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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教练在课后素质拓展课上指导学生棒球投球动作（2021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新修订通过的《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天津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近日正式施行，在学校不得聘用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服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将国家有关法律中的新精神落到实处。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通过加强网络保护、防治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等手段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此后，中国各地积极响应，修订未成年人相关地方条例。广西、贵州、上海、新疆等地均已施行相关条例，江西、四川等地的相关立法修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表示，地方修订这两部条例是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新修订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设计，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通过立法总结和巩固各地在这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不得聘用有性侵害、性骚扰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该做法还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得到网民的好评。在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学生在课后素质拓展课上跑步锻炼（2021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天津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虽然增幅放缓，但仍时有发生；随着中国网民数量持续增长，“触网”逐渐低龄化……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地方条例的具体规定来解决。天津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要求，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等服务，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网络活动。刘志松表示，地方修订未成年人相关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对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的保障，将为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法治保障。来源：新华社

摘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高度相关，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同龄女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极大地促进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家庭结构因素中，只有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同辈群体，且该特征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无关，而和父母一方同住与和其他人同住的流动儿童之间在非认知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在兄弟姐妹数量变量中，只有姐姐和弟弟数量的增加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关键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纲目一、引言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三、数据和变量四、研究发现五、结论与讨论?一、引言?教育获得作为流动儿童摆脱劣势家庭环境影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虽然近年来流动儿童读书难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但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与城市本地学生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依然面临很多挑战，如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较差，身心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全面关注[1]。毫无疑问，来自家庭方面的因素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在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关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与对认知能力的研究相比，对非认知能力的探讨长期被忽视。对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始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在儿童身上的经济投入如何影响教育获得乃至今后职场上的薪资回报[3]。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为首的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持者，将人力资源划分为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两部分，开启了将对个人成就的探讨转换到个人能力的视角上来的研究进程。所谓非认知能力，简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4]，是一个人情商和抗逆力的体现。拥有较高非认知能力的人更不容易失业[5]，失业后也更容易找到工作。非认知能力对于底层劳动者的作用更为巨大。对于很大程度上将复制父母社会阶层的流动儿童[6]来说，探讨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无疑比探讨教育获得更具现实意义，他们进入社会后的工资收入和职业发展更值得关注[7]。因此，本文研究家庭成长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先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分析家庭、学校、社会政策与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教育获得的关系，而对于作为人力资源研究新对象的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把流动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划分为3种模式，探讨不同模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学界早期的研究一直在探索认知能力与收入之间的关系[8]，忽视了非认知能力在人力资源模型中的作用。标志性成果是1974年Spence构建的单维度模型，在该模型中教育获得作为衡量个体成功的一项标志，直接被单一地等同于认知能力[9]。这一结论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10]。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收入、教育获得和其他人生成就与非认知能力也息息相关[11]。虽然认知能力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收入影响巨大，但一些学者认为非认知能力发挥着和认知能力一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作用更大[12]，因为代表非认知能力的人格特征中均包含着一定形式的认知能力[13]。非认知能力被认为是文化代际不平等传递的结果[14]。有研究发现，导致父母在工作中遇到困境的个人能力因素同样会影响子女的发展[15]，父母的非认知能力通过家庭财富和父母的学历间接地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16]，排行越靠前的子女受父母智力和性格特征的影响越明显[17]。随着国内人口流动现象日益普遍，流动儿童父母群体内部出现了较强的异质性，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日益拉大[18]，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出现了内部分化。有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19]。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化[20]。基于此，本文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成长环境的一个维度，提出第1个假设：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相较于父母的智商和个性特点，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对儿童的能力培养更为重要[21]。在对于父母外出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中，有学者把父母外出类型划分为父母均未外出、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4种模式；同时发现不同居住模式下儿童的学习成绩并不相同[22]。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近年来仅与父母一方一起居住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攀升[23]。家庭结构的拆分使流动儿童无法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直接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24]。由于非认知能力涉及儿童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较多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亲子交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2个假设：假设2：居住的家庭结构显著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居住的家庭结构越完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兄弟姐妹之间也会相互产生影响。群集理论（the confluence theory）和资源稀释假设（the 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都聚焦于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相互间的智力影响[25]，以及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对子女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的负面作用[26]。但在非认知能力领域，相关研究则证明兄弟姐妹之间非认知能力具有高度正向相关性[27]，有些资源可以在兄弟姐妹之间流动[28]。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3个假设：假设3：兄弟姐妹数量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综上，本文把家庭成长环境划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的家庭结构以及兄弟姐妹数量3个维度。关于此3个维度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对家庭成长环境仅作单维度的分析，或未考察家庭成长环境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或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流动儿童家庭居住环境的基础上，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兄弟姐妹的数量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家庭成长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三、数据和变量?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全国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CEPS）。该调查以初中生同期群为主要调查对象，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根据流动儿童的概念，本文对CEPS的数据进行清理，按照农村户口和流动状况（数据中的学生迁移流动状态共有3种类型：本地非流动、省内流动、跨省流动。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排除本地非流动的类型，保留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群体的数据）界定流动儿童身份，最后入样的有2227人。本文的因变量为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学界对于非认知能力的测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采用自我报告个性特征的方法进行[29]。不同的学者选取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不尽相同，直到五因素人格模型出现，心理学界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才取得一致，认为它是测量人格结构的最好范型。另一种构建非认知能力指标的方法则建立在对可观察的选择和行为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总的来说，非认知能力涵盖持久性、动机、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团队精神、自信、领导力等因素[30]。结合现有数据，本文在已有研究[31]的基础上选取问卷中代表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的4道题目（学生问卷中A12回忆6年级时期，你是否同意下列对你自己的描述：“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选项为四分变量，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提取主成分因子，将其命名为自我效能感并作为非认知能力的测量指标。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因果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本文的自变量为代表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等3个维度的指标（除对相关变量重新编码外，均采用数据中的变量维度，不做特殊处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进行主因子提取，生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了保证分析的透彻性，模型中纳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行假设检验，后又在模型中替换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进行详细分析）包含父母受教育年限（选取父母学历较高的一方，下同）（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根据教育年限操作化为连续变量）、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为三分变量，1=贫困，2=中等，3=富裕）；家庭结构变量包括父母都在家（=0）、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1）两个维度；兄弟姐妹数量包含两个维度，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非独生子女中兄弟姐妹的数量（之所以没把两个变量相加合成总的兄弟姐妹数量（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为0），是由于需要考察两个维度的内容：独生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是否高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存在非认知能力的传递。后又把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拆分成哥哥数量、弟弟数量、姐姐数量、妹妹数量4个变量，以考察家中兄、弟、姐、妹对被访者非认知能力的具体影响）。除了因变量和自变量，本文将性别、年龄、认知能力、父母关系等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为数据中已编码数据（男性=1，女性=0）。由于CEPS数据采集的是7年级和9年级的流动儿童信息，长期的流动经历致使他们内部的年龄跨度较大，故本文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认知能力变量（有研究认为认知能力包含一定的非认知能力的因素，因此本文也把认知能力作为因变量放进模型以测度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通过一套认知能力试题测量获得，其中包含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3个维度的11道试题。父母关系变量采用问卷中B10问题“父母是否关系很好”，1=否，2=是（该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进行了操作化处理，父母关系很好=1，不好=0）（见表1）。?四、研究发现?本文的数据分析模型包括三部分。模型1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该模型又分为两部分，先是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3个变量提取一个主成分因子，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方程；然后再纳入家庭经济地位变量的3个原始变量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其中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键性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机制。模型2的核心自变量为流动儿童的养育环境—家庭结构。模型3分析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该模型又分为3个模型。第1个模型仅仅纳入“是否独生子女”变量；第2个模型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分析非独生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存在资源的稀释或分享；第3个模型把兄弟姐妹数量详细化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数量，分析出生顺序和同胞性别对被访者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见表2）。            模型1的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操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方程，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升1个单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增加0.0753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具体分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家庭经济情况。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相比，非认知能力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尽管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反而比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更差。与此相反，家庭富裕的流动儿童则能充分享有经济条件上的优势，其非认知能力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流动儿童高出0.359个单位（P<0.05）。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要素中，除了家庭经济情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提升0.0331个单位（P<0.05）。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为父亲的职业，不同从业者其子女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模型2考察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父母一方在家或者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明显低于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儿童。二者相差0.225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可见与认知能力主要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不同，非认知能力主要是人格和情操方面的培养，与父母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模型3先在回归分析中纳入独生子女变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流动儿童群体中，独生子女并没有显示出比非独生子女更高的非认知能力。尽管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一个孩子能够享有所有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爱，但这些无助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在模型中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可以发现家中子女越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反而越差：兄弟姐妹数量每增加1个，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14个单位（P<0.05）。假设3没有通过验证。为了详细考察性别和出生顺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把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数量纳入方程中，发现哥哥和妹妹的数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姐姐的数量，家中姐姐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每多1个姐姐，非认知能力下降0.225个单位（P<0.01）。弟弟的数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较大，每增加1个弟弟，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226个单位（P<0.05）。通过对性别、年龄、认知能力和父母关系4个控制变量的分析，首先，可以发现性别因素在模型1和模型2中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女孩。这一显著优势在模型3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男孩在非认知能力上的性别优势与家中的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有关。其次，年龄变量的影响在几个模型中均不显著，仅仅在纳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数量后，显示出在P<0.05水平上的差异。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虽然年龄跨度在13岁至19岁，但非认知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因素后，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无太大差异。再次，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有着密切联系（P<0.001），认知能力得分高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水平也较高，二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的显著作用在模型 3 加入兄弟姐妹数量后显著削弱（P<0.05），可见认知能力主要通过家中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的中介效应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最后，3 个模型均显示，父母关系的好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五、结论与讨论?不同于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教育获得、工作后是否能取得成功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资水平，非认知能力更多喻示着个体避免失败和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大多数流动儿童囿于国家考试政策和自身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即便能够进入公立学校享受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学习成绩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也依然无法通过受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进而摆脱父母的社会阶层[32]。农民工家庭的代际贫困依然在延续。在这种大背景下，讨论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问题，如何让他们拥有今后在社会上立足所需的良好人格，以及培养在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面对挫折和困境时的坚忍不拔的品格，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原生家庭对于流动儿童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认知能力的差异被认为是家庭文化不平等的传承结果，在子女的教育获得方面发挥着代际中介效应 [33]。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3个维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考察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变量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经济状况。来自富裕家庭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经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而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最差，但中等家庭儿童与贫困家庭儿童之间的非认知能力差异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流动儿童群体的家庭经济地位异质性较弱，家境富裕、中等、贫困的划分方式过于细化，选择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样本量较少（仅有 192名流动儿童自选家庭经济状况中等，选择富裕和贫困的样本量分别为536 和 1082）。由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和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并不大，可以合并为一类样本。亦即只有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的农民工家庭，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显著提升。可见长期在困境中成长并不能增强流动儿童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相对富裕的农民工家庭反而更能培养子女的韧性，子女的情商和对生活的热爱程度也更高。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34]。除了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培养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越强。这一发现与曹连喆、方晨晨的研究结论 [35] 一致。但是这一关系在模型 3 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里，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主要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家中有了兄弟姐妹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地通过兄弟姐妹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最后，数据分析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基本不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居住的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父母都在家居住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意识到，家庭中母亲是在子女教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人物 [36]。许琪关于家庭结构（本文把家庭结构划分为父母都在家、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 4 类） 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发现， 只有母亲单独外出的抚养模式才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负面影响（父母同时外出的儿童也受到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但祖父母的及时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母亲养育角色的缺失）[37]。可见，居住的家庭结构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有所差别。父母关系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一直未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家庭结构的完整和家庭关系的和睦。当然，这一结论可能与本文的数据样本有关，本文中85%的流动儿童家庭结构都比较完整，82.29% 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关系都比较融洽或很少吵架。可见只要家庭结构完整、父母双方长期在家，就能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家庭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兄弟姐妹的数量。许多变量在方程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后出现显著性减弱或者不再具有显著性的现象，说明在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上，兄弟姐妹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可见，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和群集理论不仅在儿童智力发展和教育获得研究领域得到验证，而且适用于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38]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与兄弟姐妹的数量呈现负相关，更确切地说，只与家中姐姐和弟弟的数量呈现负相关，与哥哥和妹妹的数量没有关系。姐姐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差。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姐姐在家庭中一直充当着照顾者的角色，承担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因此，姐姐的数量越多，长期处于被照顾状态的弟弟妹妹的非认知能力越差。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这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农村家庭重男轻女和疼爱幼子等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年幼的弟弟往往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家中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容易被父母忽视。控制变量中性别变量的显著性也证明了此种观点。农民工家庭中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女孩。作为男性，男孩在家中常常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家庭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农业社会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意识的影响。性别和出生顺序在农民工家庭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结语：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最终大都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既回不去乡村，也融不进城市。培养他们在逆境中生存的非认知能力对于他们的生命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家庭和学校是对流动儿童成长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场域，但目前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对策更多是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和学校融入的中观层面来考虑的。原生家庭作为流动儿童无法选择的出身，尽管对他们的人生影响巨大，却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国外对于底层家庭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干预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由政府向社会工作者购买服务，向底层家庭提供子女非认知能力提升的服务，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国内从底层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理论研究到实务介入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子女成长的最重要环境是家庭，对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一方面应当在社区加强家庭教育相关内容的宣传，推动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场域的改变；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学校相关服务项目和社区服务的购买力度， 通过学校和社区弥补家庭内部资源的缺失。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不懈努力。[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移动互联网在流动儿童成人成才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项目编号：Sisu2018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10期，第20-30页参考文献[1] [18][23] 吕利丹 , 程梦瑶 , 等 . 我国流动儿童人口发展与挑战（2000—2015）[J]. 青年研究 , 2018（4）.[2]  王中会, 蔺秀云, 等.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及影响因素—过去20 年的研究概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3]  [13]James J, Heckman, Yona Rub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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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衡阳教育微信公众号

按照中央宣传部文娱领域治理有关工作部署，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企业不得选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校外培训广告等要求。更多内容跟小编一起来看——近年来，文娱行业在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明星广告代言“翻车”事件频发，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污染社会风气，亟待切实整治。《指导意见》站在推进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高度，充分整合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综合运用市场竞争、行业管理、监管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多种措施，构建起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治理体系，为维护好明星代言领域清朗空间提供新的制度支撑。《指导意见》提出，要严格遵守禁止性规定。企业不得选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及直播营销管理相关规定对广告代言人年龄限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事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行业的企业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进行广告宣传。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校外培训广告，从事其他教育、培训行业的企业不得利用专业人士或者受益人开展广告代言活动。从事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草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种养殖行业的企业不得利用专业人士从事广告代言活动。《指导意见》明确，要依法诚信代言。明星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到依法、依规、诚信开展广告代言活动。不得为法律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含禁止提供的服务）进行广告代言；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不得为无证经营的市场主体或者其他应取得审批资质但未经审批的企业进行广告代言；不得为烟草及烟草制品（含电子烟）、校外培训、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进行广告代言等。原文链接：《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转自: 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微信号：jybxwb）来源: 据市说新语微信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为加强艺考培训机构规范管理，防范遏制机构及其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近日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作出部署，对面向中学生或未成年人的艺考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专项行动聚焦四方面工作：全面排查摸底，依法查处无证办学机构；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依法清退不符合要求的从业人员；严厉打击性侵、猥亵等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查处机构涉及虚假宣传、虚构原价、价格欺诈、招考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要求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联动，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工作实效，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专项行动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设立专项举报窗口，各省份畅通本地举报渠道，将对举报线索逐一核实处理，坚决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来源：央视网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转发广西教育厅等部门《广西“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阶段适龄残疾儿童教育普及程度显著提高，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以上，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机会明显增加。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落实“一人一案”，《实施方案》要求，扩大随班就读规模，到2025年，广西随班就读残疾学生人数达到适龄残疾学生总数的60%以上。开展送教上门工作，送教上门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适龄残疾学生总数的15%。《实施方案》明确，每个设区市至少应设有一所公办幼儿园作为康复定点机构开展融合教育。重点支持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开展面向全区招生的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增设职教部（班），鼓励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特教部（班），2025年实现每个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都有一个残疾人中等职教部（班）。支持有特殊教育专业的高校增设残疾人高等职业教育，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人开展继续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实施方案》要求，支持建立示范性融合办学的特殊教育集团，推动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融合，开展融合教育实验区实验学校创建和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探索开展面向残疾学生的“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深化校企合作，协同实施教学、培训，支持各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做好残疾学生教育与就业衔接工作。加强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机构与学校合作，提高残疾学生评估鉴定、入学安置、教育教学、康复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施方案》提出，20万人口以下的县（市、区）因地制宜建设特殊教育学校或在2所以上九年一贯制学校或寄宿制学校设立特教班。2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应建有1所符合国家标准的义务教育阶段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8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根据残疾儿童就学实际可扩大现有特殊教育学校规模或规划建设第二所特殊教育学校。南宁市和较大城市独立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衔接的十五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在学生资助方面，《实施方案》规定，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在幼儿园就读的，享受免保教费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实行免除学杂费、教科书费、住宿费及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并逐步提高补助标准；在普通高中就读的，免除学杂费，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在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享受免除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在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读的，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困难补助和国家助学贷款等政策待遇。广西明确，给予每所新建（迁建）九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最高奖补资金2000万元，对改扩建的特殊教育学校项目按照投资规模给予适当补助；给予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奖补资金10万元—50万元；给予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资源教室奖补资金10万元—20万元；给予开展“两端延伸”“医教结合”“送教上门”“随班就读”等实验区实验学校奖补资金50万元。（来源：中国教育报）

10月26日，民政部举行2022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第三季度民政重点业务工作进展称，在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持续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15.9万名孤儿、35.1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基本生活保障范围。　　不断优化儿童福利机构布局，全国儿童福利机构已由2020年底的1217家优化为目前的916家，机构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指导各地加快推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站）建设，不断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持续开展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信息精准化管理专项排查，有序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评估验收工作。来源：中国儿童中心综合自民政部官网、央视新闻客户端

成立大会现场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面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全省性协会，10月24日，四川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正式成立。促进会也是全国第一个由省级主流媒体单位牵头发起，深度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社会组织。成立大会现场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与发展社会责任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统计显示，目前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约95%，互联网在拓展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网络沉迷、网络欺诈、个人信息被滥采滥用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问题。为更好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应尽义务，增强主流媒体对年轻受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感染力引导力，发挥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优势和执法监督优势，今年初，四川日报网络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成都领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四川朵朵未来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四川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促进会”，搭建沟通、联结、协作的平台和机制，以带动更多的单位、企业和个人投身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事业中。成立大会现场保护引导好四川1600多万未成年人未来需要保护，未来也必须保护！四川有未成年人16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好、引导好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我们义不容辞。”成立大会上，四川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促进会第一届会长、四川日报全媒体首席编辑黄志凌表示。据悉，促进会成立后，将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引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和网络文明相关的交流合作、科普活动，开展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网络沉迷、网络诈骗以及网信启蒙、个人信息保护等公益性活动，提高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和网络安全防范能力；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调查研究、数据统计和科学分析，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制度、标准建设，开展网络保护、网络素养评估、测评等活动。凝聚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大力量“促进会的成立，是推动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的一项创新举措。”作为促进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四川省委网信办负责人表示，促进会由四川日报等媒体单位发起成立，这是一大亮点，通过“媒体+协会”的方式，必将扩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影响面和引导力，带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来。成立后，促进会将积极主动面向社会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遵守行业规范，对侵犯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将积极打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活动品牌，助力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网络文明养成和提升，增强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社会共治。发挥好整合各方资源、联合各方力量的优势，带动更多的单位、企业和个人投身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事业中，凝聚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开展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创造安全健康网络环境成立后，促进会将开展哪些工作？怎样为青少年创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贡献自身力量？在10月24日的成立大会上，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四川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促进会，以及四川省少年警校合作共建的四川数字化安全教育中心正式揭牌，未来将以人工智能、AR技术、多媒体互动等数字化方式赋能安全教育，以年轻态、立体化的传播形式全面提升安全教育内容的有效性、针对性。成立大会现场大会还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天府宣言》，以及由四川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促进会会员联合川观智库作的《四川省未成年网民网络行为现状及隐患的数据分析报告》，发布了“四川1600未来计划”，并启动“福华行动”，该项目着力于保护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帮助他们补齐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应用方面的短板。成立大会现场大会上启动的天府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益课暨新时代网络文明实践志愿活动，未来将在全省各地开展100场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益课进社区、进学校活动，并通过志愿活动，引导各方更加重视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发挥各自优势，更加积极主动地为青少年创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来源：四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