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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性期刊《全球》杂志（《The Global Journal》）自2012年起开始给全球的非政府组织（NGO）排名，在2013年年初，这张TOP100NGOs榜单新鲜出炉。然而有趣的是，荣登榜首的全世界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平均每年为1.1亿人口提供服务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随即在其网站刊登博客文章《你怎样排列NGO？》，提出这个排序没有对NGO进行评估的统一标准，因此这份榜单的权威性需要考量。     《全球》杂志方面则称编辑们参考三大指标来衡量组织：影响力、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同时也强调，“尽管我们努力保证排名是根据具体的信息通过一个严格的、客观的过程，但没有科学的测量办法。”     尽管如此，这样的排名对于NGO的从业者思考自身价值、借鉴社会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还是颇有助益的，尤其是中国NGO对自身的反思。因为榜单中并没有中国NGO的身影，那么我们如何发展壮大、走进国际视野，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基于版面有限，在这里我们将排名中的前三甲与大家分享。     BRAC     总部地点：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小额信贷发展世界     孟加拉国人多地少，环境恶劣，灾害频繁，是联合国公布的全世界最贫困的39个国家之一。但是，在这个贫穷的国度里，却活跃着一个超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the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几十年来，BRAC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坚持不懈地从事扶贫减贫工作，为孟加拉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评价。孟加拉经济学家、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说：“让贫穷只存在于博物馆中吧！那时，我们的后代会惊讶地追问我们：什么是贫穷？”     该组织是由一位名叫法佐·哈桑·阿比德的孟加拉慈善人士于1972年发起成立的。那时的孟加拉国刚刚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东巴战争而独立，边境地区聚集着大量的自印度返回家园的战争难民。阿比德和数十位同伴们一起，四处筹集食品和物资，向受难同胞们提供救济，利用有限的力量帮助国家和民众走出战争的阴影。     1978年，孟加拉人民生活渐渐好转，但多数人仍在为温饱而努力。在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农村地区，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尤其低下，生活艰难。鉴于此，BRAC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从战争救济转向扶助广大农村地区的贫民尤其是贫困妇女，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减贫工作。它以自主经营为主，广纳善款，积蓄实力，向贫民提供微型贷款、经济救助、医疗保健、小学教育、就业培训等。阿比德等人坚信，在孟加拉这样的国度中，必须通过这些手段增强穷人的生存能力和政治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贫困并非是世袭和必然的，打破人们内心深处的贫困与绝望循环。     2004年，BRAC开支为2.45亿美元（其中77%为自营收入），所操作的各类项目惠及全国64个地区、78%村庄的近1亿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达到1.14个百分点，为全国创造了635万个就业机会，成为孟加拉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前，BRAC在全国设有1800多个办事机构，面向特贫、文盲、残疾和身患重病的人群，运营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权与法律教育与服务、教育与健康四个核心项目。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BRAC的教育与健康项目成就辉煌，并拥有总资产接近4亿美元，成为南亚地区公认的管理独立、财政自主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典范。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以来，它从22个平均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开始经营，共建立了4.9万所5年制“非正式小学”（相当我国民办小学），吸纳学生100多万（其中女生占66%），占全国在校小学生总数的11%。作为教育与健康项目的一部分，BRAC还在全国农村地区创办了900多个图书馆，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向贫民开放。BRAC的医疗健康、营养和人口项目以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为主，截至2011年在全国建立了48个健康中心（医院）和51个医疗诊断实验室，覆盖全国80%的人口。其对农村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力超过了孟加拉国家卫生部。     Wikimedia Foundation     总部地点：美国     维基媒体基金会：励志包围全球知识     “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知识，一个免费的为地球上每一种语言而打造的百科全书，并且通过互联网，它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花费。”互联网企业家和维基百科的创始人之一吉米·威尔斯这样说。     的确，维基百科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五大访问网站，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免费在线百科全书。威尔斯在2003年成立了非营利的维基媒体基金会，以支持维基百科及其姊妹项目，包括负责维基百科、维基词典、维基语录、维基教科书、维基文库、维基物种、维基新闻和维基共享资源。     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旗舰项目便是无处不在的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2001年1月正式启用至今短短十几年中，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的收集和共享，成为一个拥有285种语言、超过1,100万条条目的在线百科全书，根据各地所有互联网用户开放访问，这是对维基全职编辑和超过100,000名志愿者组成的“更新大军”的承诺。     今天，维基媒体基金会也许在教育领域扮演着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角色。通过142名有限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其平台，却促进共享知识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结，目前有共计23万篇文章，每月超过470万人浏览。     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未来战略的核心是扩大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语言编译。维基百科的持续扩张，被看作不仅代表个人资产，而且还是公民获取信息从事社会建设层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维基媒体基金会亦是一个开创性的例子，可以实现一个NGO在互联网上的公益价值。他的工作致力于大规模的私人捐款，而不是基于大的体制补助资金模型。通过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对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的生命有一个深刻和持久的影响。     Acumen Fund     总部地点：美国     聪明人基金：不只用金钱来衡量绩效     在2011年，总部位于纽约的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庆祝十年的慈善捐赠。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整合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思科基金会和个人慈善家的种子资金，该组织通过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在全球72个国家批准投资超过81亿美元。     聪明人基金是传统投资基金和慈善捐款的混合体，它接受爱心人士的捐款，但不是把资金转赠给提供救济物资的地方政府或公益团体，而是通过借款或股权，投资致力于解决贫穷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新兴企业。被投资的私人营利企业，必须以创新的方式为贫民谋福。     聪明人基金的创始人和CEO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深信市场机制是收集真实需求的最佳工具，只有细心聆听和询问实际的需要，才能推出实惠的产品或服务，因此聪明人基金比一般的慈善捐款更注重衡量产出效益与工作的执行效率。     聪明人基金会在衡量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努力催生了IRIS（影响力报告与投资标准），用尝试建立追踪和报告社会影响力标准的办法，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主要领域设计专用模板。除了财务表现以外，IRIS还使用社会影响力及作业流程方面的指标，让百家争鸣的社会企业，能够有互通的语言和报告的呈现格式。     透过非财务的指标和一致的衡量标准，让投资人不但能看见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在财务以外的回报，更能进一步检视相同领域的社会企业营运效率和投资效益。这种透明化的做法，让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目前聪明人基金的投资组合，以水资源、健康、能源、住房、农业和教育这六大块为主，地理区域则集中在南亚和东非。但这种投资要收到成效，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至少7到10年，这比一般缺乏耐心的私人创投所期待的回收时间要来得更久，所以杰奎琳称这种资金为“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其目的不在于追求高报酬，而是催化让贫苦者自立、自尊、自信的新型企业。     聪明人基金对单一投资案的注资金额在30万到250万美元之间，以借款或股权的方式进行，期望在7到10年后收回借款或将股权转手。除注资以外，也提供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服务，以协助新创企业成长。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8/27/29055687_0.shtml

    新华网兰州８月２５日电（记者张文静、张锰）２５日，甘肃岷县地震灾区的２３０所因灾受损学校如期接受学生报名。２６日，全县所有因灾受损学校在大灾之后将按期开学。 　　记者从岷县教育体育局了解到，岷县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证学校秋季正常开学，如加固维修受损较轻的校舍，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改造部分学生宿舍楼为教室等。 　　岷县教育体育局局长王得臣介绍，学校通过搭建活动板房和帐篷的方式安置学生。目前，全县已搭建活动板房３５所、帐篷４１８顶，确保每名灾区学生不因受灾而失学。 　　记者在位于地震重灾区梅川镇车路村的车路小学看到，１５顶蓝色的棉帐篷被整齐地搭建在一片开阔的地方，其中７顶帐篷暂时用作学生教室，帐篷里放置有新桌椅，前来报名的１９０多名小学生也都领到了崭新的课本。 　　车路小学校长李想林说：“地震造成以前的校舍严重受损，无法维修，震后就全部拆除了。虽然现在的帐篷小学比震前学校小了点，但教室、教学器材、学生课本和文具都够用，具备正常开学的条件。” 　　王得臣告诉记者，目前，各因灾受损学校的桌椅黑板和教材课本均已到位。“今天报名结束后，明天学生将正式开学上课。” 　　７月２２日，甘肃岷县漳县发生６．６级地震，造成岷县３００多所学校中的２３０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９５所学校严重受损，包括教学器材、课桌凳等在内的近万件教学设施受到损坏，受灾学生１．５万人。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拨付岷县学校抗震救灾应急资金６７０万元、下拨应急恢复建设工程中央专项资金９００万元，用于因灾受损学校建设。截至目前，岷县还接收到数千余件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公益组织捐赠的课桌凳、书包、台灯、打击乐器等学习用品。 来源： 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3-08/26/c_125244135.htm

  “行善”APP的用户终端界面。      将跑步、骑行等运动与公益结合在一起并不新鲜，很多朋友参加过“为爱奔跑”、“为爱行走”等活动，但是这里要说的“走路的公益”不是指把大家叫去公园或郊区参加集体活动的这一种，而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应用软件，之后，你日常上下班、约会、逛街的过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会被附加上公益的价值，成为可以置换捐款的行动。 　　公益“触手可及” 　　由爱盟公益开发的这款“行善”APP今年6月份已推出安卓版，苹果版也在8月初上线。 　　对于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公益活动的手机支付和查询平台。手机是我们时刻不离身的物件，开启“行善”软件后，可以让它在后台运行，每天还是一样的走路去上班，再打开手机时，就可以将计步数值捐出去了。日均7%左右的耗电量，对于反正每天都充电的安卓、苹果用户来说，也不是大问题。以前人们也许觉得公益有门槛，捐赠无门，不知如何参与，现在会发现，公益就在自己手掌上，一点都不远。 　　记者在试用时发现，“行善”APP对震动的反应很灵敏，不走路时，在手中轻轻摇动手机也能计步。计步数满1000后会有提醒，用户可以在可选公益项目里挑一个进行捐赠，捐赠完成后会获得10个行动力。支持此公益项目的企业，每收到1000步的正能量，就捐出1元，直到预定额度捐满为止。 　　一千步的价值是多少？这原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爱盟的负责人郭鹏告诉《公益时报》记者，1000步的正能量兑换1元，这个兑换额是固定的，以避免企业和公益机构设置上的麻烦。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行走约在2000至6000步，喜欢散步等运动的人会更多一点，这样平均一天基本可以捐赠3块钱。 　　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一种最贴近生活的公益方式，人每天都在揣着手机走路，“行善”只是给最平常不过的“走路”添加了附加值，这种附加值由企业买单。郭鹏说，线下的公益活动，所涉及的只是现场参与的人，我们作为网络运营机构，想得更多的是通过手机、互联网应用等，将这种公益活动变得更容易和方便一些。手机应用程序的方式，参与和传播起来更便捷，人群分布更广，效果持续性也更强，更接近人人公益的理想。 　　多方互动的公益平台 　　“行善”的使用者可以分为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公众以走路的方式参与，爱心企业提供资金，公益机构展示项目，公开进度和细节。5月，“大爱清尘”成为这个平台上接受捐赠的第一个项目，“免费午餐”、“同心互惠”、“爱心衣橱”、“幸福厨房”等多个项目也先后加入。 　　“行善”的这种捐赠方式，具有公募或非公募资格的机构均可参加，公益机构与企业之间达成捐赠协议，公益机构与爱盟需要签署项目协议，爱盟与企业则签订推广方案。这个过程中爱盟不会收取费用。郭鹏说，公益机构可以将“行善”APP作为一种捐赠方式去与企业沟通，双方商定捐款数额。这种方式对爱心企业也是一种宣传回报。用户则可以清楚地查看到其中项目的筹款情况和自己的参与度，并可以定期收到项目执行的反馈，从而得知自己所捐助项目的落地和进展情况。 　　相比于企业直接捐款给公益组织，“行善”的方式为企业增加了宣传效应，也更便于公众亲自参与和监督公益活动，让公众加入了公益机构与企业的循环圈，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公开透明的问题。 　　“行善”不只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社区平台。在待开发的“帅客”板块，用户在这里可以发起或查看身边的一些公益或其他兴趣活动，参与、分享图片、评论活动都可以获得一定数值的正能量，这些正能量也可以捐赠出去。郭鹏介绍，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后期会增加用户奖励，由爱心企业提供奖品，回馈用户。用户每次捐赠完成后获得的行动力数值，就可以兑换一定奖励。 　　除了走路做公益，“行善”APP还开通了直接捐款通道，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转账直接向公益项目或机构捐款，捐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免费端口转给相应账户。当然，只有具备公募资格的机构可以接受这种方式下的捐赠。 　　虽然这款APP的使用人群定位更多是在喜欢散步、旅行等活动的人，但倡导积极健康、人人公益的生活态度也是其题中之义，便捷的亲身体验可以增加人们对公益的了解，会有更多人为了公益而爱上运动也说不定。当然，懒人也有懒招，有网友提议，把手机放在开动的洗衣机上试试呢。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21/112644964.html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如何有规则地公开透明，慈善界和全社会都亟待补课。 　　比尔·盖茨访华时，曾就社会热议的慈善公开透明问题提问：难道你们的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基金会每年需要公布年度收支报告吗？回答当然是有。盖茨的不解进一步加深了：那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公开的呢？ 　　的确，外国人对“中国式公开”存在不解。在发达国家，政府事务全面公开，但对于慈善组织特别是私募基金会，则另当别论。比如，盖茨在宴请中国慈善家时特别规定要保守秘密，结果至今也未见50位慈善家的完整名单。因此，尽管晚宴是围绕慈善这样的公益主题，但也被纳入私密性范畴。 　　这样的文化，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在我们的语境里，私权的隐私缺少被尊重的习惯。正所谓“公众人物怎么能有隐私”，“就应该彻底透明”。于是在中国，常见的态度就是要求慈善组织公布原始单据，甚至每张发票。个人隐私也在要求公开之列，以至于还要查慈善家的“原罪”，看其捐款之前有无不良行为。曾经有从事慈善捐赠的企业家遭受质疑，甚至蔓延到要求对企业家的家庭信息进行披露，无疑打击了这一群体从事慈善的积极性。不做慈善不会受到任何批判，而做了慈善却会受到广泛质疑。确实有必要反思中国式慈善的透明方式了。 　　合法的未必都要透明。慈善捐赠和慈善组织如果完全透明，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时查阅其任何资料，这样的机构也不会有正常办公秩序。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不尊重公民的隐私，那么，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会受到侵害。 　　透明公开，应以法律为界。我国法律规定，基金会应将年度工作报告在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再向社会公布。年度审计和检查是基金会监管与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明确规范的专业性工作。这就是法律的基本公开底线。一旦越过了这样的底线，就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也许有人会问：做好事还怕公开吗？问题在于现代慈善并不要求知恩图报，而是强调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何况捐赠自愿是基本原则，如果一味公开，就可能形成攀比之风。因此，包括中国法律在内，都规定捐赠信息的公布需要征求捐赠人的意见。有的慈善组织一度把每个人的捐赠数额全部向社会公布，结果适得其反，需要引以为戒。 　　也要看到，在中国，确有一些组织尚未达到法律规定的透明公开标准。但由于公众注意力往往随着热点转换，这些公开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并未引起足够关注。而即使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信息公开依然有很多优化空间。 　　尤须注意的是，慈善还应强调信息应对捐赠者本人公开透明。捐赠是一种高尚行为，并非法定义务。捐赠人的信息是否公开、善款如何使用，需要首先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对捐赠者而言，应得到较为系统的善款使用信息反馈，否则也会对慈善事业造成另一种伤害。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如何有规则地公开透明，慈善界和全社会都亟待补课。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现代慈善的发展格局，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基本尊严。 来源：人民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sohu.com/20130821/n384689082.shtml

    8月9日，由壹基金联合USDO自律吧发起的“自律晒公益”行动正式启动，超过百家民间公益组织将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等新媒体渠道主动披露自身的机构信息。 　　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瞠目，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日渐高涨，公益话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却面临巨大挑战。而公益组织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社会公众对于专业公益组织的了解不足，尤其是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存在很大疑问。 　　为了进一步推进民间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2013年壹基金联合USDO自律吧，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以及中国发展简报、中国公益研究院、基金会中心网等多家公益单位加入，共同启动民间公益透明行动之“自律晒公益”活动。 　　活动将在2013年8月26日至9月6日期间，联合超过一百家以上的民间公益组织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微博等渠道披露机构介绍、组织管理、公益项目和财务信息。“自律晒公益”行动倡导公益行业联动，利用互联网及新媒体，规模化开展信息披露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现一个公开、透明、诚信自律的公益行业。 　　透明是有效沟通，建立信任的关键。活动除了展现机构的信息披露，还将通过与知识型问答社区知乎网合作，通过问答和点评的方式与公众互动公益组织信息背后的内涵，了解公益透明的边界、公益行业的现状和分享公益组织透明案例，达成和公众的沟通和理解。为此，公益资讯APP“公益壹点通(知乎日报特别版)”也于同日上线，用户可通过这款APP在阅读新闻资讯的场景下，轻松关注新鲜的公益信息，了解广泛的公益知识。 　　2013的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清清楚楚做披露”，让公众“明明白白看公益”。 　　“自律晒公益”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并将于8月16日在北京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线下沙龙。届时，公益组织、媒体和公众将面对面，就公益组织的透明话题展开讨论。 　　用行动来说服你，我们的捐赠人！ 　　活动专题链接： http://pilu.chinausdo.org/index.php/Topic 来源：新浪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09/151244747.html

    少年公益是“爱飞翔”一直秉承和践行的理念。在去年爱飞翔活动中，北京四中、北京十一学校的参与，使爱飞翔成为业界首个有中学生直接参与策划执导的公益项目。中学生志愿者们在参与公益实践之余，与乡村老师的交流、与成人志愿者的磨合学习也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或许在他们未来的学业规划、人生选择中逐渐显现。     据组委会副主任蔡田介绍，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超过110人，包括全程志愿者、媒体志愿者、开课结课仪式运营志愿者、课程运营志愿者、教研志愿者等多个类别，而学生志愿者的人数超过了60人，其中又以中学生为主。     目前，中学生志愿者主要来自于活动的公益支持单位——北京四中、十一学校和101中学，其他学校的同学也可以通过认领乡村儿童心愿、申请成为志愿者家庭等方式参与这一公益活动。     ■ 志愿者故事1     “我希望以后能给国家提建议”     ●吴帆，十一学校国际部高二学生，曾任第6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副主任     即将升入高三的吴帆因忙于留学申请，这次没有做全程志愿者，而是主要负责外围的孩子心愿认领，这是一个琐碎且考验统筹能力的活，但对于去年担任“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副主任的吴帆而言，已经驾轻就熟了。     在去年的活动中，启动仪式和结业仪式都在十一学校举行，吴帆主要负责的也是这两项，“以前组织社团活动面对的都是同学，现在一下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吴帆说，“光靠自己可能不行，我就召集学校里十多个精英社团成立了核心小组，大家一起干。”     十一学校对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很支持，“校长放手让我们去做，给我们提供各种资源，我们经常会敲门直接走进校长办公室，问校长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做。”吴帆自豪地说     在参与组织的活动中，吴帆也开始经历自己内心的成长，这一次，每位参与培训的老师都要写出自己的教育故事，吴帆和其他20多位少年志愿者会从中挑出一些与老师再进行面对面访谈，最终写出一份关于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报告书。     “我希望把这份报告书做得比较专业。”吴帆说，现在对乡村教师的了解越来越立体，他们有不同的类型，有像龙腾老师那样，“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拿着粉笔”的代课老师，也有因为家境不好选择了国家免费师范生被迫选择做乡村教师的，也有对乡村教育有着深入思考，希望改变现状的。     吴帆也开始理解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很现实，“我们班30个学生，而乡村学校一个班有70人甚至更多，而且因为缺师资，有些老师还要教3、4个班，光是批改作业工作量就很大，更别说有精力照顾个体学生的需求。城市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关注，而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开个家长会可能出席的都是老人，更不可能奢望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     “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吴帆喜欢引用乔布斯演讲时讲过的一句话，“我小学时就经常去孤儿院，初中时去打工子弟学校，我特别喜欢小孩，也对公共政策感兴趣，我觉得光靠基金会，所能带来的影响还比较小，像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或许在留学和未来的人生中，公众政策、医疗管理会成为我专注的方向，我希望以后能给国家提建议。”     一天走了40公里     ●杨辰，北京101中学高二，国际部学生会主席，第7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志愿者     8月7日下午，101中报告厅，乡村教师们正在此进行教育观摩与交流。杨辰风风火火地忙碌着，“老师你跟我来，我找位同学带你去校医务室”，有位老师牙疼厉害，杨辰立即帮忙安排。     杨辰是今年爱飞翔活动的全程志愿者。“从来没参加过这么大型的公益活动”，杨辰很兴奋。从4月开始，杨辰便开始介入前期准备工作。101中学承担的是教师观摩任务，乡村教师们会在这里听院士和101中学的老师们讲课。101中学老师会带来4门选修课，如何合理安排每门选修呢？“我提议用志愿填报的方式，让每位乡村教师对选修课列出第一、第二志愿，在课堂人数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老师的愿望。”看似简单的排课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用EXCEL和数据库，一直忙到半夜2点才全部弄完。”杨辰说。     对学生志愿者而言，还有体能的考验。全程志愿者得跟乡村老师一起住在吉列大学的驻地，陪同老师参观游览，“在故宫，我们一天走了40公里。有个志愿者在吉列大学用门卡帮老师开门，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一晚上就走了10公里，而教室与宿舍楼之间也就200米的距离。”     与此同时，在和其他成人志愿者的合作交流中，杨辰也从细节中学到了更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周一，在回吉列大学驻地的路上，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当时一天活动下来，很多老师已经累得在车上睡着了，我就随口说了请把身旁睡着的老师摇醒。后来，同为志愿者的西南大学教育学博士提醒我，这不是个好方法，因为既影响了老师休息，也不容易让老师记住通知内容，不如快到驻地时通知更合适。”      从初中开始，杨辰就有了参与公益活动的经历，但在这次活动中，杨辰才真切感受到了城乡差距，“去天安门时，我们约定在广场的两块大屏幕集合，但有些老师不知道什么叫大屏幕。报销车票需要提供发票，结果有些老师不知道发票是什么。”     ■ 访谈     少年参与的过程很重要     ●洪云，爱飞翔志愿者，被志愿者们昵称为胖洪，直接与100多名少年志愿者接触     新京报：在公益活动中，学生在其中有哪些优势和潜力？     洪云：学生的思路很清晰，有时候我们请来的专门做活动的公关公司都觉得学生的创意比他们更好。比如去年的开班仪式准备会，就有学生提出，这个开班仪式是针对乡村教师、媒体、社会大众、学生的。一上来就抓住了关键点。随后学生也提出既然是乡村教师培训，那开班仪式就既不是秀场也不是领导讲话，而是培训的一部分，就请了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上了第一堂课。     新京报：但目前不少公益机构不愿意引入少年志愿者。中学生在参与志愿活动时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洪云：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成年志愿者和少年志愿者也在不断磨合。对于学生，我们通常认为学生有很强的号召力，易于形成一个团队；实际上现在的中学生想法是多层次的，不是一呼百应，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因为面临高考、留学等压力。学生的时间有限，有时候，少年志愿者体现的作用就没有崔永元老师想要的那么明显。所以后来我们调整了参与方式。     其次，学生对公益有简单化的理解，比如会倾向于选择捐款这种形式，但校内捐款，其实还是父母的钱，而市民捐款的操控性、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有些学生还会代替家长做主，比如有些家长是开印刷厂、旅游公司的，学生就会说我能让父母解决哪些问题，这是将公益心至高无上化，没有考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盈利需求。     新京报：参与公益对学生而言会有哪些影响？     洪云：对少年志愿者而言，参与的过程很重要，崔永元的理念是，做公益100%会犯错，犯错后的纠错也是公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公益是双方向，不仅仅包括受助者得到帮助，对参与公益的人本身也是体验和获益。在我接触的100多名少年志愿者中，不少是将要出国留学的，国外高校看重学生的志愿服务经历，学生也将参加志愿活动作为获得证明的途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参与公益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意识的过程，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比如有些学生参加完爱飞翔的活动后就希望以后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心理学。     ■ 志愿者故事2     公益成为全家的生活方式     ●韩颖，媒体行政人员，第6期爱飞翔志愿者家庭     从去年年初开始，韩颖开始接触公益，“以前我会组织身边的朋友去通州，捐助一所流浪儿童学校，也做过一些义卖。”韩颖说，不知不觉中参与公益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后来，在周末，全家祖孙三代一起去香山老年公寓看望老人，“现在的孩子都会学各种才艺，快10岁的女儿也学了唱歌、跳舞，与其让她去考级，不如去养老院、福利院展示，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们发现，老人特别喜欢看孩子们略显稚嫩、还不成熟的表演。”韩颖说，每次他们都会编排一些节目带给老人。     “有个台湾老爷爷还认了她做干孙女儿”，韩颖说，女儿也喜欢去，每次看到有个老奶奶站在门口就为等他们来，挨个抱抱他们，就觉得特别感动。韩颖觉得，孩子从小接触公益活动，最起码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走弯路，会学会孝敬父母、帮助别人，这都是现在孩子比较欠缺的，“现在的孩子为别人服务的机会太少了。”     去年，作为爱飞翔活动的志愿者，韩颖家接待了一位乡村老师。“这位老师对军事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家陪老师一起逛了军博，去卢沟桥数石狮子，吃了烤鸭，给他儿子买了飞机模型，体验了一次地铁，还去育英学校的体育馆看了看。”听了乡村老师的讲述，孩子们发现乡村小学与北京完全不一样，女儿想象不出当地的孩子居然要看天上学，想象不出一下雨教室里满地摆满盆接雨的场景，也想不到学校竟然没有一块平地可以让孩子们玩球。     韩颖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想做公益，但大多数很难迈出这一步，既有社会的快节奏的现实压力，也有负面新闻的影响。“现在的公益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打扫卫生这么简单、更多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有些家长不知道从何入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身边最容易的地方做起，没有必要花一两个小时跑那么远做一次公益。”     乡村教师也能当志愿者     ●何珠英、姚运莉，曾接受爱飞翔培训的乡村教师，今年的志愿者     “我是第五期爱飞翔的参训老师，今天站在这里，我要说三个没想到：第一，没想到还能有机会再次参加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第二，没想到可以成为志愿者，由被服务方转为服务方，为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尽力；第三，没想到有机会能登上舞台，和崔永元握手拥抱，还能在活动中结识许多新朋友。我想这就是爱飞翔的魅力所在，将志同道合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会竭尽全力为乡村教师服务，把爱飞翔的理念传递、延续下去。”8月2日，在四中举行的开幕式上，何珠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和激动。     何珠英说，从北京培训归来，她最大的感悟是“爱”和“恩”，回到学校后，她给学生开了以“感恩的心”为主题的班会活动，和其他老师分享了在爱飞翔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召开主题家长会，敦促家长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     何珠英说，虽然比不上爱飞翔活动规模这么大，他们在县里、学校里也有组织学生参与很多志愿活动，比如关心留守儿童、扫街、去敬老院，“乡村的孩子本身就很纯朴，加上引导，他们更懂得感恩。之前甘肃地震，孩子也从自己每个月5-10块的零花钱里挤出一些，哪怕是一毛钱也是孩子帮助别人的心意。”     而这次从乡村教师变为志愿者，也让何珠英感受到志愿者们的辛苦，“以前途中累了可以在车上休息，现在不但不能睡还得想着随时提醒老师们，作为领队还要安抚老师们的情绪。”何珠英笑说，一开始因为培训参观比较累，晚上还要写东西，老师们抱怨睡得少，“我就跟他们说，我上次来培训的时候比你们还累，跟他们分享经历。”     与有着10多年教龄的何珠英不同，89年出生的姚运莉乍一看还像个孩子，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今年也幸运地成为活动的全程志愿者。对她而言，去年在北京实验二小、黄城根小学的参观经历让她开始思考她自己能给乡村的孩子们带来哪些改变。 “北京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力都让我们很惊讶，在乡村小学我们更多还是强调应试教育，非考试科目美术、体育、音乐教得很少。回去后，我的教学方法开始改变、领导也开始有变化，至少每星期每个班能保证一节美术、体育、音乐课，孩子们很喜欢，也变得更加开朗、更加快乐。”而姚运莉也更坚定了当初自己做一名乡村教师的选择。    “今年终于当上志愿者了”     ●陈雪，人大哲学系研二，今年爱飞翔活动志愿者     这是陈雪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没有实习、没有旅游，陈雪选择了做志愿者，“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一起去做志愿者吧，”陈雪做志愿者很大程度是受了朋友的影响，去年，陈雪就报名参加爱飞翔，可惜没被选上，“今年终于如愿以偿了”陈雪笑说。     在活动中，陈雪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授课的名家老师，我得问清楚他们对时间、设备等各方面的要求，提前做好准备，有高中志愿者，比如十一学校的吴帆负责愿望认领，我会帮她做一些统计和确认的工作，还有负责这次爱飞翔活动整体统筹的蔡田老师，活动开始前经常背个电脑去蔡老师的办公室开会”。陈雪说，不管是比自己小的中学生，还是资深的老师，大家都是平等地交流、合作。     陈雪说，自己在郑州读本科时远没有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机会，到了北京之后接触更多了，但总感觉高校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我同学所在的政法大学好像在评奖学金时，志愿者服务经历会是加分因素。”陈雪认为，在类似的激励机制下，虽然不排除有些学生会为了加分而被迫参加，但一旦介入公益活动之中，很可能就从原来的不愿意到逐渐了解甚至喜欢上公益。     而陈雪自己也是在参与公益之后，真正体会到公益活动与志愿者的不易，“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公益活动总会遭受质疑。我们跟西单图书大厦协商好由他们提供募捐场地，结果我们募捐时，书店的喇叭一直播放着让公众不要相信任何爱心捐助行为的提醒，让我们非常尴尬。”这也让陈雪反思，仅靠志愿者的热情和捐款、捐物的形式并不能让公众真正了解公益，要让公众摆脱先入为主的偏见，还得让大家都有渠道、有机会真正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去，实现全民公益。     如崔永元所说的，公益是一个公共参与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信手拈来。当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志愿便融合成一种精神内核。而与此同时，参与公益也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宁要1000万人每人一元，不要一个人的1000万”是崔永元的公益理念。在爱飞翔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无偿加入到公益这个队伍中来，他们有些亲历活动现场，有些邀请老师去家中做客，有些慷慨解囊提供资助老师车票，有些积极认领孩子的心愿，还有替老师买回家车票的。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qq.com/a/20130815/009661.htm

    一个有关地震捐款的公益研究报告，将在8月底发布。其研究者—基金会中心网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正在收集、整理、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2地震捐款5年流变2　　一个有关地震捐款的公益研究报告，将在8月底发布。其研究者—基金会中心网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正在收集、整理、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 　　汶川，玉树，雅安，定西，数年来地震的发生，中国的基金会的数量从1500多家跃升为3200多家，地震捐款也逐渐从权力主导过渡为市场选择。 　　汶川地震后，政府指定16家公募基金会募捐，八成捐款或入政府口袋；玉树地震后包括民间的所有捐款要“汇缴”政府；雅安地震后则情势大变，民政部“第一次退出接收捐赠”，民间的壹基金募款首超红总会排名首位；但到定西地震时又陷入沉寂，这场堪比雅安地震的灾难得到的关注度和捐款都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垄断权力渐渐退出公益市场的过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评价。 　　 定西地震为何捐款少？ 　　“前者到3个多亿的时候，后者才300多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如此描述今年壹基金在雅安和定西地震中所收捐款数量的悬殊。“可定西的受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雅安啊？” 　　“7·22定西地震”后第7天，官方公布，截至7月29日，岷县灾区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668.27万元、物资价值约1.95亿元，定西红十字会已接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抗震救灾物资价值达1139万元。7月28日，据不完全统计，壹基金共募款300万元左右(不包含物资捐赠)。 　　“4·20雅安地震”后第7天，根据互联网数据信息整理统计，截至4月27日，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重建，共募集款物10 .49亿元人民币；红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5.66亿元，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收到1.27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共接收款物4917.8万元。 　　“雅安地震时，天猫店、淘宝店、官网，灾后几天每天都在临时提高捐款总额的上限，公众的热情汹涌而来；而定西地震，到第3天我去查了下账，捐款才区区几万块”。唐艺蕾说。 　　“这是为什么呢？”8月4日的一次公益人和学者的聚会上，唐艺蕾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等也展开了讨论。“5·12汶川大地震时甘肃也受灾，今年雅安地震后甘肃岷县又来一次，但每次相对于前一个灾区，甘肃的关注度都很低。” 　　定西岷县到兰州开车要5个小时，是知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相对于雅安生活水平差很多，房子的质量也差，所以震后灾民的生活陷入困顿，救援的需求其实很大”。唐艺蕾说。 　　但汶川地震后公众对地震救援积压的热情，“似乎在雅安地震一下子释放完了”。壹基金在定西地震前线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和雅安地震的几十家媒体的记者相比，这次就没见到几个”。唐艺蕾认为，“现在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应该是事件性的而非制度性的。” 　　行政干预转向社会选择 　　基金会中心网和邓国胜教授正在分析从汶川地震后到雅安地震后的募捐数据，计划在8月底基金会中心网的三周年年会上推出对比报告。“这是一个逐渐退出权力主导、捐款人用脚投票的过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说。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未来可能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 　　云南省的动作，和雅安地震时期“民政部第一次退出接收捐赠”形成呼应。4月22日，民政部曾发出《公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意味着全国3000多家公募和私募基金会的救灾募捐都不再受限制，甚至一些草根“民非”也可以变相地接收捐款和物资了。截至目前，雅安地震共有160多家基金会共募款16亿。正如邓国胜所说，这是救灾捐款募集“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可谓历史性的转折。 　　“以往发生自然灾害时，除了政府依照特定法律可以接收捐款外，还有法外规定，除政府外只允许红会和民政系统的慈善总会接收捐款。”徐永光说。根据2008年4月份的规定，真正具有募捐资格的只有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其数量非常少。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曾出台了一个文件，临时批准了青基会、宋基会、儿基会等16家没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经过民政部批准后也可以募捐。 　　而在2009年8月邓国胜及其同事发布的关于“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等的研究报告则显示，“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账户”。其中称截至2008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占了约31%，约199亿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只占了约11%。 　　根据他们的研究，前两个部分中“绝大多数都交由政府部门去使用”，最后一个“可以自行安排使用”的部分，“到了地方红会或慈善会资金往往还是收到政府财政账户，或由地方政府来实际执行项目”。 　　徐永光曾用“五个看不见”来形容当时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款落实看不见。” 　　这种状况到了2010年玉树地震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年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规定除了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汇缴之外，“13个全国性基金会分别将捐赠资金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捐款和使用大多都签有合同，汇缴如何执行？法理何在？”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妇基会等证实后来这个规定只能不了了之。 　　妇基会：“官办”转型胜出 　　在汶川地震后邓国胜的研究中催生的基金会中心网，雅安地震时反应迅速。4月20日地震当天晚上8点，雅安地震专题上线，4月21日晚8点发布了第一个基金会募捐和资金流向信息的报告，4月23日就联合35家基金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此后一个月滚动将各基金会的灾后募捐等信息排名公示。 　　基金会中心网的公示将筹措的和已拨付的善款、物资分开统计，已支出和待支出款物的使用明细和方向都专门列出，方便公众查询。5月记者曾上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站查询雅安地震募捐相关信息，在首页上也公示了总会和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款和捐物的总额，但没有公示使用明细。记者再上中国慈善总会的网站，显示“网站正在建设中”。 　　也正是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雅安地震的捐赠款物总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已经升至第三位，以1.3亿排名仅次于壹基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前两家基金会的民间色彩不同，妇基会这样的“官办”基金会是靠什么胜出呢？“这和该基金会近几年的大力改革不无关系。”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说。 　　“与汶川地震时的社会总动员，公众参与度和积极性前所未有不同，雅安地震救灾，公众对公益单位充满质疑，对于通过公益组织参与救灾趋于理性，对捐赠物资的发放与资金的使用都非常关注，要求捐出第一时间就要图文并茂地得到反馈，尤其是物资捐赠。”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说。 　　妇基会的募捐信息披露在雅安紧急救援阶段每天更新，到过渡安置阶段3天一更新，“不仅公示捐赠款物的使用流向，还把款物落实的过程也完整披露，保证准确度”。 　　“但是与汶川地震时不同，雅安地震救灾工作的开展有政府统筹安排，例如捐赠款物都由民政系统统一安排。这给妇基会的赈灾工作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捐赠物资发放方面。” 　　汶川地震时政府对社会公众捐款实行政府指令，而在雅安地震时，秦国英看到“政府对社会公众捐款过渡为市场选择，对国有企业仍然保持政府指令的方式，比如一些国企捐款要统一交到慈善总会”。 　　在妇基会关于汶川和雅安地震的捐赠资金对比表中，企业员工和公众的捐资从35%上升到67.4%，其中企业员工捐款约占了66.9%，大部分为国企员工；外企的捐资也从3%跃升到17.1%；国企则从4%下降到2.3%；而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捐资则从38%下降到1.6%，其中大部分为协会和其他基金会捐资，和汶川地震不同，到雅安地震这些基金会自己也有了执行能力。 　　背靠妇联六级组织网络的中国妇基会，今年已经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转型为真正的基金会，五六十家稳定的合作伙伴中，最多的还是中石油、中海油、新华人寿这样的国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沃尔玛等跨国企业也是其长期合作伙伴。 　　“外企太重视中国的市场了，从公益营销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都希望拓展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履行社会责任。”结果就是雅安地震后秦国英频繁接到这些企业的捐赠电话。 　　“在中国的企业愿意捐给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捐款的主体是企业，主要用于搞硬件建设，政府再匹配资金和挂牌，企业、官办慈善组织和政府形成利益铁三角；而在美国，捐款的主体是个人，主要用于支持公益组织的人工成本。”徐永光说。 　　秦国英却看到这几年来公信力的重要，“公众参与是最稳定的公益资源，企业如果出问题，资金链就断了，企业也不愿意捐款给有问题的基金会”。适应形势进行了去行政化和工作方式社会化的改革，妇基会每年还接受普华永道公司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它的筹资额反而比上年提升了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ohu.com/20130814/n384111662.shtml

    北京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不再以家庭人均收入为救助基本标准 　　新京报讯 (记者闫欣雨)2015年前，北京将制定低收入群众收入倍增计划，适当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和项目，并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即不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多少作为救助的基本标准，而是以支出决定今后救助的内容。 　　北京将推进“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首都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纲要(2013-2015)》(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加快推进管理精细、城乡统一、“发展型”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2015年以前制定低收入群众收入倍增计划，适当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和项目。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以前救助说的是生存问题，现在提出一个“发展型”的问题，生存向发展的转变意味着不光是解决吃，解决温饱，还要强调发展技能的培养和掌握，所以更多的是要给受救助者能力，而不仅是吃的东西。 　　李红兵说，发展型的救助更多是给低收入群众生活的能力，这和收入倍增计划连在一起。对于这部分群众如何倍增，是简单拿钱的倍增，还是发展型的倍增，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按需设定医疗教育等救助准入条件 　　《纲要》提到要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按需求设定不同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准入条件，建立就业、保险、救助、慈善的联动机制，建立“津贴+服务”综合救助模式。 　　据介绍，所谓“支出型”是对应“收入型”而言。以前的救助或者是低保，是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多少作为基本标准。实际上，这往往存在问题。在同等收入的困难家庭中，如果一家人中有人患有疾病甚至重大疾病，这就是困中之困。有的困难家庭，家庭成员身体都很好，甚至可以在外面挣钱，而这部分收入又属于灰色收入，没有纳入到可控范围里，那么低保就不是解决他的生存问题，而成为他额外获得的一笔钱。 　　李红兵说，“支出型”是改变“收入型”救助的重要一点，以支出来决定今后救助的内容，“支出型”救助不再是蜻蜓点水，只解决表面的方式。以后的救助将是综合的，可能集合来自民政低保、医疗救助等各方面的救助，集中实施救助。所以建立就业、保险、救助、慈善的联动机制指的就是把钱和服务连在一起。 　　■ 链接 　　下半年制定困难群体收入倍增方案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北京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但现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北京城乡居民收入距离年初设定的增加7.5%目标还有一定差异。因此，下半年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市财政局表示，下半年将突出财政保障民生的投入重点，增加对群众出行、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同时，落实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完善财政政策措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市发改委主任张建东提出，下半年要加快城乡居民增收步伐。在落实北京促进就业增收的各项政策的同时，加强企业工资分配指导调控，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并制定困难群体收入倍增方案。 来源：新京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12/101944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