提升项目有效性的经验，近40位关注儿童慈善服务的慈善组织伙伴参与。广州慈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徐丹就《社会力量帮扶困境儿童项目评估指南》（团体标准）进行详细讲解，包括标准制定的原则、适用人群、指标体系、适用场景等。该标准适用范围广泛，为开展儿童服务类慈善项目提供评估工具，受到与会组织的推崇。 未来，广州慈联将通过不同场景，针对不同人群继续做好《社会力量帮扶困境儿童项目评估指南》（团体标准）的宣贯工作，让标准被更多组织使用，真正发挥作用，助力慈善事业更科学有效发展。

近日，湖北省发布《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以下简称《能力评估》）省级地方标准，为有效界定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提供统一、规范和可操作的评估干预依据。困境儿童是指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能力评估》是针对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问题而制定的，通过对家庭环境、家庭成员和监护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旨在进一步压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健全细化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措施，增强困境儿童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促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维护和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能力评估》由湖北省民政厅指导，荆州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长江大学、湖北斯坦达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研究制定。《能力评估》包括评估原则、评估流程、评估内容、评估指标和结果、评估争议处理等内容，设置了儿童成长、监护能力、监护保障3个一级指标，儿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儿童安全、教育情况、社会参与和监护人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情感交流及儿童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等11个二级指标，预防接种等20个三级指标，以及66项具体评分标准。按评估得分，分为监护缺失、监护失当、监护不足、监护正常四个等级。有关部门和机构可参考评估结果，及时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分类提供相应干预帮扶服务措施。监护能力评估为监护缺失的家庭，评估组织方应及时上报当地民政部门，可建议有关部门依法撤销监护权。监护能力评估为监护失当的家庭，评估组织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为其提供监护指导服务或家庭照料、亲职教育（即对家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家长的专门化教育）、治疗等监护支持服务。来源：湖北日报编辑：张文峰

为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儿童发展的机遇及挑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在京发布了《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促进农村儿童的高质量发展》（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农村婴幼儿早期养育、农村儿童教育、营养和健康、农村儿童的保护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状、问题和趋势，通过有力的数据、实例和国内外经验，为农村儿童的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建议。　　在农村儿童保护部分，《报告》认为，未来农村儿童保护需要重点从完善多层次农村儿童保护体系、促进儿童保护工作人才培养及专业化、建立县乡村三级儿童综合保护机制、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农村儿童保护精准化、建立农村儿童保护不力的追责机制等方面展开。　　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部分，《报告》提出，未来政策取向应进一步强化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不断缩小儿童发展方面的区域差距，确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为促进农村儿童高质量发展，《报告》提出从五方面完善农村儿童的治理模式。建立政府、家庭、社区、企业共同协作的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各个主体优势，共同促进儿童发展；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模式，每个社区设立对接儿童或者孕妇家庭的服务中心，定期组织家访；实行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儿童福利政策，改善农村儿童教育、医疗、福利等条件；通过立法保障儿童发展的基本权利；就儿童发展和保护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提高治理能力。　　《报告》明确，儿童的高质量发展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石。解决农村人力资本短缺、人才不足的根本出路是从农村儿童发展抓起，以促进儿童发展为抓手，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带动农村人才振兴和全面振兴。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不仅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之举，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来源：农民日报编辑：张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