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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历来是公益慈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其中教育公益慈善尤为突出，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的供给侧改进，在法治建设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以基金会为主体、各类公益项目为载体的制度性资源投入加大。近五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基金会中有七成活跃在教育领域，新增公益项目的一半以上是教育公益项目。另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的需求侧变化，随着各级教育财政的改善，公益慈善越来越转向直接面向受益者提供资助，受益面和受益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十年来，全国各级各类学生接受助学资助额累计逾2万亿元，年受助人次1.5亿，形成投入上以政府为主、慈善为辅，方式上以无偿为主、有偿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中国特色助学体系。　　 进入新时代，教育公益应在两方面深耕：一是深耕公益慈善的供给侧，拓展、建立和完善可持续的公益捐赠—受托机制，增强基金会的能力专有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教育公益的制度性资源供给稳步扩大；二是深耕公益慈善的需求侧，深入探访需要资助的乡村与学校，探索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发现和拓展新的受助者，完善助学公益的资助—受益机制，在提供必要公益资助的同时，激发受益者的内在动力，探索建立从“助学”到“助心”、从“学以脱贫致富”到“学以达仁致道”的公益转化机制，让财富的第三次分配通过教育公益慈善的行动者，真正落实到受益者通过受教育提升其生命价值的“务民之义”上来。　　 十年前，从赵家和教授到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爱心和奉献精神得以传承。今天，此类基金会在需要更多阳光雨露的基础上，要着重处理好如下六对关系，相应地建立六种机制：一要处理好基金会与受益人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资助—受益机制；二要处理好基金会与捐赠人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捐赠—受托机制；三要处理好基金会与捐赠财产的关系，建立透明高效的财产运作保值增值机制；四要处理好基金会理事会与各执行团队间的关系，探索建立多元民主治理结构与高效专业运营体制之间密切配合的机制；五要处理好捐赠、运作与受益三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慈善捐赠、市场化运作与公益资助三者间既协调配合又有序区隔的机制；六要处理好公益存量与公益增量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以留本用息为核心的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机制。　　 公益之道，重在深耕笃行，明在正心诚意，远在迭代升维。兴华探索的公益之道，展现的正是新时代教育公益慈善发展的基本道理。公益乃人间大道，唯其仁重德明道远，才能越走越宽广，走的人也才能越来越多，公益的每位当事人才能在公益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才能一步步实现。（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名，系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本研究以情感社会学为视角，基于有表述情感能力的留守儿童和儿童期有留守经历的中青年个体的口述，研究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忽视和生活缺席加之进城务工的社会现实状况交织，塑造了留守创伤的内隐记忆和消极的情感体验。父母的缺席使家庭情感支持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焦虑、自卑、被边缘化等情感枯竭状态以及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现象。建议提升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适时弥补留守记忆，对隔代抚养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倡导全社会形成重视情感社会化的氛围。关键词：留守儿童；父母缺位；情感陪伴；内隐记忆一、问题的提出二、留守经历的阶段化表达三、留守儿童消极情感体验的形成四、反思与建议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将孩子留在农村，形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导致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父母缺位。社会学家认为，微观的情感过程是社会差异和分层的基础[1]，这意味着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不是留守儿童问题多发的关键原因，其源头是父母情感陪伴缺位。父母情感陪伴即父母能够发现儿童的情感，引导其学会表达，使其拥有应对消极情感的能力。本研究以情感社会学为视角，关注情感表达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情感作为个体生活的中心，深受社会的影响[2]，儿童早期的社会化深受家庭环境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水平不一，对父母的情感要求也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同阶段的父母情感陪伴缺位会对儿童造成不同的影响。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的家庭环境，必然塑造出留守儿童特殊的情感体验以及社会化方式[3]。留守经历塑造的情感社会化体验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行为和价值观乃至成年后的生活。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是依照特定规则建构出来的产物，个体可以对自身的情感进行管理[4]。留守经历形成了留守儿童管理自身情感的内隐记忆，找到这些内隐记忆，我们才能给父母、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甚至学校等儿童情感社会化主体提供有效的支持策略。二、留守经历的阶段化表达心理学认为，10岁以上的少年儿童抽象思维得以发展，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需求。所以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河南省、广西省、河北省等地83名正在留守的10岁以上的儿童与有留守经历的青年和中年人进行访谈（文中引用的访谈资料的被访者信息见表1），通过被访留守儿童和儿童期有留守经历的被访者回忆、口述其创伤记忆，探究留守经历对其造成的消极情感体验，倾听其内心的情感诉求，探究父母情感陪伴缺位给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造成的影响。1.   少年期：缺乏情感支持导致社交边缘化少年期留守的个体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情感和生计问题，他们在家庭中不仅需要面对“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压力，还需要承受“自己是替代扶养人额外负担”的隐性情绪。与父母交流的缺乏导致他们负面情绪疏导途径的欠缺。在生活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支持错位，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边缘化，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XH（12岁）：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家还有一个弟弟。我毕竟不是她们家的孩子，要尽量表现得听话不惹麻烦。我挺孤单的。LQ（11岁）：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平时同学们一起去玩我都用各种理由避开，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怎么理我了，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少年期属于早期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的衔接阶段，此阶段情感需求增加，更加需要父母、教师、隔辈人等长者的引导与教育。但部分留守少年在难以放松的环境与无处倾诉的条件下成长，只能隐藏分享与沟通的欲望，久而久之形成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与怨恨。JH（13岁）：我知道父亲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但是我依然抗拒跟他说话，害怕接他电话，也很反感时隔一年不见面之后还要装出很亲密的样子。HW（14岁）：家人和亲朋总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为了我出去打工的付出，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我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讨厌他们所有人。访谈资料显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出人际交往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社会群体边缘化。这种边缘化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在替代扶养家庭中的“家庭边缘状态”，二是在学校与同龄群体交往中被孤立的“校园边缘状态”，三是社会化的错误走向导致的“社会边缘状态”。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导致留守儿童整体被边缘化，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的获得与未来发展受限。2.  青年期：情感过早疏远造成社会适应障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进入青年期后，留守经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卑、自我中心观和叛逆心理强。在留守时期，父母难以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使他们在面对学业、生活、人际交往等困境时独自解决成为常态。由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进入青年期后，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将对父母情感的渴望隐藏在内心深处，逐渐演变为对父母的怨恨和与父母的情感疏离。XZ（19岁）：小时候爸妈每次过完年走，我就和弟弟妹妹站在村口哭。一堆亲戚使劲扯着号啕大哭的我和弟弟妹妹不让我们追车。之后多年这个场景总是在我脑子里闪现，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LT（22岁）：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留守儿童。十几年的分离导致爸妈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我尽量尝试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每次见面我还是觉得很煎熬。进入青年期的个体逐渐与父母进行情感与生活上的剥离。与没有留守经历的青年相比，有过留守经历的青年与父母情感剥离的时间较早，在成年之后情感状态容易不稳定。有些受访者表示：“自己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可能是没有父母一直陪伴的缘故”（SH，20岁），“自卑是有的，自私、攀比的不正常心理也有”（ZH，20岁），而这种自私、攀比的异常心态是自我中心观念强的表现。隔代抚养的教养方式通常是“溺爱”，对儿童缺乏正确的理念引导与榜样示范，导致留守儿童的自律意识和能力较差。他们长大之后，当面对物质诱惑时，会“花钱大手大脚，不顾结果”（LG，18岁）；当面对困难时，则“过于暴躁易怒，不能及时反思”（HC，17岁）。XY（19岁）：小时候教室外面来接孩子的家长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爸妈，被同学欺负了只能忍着，回家之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被亲戚冷言冷语也只能笑笑，但是每次想着这些不知不觉就哭了。CL（20岁）：成年后有再多的成就也永远都抵不过小时候别人的一句“这孩子没爸妈管教就是不行”。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别人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会多想，不允许别人觉得我有一点点做得不好。留守经历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5]。访谈发现，寄人篱下的成长环境容易造成留守儿童的早熟，导致其情绪敏感度较高，在日常交流中，对于他人的言语、行为过于敏感且易产生负面理解，给自己带来情绪负担。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其青年期的主观幸福感冲击力越强[6]，并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7]。3.   中年期（这里的中年期并不是指人口学意义上以年龄划分为标志的中年期，而是强调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阶段）：难以摆脱留守经历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中年后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较明显的退缩型人格[8]，认为自身心理存在问题的比例较高。大量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因生活中的住房、工作、家庭、社交等问题焦虑。LJ（33岁）：生活中各种困难都压在我头上，而我又告诉自己必须坚强、乐观，导致频繁出现失眠和头痛，而我也很难拥有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在访谈中，多数有过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提到与父母的不亲近使得他们对赡养父母这件事倍感焦虑和无力，甚至存在逃离的想法。在社交方面，他们内向、自卑、敏感、讨好，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来源于早年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失后学会的情感隐藏和自我隔离造成的自我情感调节缺陷[9]。此外，社交困难程度与留守时间呈正相关，留守时间越长对其影响越大[10]，以至于出现被动社交乃至人际回避的情况。总之，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中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情感社会化会产生这样的“传递”结果：自身在社会化初期被怎样对待，就可能依照此种模式对待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下一代。一些具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留守的环境下成长，在婚育之后很有可能延续其父母的养育方式，很难意识到父母情感陪伴缺失的后果，他们的孩子也在很大概率上仍旧是留守儿童。ZM（25岁）：小孩子让爷爷奶奶带着没啥要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YL（22岁）：想孩子，但是真没办法，总得谋生计啊，孩子只能放在老家了。在育儿方法与态度方面，也有部分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意识到父母缺席的消极影响从而反向弥补。他们深知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情感渴望，不愿把这种体验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因此通过反向弥补中断了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WY（24岁）：再苦再累孩子也要自己带，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承受不能在父母身边长大的难过。LY（26岁）：孩子我自己带的，怕他长大了会跟我一样恨父母不带他。我已经拥有痛苦的童年了，一定要让我的宝贝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父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反思中断“留守”的代际传递，但是曾经“留守”的中年人却无法弥合与上一代疏离的亲子关系。在对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个体的访谈中，大部分被访者表示至今仍与父母有隔阂或情感生疏。YJ（32岁）：我跟父母日常没有任何交集，孩子由我、老公和婆婆一起带，不需要父母支援，我对父母也不会有关怀。一些具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中年人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一场交易，由于自己儿时未能与父母建立良好的情感链接导致其习惯于在需要帮助时独自面对，而日常困境的频繁出现使其不断积攒对父母的怨恨。怨恨的产生使单个的行动者没有解决之道甚至只能制造伤害，而承认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是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11]。没有情感支持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将来没有情感链接的社会生活。在留守儿童早年经历中，父母强硬的离开、哭喊的无效以及独自面对困境时的无助，降低了留守儿童的个体尊严感与意义感，而缺少父母的认同和鼓励也造成其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在访谈中发现“不知道该如何与父母相处”（LT，22岁）、“觉得对他们尽孝是一种道德绑架”（YJ，32岁）等想法的出现频率较高。而此种怨恨情绪一旦形成，便会脱离成因，成为心灵毒素蔓延开来[12]。具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即使在生育后也没有改善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有化对立为陌生的趋势，“会尽基本义务，但不会再有真心”（QM，34岁）是有留守经历的中年人对待赡养父母义务的态度。三、留守儿童消极情感体验的形成对个体情感体验的分析要从情感得以形成和表达的一般社会条件出发，洞悉个体固有的情感反应程序[13]。因此，本研究从内隐层面的留守儿童父母的情感忽视、生活层面的父母的陪伴缺席以及社会层面的外出务工的现实，分析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产生的情感机制，回溯个体情感和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建构留守记忆，在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形成留守“创伤”的内隐记忆，导致其消极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行为。1.   教养者对情感社会化的忽视（1）幼时分离的创伤记忆儿童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互动建立影响其一生的重要的社会认知[14]。幼儿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存活，发生在幼时的留守经历造成幼儿在与周围互动的过程中缺乏可依恋的亲密关系，产生被迫分离的创伤记忆，这成为其社会化过程中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进而可能导致其形成敏感、自卑的人格及交往障碍等。早期积极的亲子互动能为个体未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5]。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与从小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程度较强的情感交流防备状态，大多数表现为说话声音较小或只回应少量肢体语言如点头、摇头。幼时与父母分离时无助哭喊的情景使留守儿童将自身的情感表达封闭，被迫分离的情感体验伴随其一生，创伤记忆在其面对相似的无助情境时不断出现并被迫体验，造成少年、青年、中年阶段的边缘化状态和社会适应困难，甚至到为人父母时仍旧延续着与父母疏离的代际关系。（2）父母及替代扶养人的消极情感回应留守儿童父母对其的消极情感回应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共同生活的情感体验；二是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联系往往存在延时性和空间距离导致情感浓度在传递过程中降低；三是对情感认知的不足，这也是中国父母的共同特征，对子女的情感表达和回应都比较含蓄、内敛，意识不到情感在儿童社会化中的作用。情感社会化主要有观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表达得到回应、接受有关情感的教育三种路径[16]。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情感塑造中的重要他人即父母缺席造成其观察渠道的减少，难以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情感表达行为，只能通过观察替代扶养人及其家庭成员、同伴群体、教师等其他群体的社会情感来补充自身的情感社会化体验。替代扶养人的情感引导与回应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尤其重要。但是替代扶养人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寄养的留守儿童，难以留意到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这种忽视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消极情感体验。2.   生活中父母的缺席父亲与母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对儿童的情感塑造和性格确立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母亲角色的缺位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以及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不良影响[17]。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父亲常被儿童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榜样和权威，是儿童与社会间的桥梁，儿童通过对父亲行为的观察理解社会的构成与意义，模仿并学习父亲的行为方式。父亲需要将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的酸甜苦辣传递给子女。父亲角色的缺失会对子女性格、幸福感、学习成绩等产生消极影响[18]。（1）隔代抚养导致家庭支持不足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环境，家庭支持和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心灵适应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19]。家庭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加油站”。当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障碍时，家庭能够为儿童提供情感抚慰、情绪疏通以及方向指引。家庭功能不良如教化功能薄弱、情感功能缺失或者修复整合功能不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20]。由留守儿童与隔辈人构成的家庭，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功能残缺，一是抚养人文化水平较低导致的教育功能弱化；二是隔辈人情感表达与接受能力不足导致的家庭抚慰功能弱化。隔辈人在育儿过程中强说教、轻理解，缺少积极的情感回应与支持，加之老人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弱化，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情绪疏解功能难以达成。此外，隔辈抚养导致儿童缺乏与父母的真实互动，加重儿童的孤独感，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可能导致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2）亲友寄养导致“外人”与“坏孩子”的双重“确认”由亲友代为照看的留守儿童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其敏感、自卑、委屈、疑虑等不良情绪。父母与儿童建立的依恋关系难以被任何其他关系替代。留守儿童生活在亲戚家中，在留守儿童心目中，自己属于这个家庭的“外人”。留守儿童不但需要承受与父母分离的思念之苦，还需要承受由于“侵入”他人“陌生”的生活产生的情绪压力。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非但难以拥有正常的家庭情绪疏导渠道与情绪互动机会，还需要强迫自己在替代抚养家庭中表现出“懂事”“担当”的形象。同时，社会和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会影响留守儿童的教师、同伴甚至抚养者形成消极刻板印象并对其行为进行不当归因[21]。对留守儿童形成的自卑、敏感、多疑、成绩差等刻板印象，给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带来较大的压力。在留守儿童出现错误行为时，寄养家庭容易将其归因为不听话、不爱学习等“坏孩子”因素，难以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情感支持，也因为顾及关系不愿意采取批评等惩教措施，留守儿童“坏”的形象和行为由此得以固化。3.   父母进城务工的现实（1）形成“金钱比陪伴更重要”的认知特纳认为“社会结构通过地位、角色、社会生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微观动力对个体施加影响”[22]。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因的探讨离不开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考察。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23]。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无奈选择：一方面，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就业结构单一导致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城乡户籍壁垒导致进城务工子女就学难，父母只能将儿童留在农村由隔代抚养或亲戚代养并完成学业，造成留守儿童与父母分隔两地，也因此造成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情感体验相对匮乏。对留守儿童来讲，比情感匮乏影响更深的是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文化。中国自古有“城是国、乡是家”这样的二元分野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相对完善的住房、就医、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城市较农村优越的高势位文化认知，加之父母只有外出务工才可以养活全家的现实使大部分留守儿童内心形成了“城市好、农村差”的价值观，同时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经历会在留守儿童心目中植入“挣钱比陪伴我重要”的概念，因此留守儿童容易形成自卑和敌视等性格特征。（2） 物质“补偿”和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城务工带来了家庭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父母也往往因为外出务工不能陪伴子女心生“愧疚”，因而用玩具、零花钱、平板电脑等作为给孩子的“补偿”，但这些物质“补偿”可能造成留守儿童垃圾食品的摄入过多和电子产品依赖等新的问题，而且留守儿童依旧与物品进行互动，缺乏父母情感上的支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呈现出原子化、个体化趋向[24]，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之余追求价值多元和生活消遣。农村不乏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儿童在父母进城务工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容易接触到电子游戏等娱乐方式，也容易受到不良青少年的影响，更由于父母缺席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加之替代扶养人碍于情面难以严格管教、隔辈抚养人精力不足等，致使一些留守儿童沉迷于电子游戏，无法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目标，最终误入歧途[25]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四、反思与建议父母缺席形成留守儿童“创伤”的内隐记忆，这个记忆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重现并影响终生。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情感关怀，不仅要看到父母陪伴的重要性，还需要积极面对社会现实，努力增加情感陪伴，改善育儿方式和社会情境，形成切实有效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屏障。1. 增加抚养人积极的情感回应    父母积极的情感回应给予留守儿童强大的家庭情感支撑力量，有利于强化留守儿童积极进行情感表达的行为，改变其由于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环境形成的自卑、不自信的性格特点，使得留守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获得幸福的情感体验。（1）提高父母共情陪伴的效果    在儿童适应社会中，父母的共情联动能够增加儿童向外部寻求情感陪伴的内生动力，促进其提高情感互动的能力。“共情陪伴”建立在父母能够理解和感知孩子感受的基础上，以同在和共情的方式陪伴孩子。借助于网络和新媒体，父母可“见缝插针”，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孩子进行日常生活琐事的沟通，增加沟通的时间。同时，父母可以让孩子讲述在家庭和学校的收获与遇到的困难，以此体察孩子的需求，并在必要时给予引导和支持。访谈资料显示，许多父母打电话回家主要询问家人的健康与安全，并与代为照护人讨论家庭大事，与孩子只进行简短的交流，很少有情感方面的沟通，对孩子共情陪伴的时间不足与质量不高。因此，父母可以增加与孩子在情感上的互动，比如分享读书、娱乐、美食感受等，提升留守儿童的幸福感。（2）增强替代扶养人的情感支持意识减轻留守儿童的幼时分离创伤需要替代抚养人在留守儿童面对与父母分离的情境时，给予充分的温暖和情感支持，缓解儿童的分离焦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替代抚养人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作用，在不良情绪疏导、正确价值观指引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互动渠道，缓解父母缺位给留守儿童造成的孤独感，缓解“寄人篱下”的自卑情绪，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外出务工的父母需要给孩子选择合适的替代扶养人，并适当通过有偿照料、定时监督等方式促进替代扶养人发挥监护陪伴作用。2.   对留守记忆的适时弥补与对隔代抚养人的指导（1）童年期非留守时间的有效弥补在一项留守儿童父子依恋重塑的研究中，“父亲用孩子爱吃的食物作为自己对儿子最直接并自以为最强烈的情感支持，弥补了感情上的关爱空缺”[26]。孩子内心对父亲的体验，可以不受父亲居家或者非居家的影响[27]。留守儿童怨恨父母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外出务工，而在于对自己的忽视和抛弃[28]。父母可以利用春节等非外出务工时间重塑亲子关系，通过日常饮食、日常表达和共同经历增加对孩子情感上的有效陪伴，增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感。（2）引导隔代抚养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与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宣讲培训的形式，聘请专业人士对隔代抚养人进行教养知识的普及。例如，更新其家庭教育理念，使其摒弃“孩子说怎样就怎样”“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树立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的观念；引导隔代抚养人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对儿童的安全保护和物质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做人教育及健全人格培育。3.   情感关爱的社会呼吁（1）培育情感富足的留守儿童媒体报道的父亲精神分裂、母亲下肢残疾但通过努力考上清华大学的庞众望不仅仅是个例[29]，在现实中有很多虽然父母陪伴缺乏而内心富足的青少年具备较强的抗逆力和感知幸福的能力。留守儿童较之被父母严格监管以分钟计算学习时间的非留守群体具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可能更多的情感体验机会。父母、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有意识的情感引导、共情陪伴、情感理解与支持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生活缺席的不足，给予留守儿童面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力量，帮助其克服自卑心里、人际交往困难等，形成自强、乐于助人的品格。（2）形成情感关爱的社会氛围呼吁隔代抚养人、替代扶养人、教师、同学乃至全社会改变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用接纳的态度、关爱的语言、视为己出的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减少同辈嘲笑、社会歧视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边缘化体验。应当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留守儿童的氛围，为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乃至健全人格的形成提供支持。孟亚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张璨：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第16-24页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1]  [ 加拿大 ] 马赛尔 ? 莫斯 , 凯文 ? 沃尔比等 . 情感社会学 [M]. 张军 , 周志浩 , 译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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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原载《科技与出版》2022年第5期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15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亦君）最高人民法院9月14日在京召开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涉未成年人立法步伐加快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面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的体系、机制和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预防、教育矫治的体系、措施。刑法涉及未成年人的部分条款作了重要完善，个别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加大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力度。专门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民法典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有很多重大修改和完善。反家庭暴力法对未成年人免遭家庭暴力侵害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这些新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织密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之网，确立了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新理念新制度，给未成年人保护司法实践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记者从会议中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在六个巡回法庭分别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少年审判领导工作机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以独立建制或加挂牌子方式设立了少年法庭2181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更加成熟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人权法治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审结相关刑事案件4.8万件，惩处罪犯5万人，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切实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坚持双向保护，既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又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于未成年人罪犯，注意区分情况，做到宽容但不纵容。判处未成年人罪犯由2013年的5.6万人减少到2021年的3.5万人。坚持全面保护，推行综合审判改革，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纳入少年审判范围，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注重延伸审判职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积极开展判后回访、跟踪帮教、亲职教育等工作，预防再次犯罪。对遭受犯罪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视情开展心理干预、司法救助等措施，让未成年被害人早日抚平创伤，彰显司法关怀。　　最高人民法院切实加强审判监督指导，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规范体系。高度重视社会热点、实践难点问题，及时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典型案例，促进统一法律适用，回应社会关心关切。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拐卖妇女儿童、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等问题，先后出台10余部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及时明确未成年人网络打赏、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等新型热点问题裁判规则。系统修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规则。针对性侵、拐卖、校园欺凌、网络犯罪、婚姻家庭、未成年人文身等问题，发布21批215件涉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向全社会亮明司法立场，彰显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绝不手软、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毫不松懈的鲜明态度。　　会议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充分履行审判职能，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要牢固树立新时代少年司法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理念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办理中。要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同时体现“包容宽容但绝不纵容”的政策精神，立足审判职能明确规则导向。要依法严惩杀害、伤害、性侵、拐卖、虐待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对刺痛社会神经、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坚决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的家事、侵权等各类民事案件，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开展涉儿童权益纠纷调解工作，善于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撤销监护权制度，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依法妥善审理各类涉家庭教育、“双减”政策背景下的教育培训类案件，推动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素质教育理念在社会、学校、家庭得到有效落实。　　要完善涉诉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方式，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索建立儿童救助协作制度，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性侵儿童案件特殊证据标准。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指导基层少年法庭创新实践，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　　继续推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相互融合、协同发力，促进形成立体化、全方位保护体系。要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配合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联动机制，健全家庭教育工作站职能，共同做好家庭教育促进工作。要抓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这项品牌工作，建好法院系统法治副校长队伍，健全选聘管理、履职保障和表彰奖励等机制，促进法治校园、平安校园建设。要加强与相关单位协作配合，加强网络治理和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工作，依法规范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产业发展，督促引导互联网企业履行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增强司法大数据分析运用能力，推动大数据技术与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深度融合，助力破解少年审判折射的社会问题，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审判延伸工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加强部门联动等方式，强化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未成年罪犯帮教挽救等工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2022年9月6日至9日，全国未保办主任示范培训班在京举行。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决策部署，总结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实施以来推进落实情况，研究讨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部署推进今后一个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参训学员普遍反映，通过培训进一步深化了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积累了政策法规知识和工作实践经验，提升了工作能力，明确了工作思路，增强了工作信心，激发了工作动力。参训学员普遍表示，下一步工作中，将努力把培训成果吸收好、转化好，勇于担当作为，切实扛起新时代未保工作的政治责任，做一名合格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培训班上，黑龙江省未保办、四川省未保办、河北省保定市未保办、山东省潍坊市未保办、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未保工作领导小组等交流了经验做法。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有关专家，重点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司法保护、舆情应对与处置、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等不同专题进行了授课。全国部分省市级未保办负责同志120余人参加培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社会公益力量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援助，帮助其解决看病就医负担，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公益慈善在医疗救助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从民政部发文要求探索建立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机制，到多部门联合要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的衔接机制，再到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要求发展壮大慈善救助，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十年来，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中的社会公益力量越来越广泛。从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慈善会到企业、医疗机构、民间发起的基金会、社工机构、患者组织、医护人员发起的慈善组织等各方力量涌入，救助队伍不断壮大。    十年来，涌入医疗救助领域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元。从企业捐赠的资金、药品到医疗机构提供的治疗支持，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项资金、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筹集的公众爱心，救助规模不断增长。    十年来，公益力量对医疗事业的捐赠越来越高效。从给病人捐钱、捐药的个案救助，到开展大规模救助行动，从支持医疗机构发展、资助学科研究到关心医护人才、发起创办大学，着眼点日益远大。    十年来，公益力量在医疗救助中从事的工作越来越专业。从单一的资金、药品支持到预防、筛查、手术、康复全方位支持，从关注疾病到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护等形式多样的服务，救助内容不断扩展。    十年来，公益力量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越来越精准。从默默做项目到积极进行政策倡导，从实施个人救助到推动医保政策调整，从单打独斗到构建网络、整合医疗保障、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综合保障逐渐成型。    社会公益力量广泛参与慈善医疗救助的氛围已经形成，社会公益力量的专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经济负担、缓解身心压力，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慈善医疗救助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力量多元参与    十年来，参与到医疗救助事业中的社会公益力量越来越广泛，成立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成为最重要的参与方式之一。    在《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慈善法等法律政策的引领下，民间力量成立的慈善组织日益活跃。    首先是患者开始组织起来成立慈善组织，例如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前身是患者发起的学生社团，后成立了专注医疗救助领域的慈善组织。据北京新阳光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介绍，十年来，新阳光已经从直接接受捐赠过渡到了赋能医生患者或机构做项目。资金来源从特定捐赠个人到企业、互联网公募，捐赠收入由2010年的297万元发展到2021年的1.66亿元。    第二，医护人员发起成立慈善组织。例如北京大医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和优势医疗资源的下沉，完善和共建共享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捐赠收入由2017年的200万元发展到2021年的1.1亿元，其中2021年收到单笔捐赠最大额度近3000万元。    第三，企业通过企业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实施医疗救助项目。例如，2011年，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合作开展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动“两病救助”项目，救助0-18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的困境家庭儿童。截至2021年8月，项目实施范围已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18个县，救助“两病”儿童3万名，投入救助资金超过6亿元。    公众也通过捐赠加入到慈善医疗救助的行列。    据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姜莹介绍，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2013年筹款额为1075万元，2016年筹款增长至8600万元，2021年公开募捐的资金高达2.62亿元。    慈善组织还可以通过争取政府购买服务来开展医疗救助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告诉记者，中国红基会设立的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患儿的专项基金，争取到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金支持，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获救助的贫困患儿数量大幅增长，社会效益逐步增强，有效减轻了贫困家庭负担，解决因病返贫难题。“2009年起至2021年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累计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18.89亿元，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患儿超过6.6万名，直接受益人口超过33万人（按照一家五口人计算）。”在贝晓超看来，救助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发展至今，已经挽救了数万名大病患儿的生命，帮助了数万个贫困家庭走出困境。    根据中国慈善信息平台显示，2021年全国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共有10098家，具有公开募捐资助的慈善组织有2482家，其中开展医疗救助、医疗服务、药品器械捐赠已成为医疗类慈善组织的活动重点。    提供专业医疗救助服务    十年来，慈善组织提供的医疗救助服务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多元化。慈善组织加大了对医疗费用高昂的重大疾病患儿的医疗救助，例如先心病、白血病、唇腭裂、脑瘫、血友病、烧烫伤等。同时，慈善组织开展的大病救助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像脑瘫患儿、残疾儿童等需要进行康复的治疗，在很多地方，这些康复费用并不被医疗保险所覆盖，所发生的费用需由家庭承担。一些慈善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对患儿进行了救助，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对进行人工植入耳蜗手术的听力残疾儿童进行15万元左右的资助；深圳壹基金对多个罕见病救助机构予以资助，这些救助无疑填补了政策空白。    此外，慈善组织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可以在患儿治疗的不同时期提供救助，这是区别于政府医疗保障体系事后救助的一大特点，事前救助和事中救助对于急于用钱的患儿家庭来说，如同雪中送炭。    慈善组织对大病儿童的救助方式正日益多元化，救助内容开始涉及药品、疾病筛查、康复器械、康复培训、心理疏导和社工帮扶等领域。针对目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部分慈善组织针对基层医院开展了提高医护能力的培训，以提高这些地区对大病患儿的救治能力。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已免费培训了全国26个省份、25个民族的乡村医生5109名。从单打独斗到联合救助    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针对1229个白血病患儿的调研结果，受访家庭的医疗费用开支大部分集中在10万元至30万元之间。国内慈善组织对于白血病的救助额度普遍在5万元左右，与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相比，缺口仍然很大，慈善组织单打独斗进行患者资助的模式已不再受用。慈善组织虽然发挥了专业性强的补充作用，但由于单个救助存在一定的限制，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和统筹，因此会导致救治资源不足和部分救治资源过剩。儿童大病联合救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联合救助已经形成趋势。2015年9月，儿童大病救助联盟成立，行业平台格局逐渐显雏形。联盟先后完成民政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数据测算和研究报告，并提出政策建议；开展地中海贫血防治研究倡导，发布《中国地中海贫血防治蓝皮书》，在两会期间提出将地中海贫血纳入医疗政策保障范围的提案；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救助信息和向全国各地通报社会组织救助大病患儿情况的渠道，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联合救助。    在刘正琛看来，联合公益和联合救助的机制是发展趋势。    据他介绍，2017年，新阳光联合陈行甲发起了联爱工程，其形式是通过大型公募基金会帮助小型慈善组织形式来筹款，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联合救助”已经形成了四种模式：第一，政府+社会组织的联合模式，包括政府资金支持慈善组织、政府政策扶持慈善组织以及双方共同出资三种方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项目基金、中华儿慈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联合模式，推进慈善组织间的对话与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等；第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益平台联合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公益平台具备的灵活性强、成本低、积少成多和筹款速度快的优势，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组织+大病救助专业机构联合模式，铸就大病救助事业的专业性，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等。医疗捐赠项目周期长、数额大、受益广    在医疗救助领域的捐赠方面，中国癌症基金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等头部基金会十年来共接收捐赠超过1500亿元，其中实物捐赠占比超九成。  跨国医药企业是这些基金会非现金捐赠的主要来源，而跨国医药企业的非现金捐赠主要是药品捐赠，并且这些捐赠企业来源有不同程度的重合，是大额捐赠的主要来源。综合分析这些大额捐赠，可以发现基金会与跨国医药企业的合作具有项目周期长，捐赠数额巨大、受益人广泛的特点。（来源：公益时报，作者：李庆 王勇）

来源：中国民政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22年9月8日上午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李保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部深化拓展儿童福利。　　民政部逐步提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截至目前，全国养育孤儿16.9万人，集中和分散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每人每月1728元和1288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77.9%和83.1%。开展“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惠及残疾孤儿近22.3万人次。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助力8.04万人次圆了大学梦。着力提升孤儿养育质量，制定实施《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拓展保障范围，将34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制度保障，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纳入关爱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5.5万名儿童督导员、66.7万名儿童主任，常态化为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总台央视记者：高磊 刘婷玉 张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