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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大佬钟爱公益信托     4月25日，阿里巴巴的两位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会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基金将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该基金来源于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根据市场对阿里集团美国上市后的估值，基金规模在20亿至40亿美元之间，堪比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此消息迅速抢占各大媒体头条，但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马云及阿里巴巴相关人员均表示，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着手筹备，暂时没有更多动向，让想知道更多的人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公益信托并非新鲜。     就在3月份，刚刚当选深圳壹基金理事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将公益信托存在的问题搬上了两会台面。在他提交的《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中，特别建议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     从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家族，到中国的牛根生、马蔚华、马云，公益信托成为越来越多商界大佬们选择慈善的模式，手握巨额资本的同时，他们也将多年的商场经验和理念带到慈善领域，将财富转化为公共利益之时，更愿意思考如何让资本保值、专业、可持续地运作下去。这种理念和模式的探索，或许才是公益发展更为珍贵的财富。     从盖茨的“双轨生钱”说起     马云和蔡崇信设立公益信托基金的行为，也得到了盖茨的支持：“这个决定意义非凡。在中国公益事业不断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将会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这样的盛赞，其实也是在给他自己。     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个人所有的580亿美元捐献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文简称盖茨基金会)，成为广为人知的善行，但新闻在吸引了眼球后，这580亿美元是怎样捐出的，却被埋没了。如今，这个问题才是更多人关心的。     也有人曾试图跑到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拜师学艺，殊不知北京办事处只负责花钱，并不管筹款，而事实上，盖茨早就为基金会想好了生财之道。     美国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主任黄建忠介绍，2006年开始，盖茨基金会正式转变成双重的实体结构，把原来的基金会分成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个是比尔和梅琳达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基金会有权向基金会信托索要任何其财产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公益活动，而基金会信托的存在价值，就是管理它的资产，并且把资产收益转交给基金会，让基金会达成它慈善的目标。而信托公司与基金会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只是拥有两位共同的理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同时也享有免税的地位。     提起盖茨基金会，就不得不提巴菲特，巴菲特的礼物让基金会资产翻倍。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自己财产的85%捐给五个基金会，其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1000万股伯克希尔公司的B股股票，当时这些股票价值约310亿美元。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股权捐赠具有明确的时间表和条件，捐赠的股份是按年注入的，2006年以后每年7月，剩余的承诺股票5%移交给基金会的资产信托。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礼物，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才是巴菲特选择其作为捐赠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慈善事业：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     于是，盖茨基金会的理事会聚集了两位美国最富有的人。一位是做出史上最高慈善捐赠的最成功的投资家，一位是将余生托付于基金会的最成功的创业家，盖茨基金会成为二人大部分资产的集散地，也联手打造了最经典的公益信托模式。     欧美模式的中国玩法     2013年8月29日，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牛根生，在他《一个家族基金会的公益创新之路》的主题演讲中说：“关于做公益慈善事业里信托的路子挺好，别嫌比尔·盖茨基金没钱，钱都在信托，需要多少钱就从信托里拿，这非常有意义。”     其实，在全球股捐历史记录里有这样的顺序：2005年的牛根生、2006年的巴菲特、2008年的比尔·盖茨。牛根生因此获得“全球捐股第一人”的殊荣。     捐出股权做慈善，怎么做?牛根生决定到海外取经。他和现任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一起，在美国考察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坦福基金会、耶鲁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近二十家个人和家族基金会。作为企业家，他曾考虑的是做百年企业，而在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他考虑如何做千年基金会。这其中关键，就是公益资产如何持续增值。     股票有两种收益，一个是卖的收益，再一个就是红利。牛根生回忆道：“基金会有钱才能成立，不捐钱就成立不了基金会，捐了以后基金会的股权又不能买卖，那钱从哪儿来?最早2005年开始用红利，当时都是0.18元的红利，12.88%的红利做慈善，但第二年发现红利的钱不够，又出了一个办法，把股票质押在银行里，本来股票价值升溢给你50%，所以用这个钱在基金会理财，用理财收益来做慈善事业。2008年又卖了一部分股票，把剩下的股票做了信托，信托和基金在支持着整个公益。”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介绍，目前在老牛基金会控制、管理和受益的40亿元的慈善资产，年收益在10%至20%。基金会的主要收入就来自资产管理公司打理获得的投资收益。比如，每年如果获得4亿元的总收入，基金会计划每年支出2亿元，这样还可以剩余2亿元，如此下去，可以实现基金会的持续发展。     “之后一直在学习如何在机制上保证我这个意愿能够长治久安地得以实现，尽量少受到不可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干扰。”牛根生说，“国内的相关法规还在成型阶段，所以我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学习了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慈善资产管理和机构运营，然后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慈善财产的信托化。”     在美国众多家族基金会和个人基金会中，最吸引牛根生的则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吸引他的还有其传承百年的家族慈善，所以做起公益，牛根生和全家人一起行动。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主席及首席执行官梅丽莎·波曼(Melissa Berman)介绍，洛克菲勒整个家族有200多个成员，现在很难追寻他们在做什么，但又似乎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洛克菲勒家族慈善的足迹。     “公益信托可以让一个捐赠者或者家族来建立一个常态的机制，但这种常态的机制会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根据美国法律，公益信托一旦成立，其用途更改将非常麻烦，因此很多人通过成立基金会而不是公益信托来行使公益使命。”梅丽莎表示，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不是来自洛克菲勒家族，因为这样的做法可以保证基金会也可以获得广泛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     信托时代还有多远     曾多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当选上壹基金新一届理事长，大家也自然期许他给公益行业能带来的更多元化、更专业的视角。两会上，他选择以公益信托作为切入口为公益发声，并直言不讳地分析目前公益信托在中国落地的环境，究竟与国外存在多大差距。     2004年国务院第400号令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构建起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律框架。     随着我国社会与个人财富快速增长，企业与个人公益意识觉醒和慈善行为的提升，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我国共有基金会3192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835家，公募基金会1357家。据业内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公募和企业(个人)组织的慈善资金规模可能超过6000亿元。可以说，中国具备公益信托生长的财富土壤。     然而，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的治理结构仍处于落后状态。马蔚华表示，一是角色缺失、管理定位不明，一些政府性基金组织既是基金受托人，又充当基金管理人和监管人的职能，大量社会性、专业性机构难以介入公益慈善体系中，无法发挥专业化管理人和托管人职能。反观当前庞大的受托管理的金融资产，采用市场化的托管人与管理人管理机制，由各家托管银行承担对受托管理金融资产的安全保管和市场化监督职责，由各种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为受托管理的金融资产提供专业化投资管理服务，各专业机构共同合作，有效保证了运行效率。金融领域积累起来的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资金管理经验，完全可以运用到公益慈善基金市场化监督和专业化管理中去。     二是监督失衡、社会公信力不足。基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难以全面行使对公益慈善基金管理的日常监督，捐赠人查询建议权的约束力、有效性和及时性也得不到保障，加之政府监管缺失、慈善组织自律管理薄弱、信息披露平台不足，导致我国公益慈善失信事件频出，整体公信力不高。     三是运作效率低、难以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因缺乏专业投资管理团队和经验，管理效率较低，慈善基金投资受到诸多限制，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他建议民政部门在组织修订我国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将信托机制尤其是独立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投资管理等机制引入公益慈善基金，充分发挥托管人及管理人的专业性，体现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三权”分离的特征。     “在商业运作里，只有第三方托管能够让股东放心。比如把钱放在银行进行托管，公众才会比较放心。信托制度在国际社会上，是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的基础核心，它使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分离。资金的所有权是所有捐款的人，使用权是最后被捐赠的人，但是管理是基金团队专业化的管理。通过信托关系，确定捐赠人、受托人、托管人、管理人，把每个不同的角色，通过信托制度确定下来。这样，一方面产权关系更加明确;另一方面，运作更加透明;第三，理财(保值增值)更加专业化。”马蔚华曾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观点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需警惕“以公益之名”的信托     并不是富有公益性质或者公益目的的就是公益信托，现在行业好多以公益信托命名或者以公益信托作为宣传的，在我看来不是典型的公益信托，这样一种误导会导致我们以后对真正意义的公益信托很难接受。比如公益的问题，公开募集善款，这应该不是公益信托应该关心的内容，很多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是私人或者家族特定的主体个体来设立，并不是让信托公司以公益名义向公众进行募集善款，这样方向错了，风险很大。     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并不是替公益基金会打理资产就是公益信托，如果一个基金会把现有的资产拿出去找信托去打理，这样适用税法上基金会的税收政策问题，并不涉及到公益信托本身的税收政策问题，这一定要理清楚。然后我们讲公益信托是指它设立时候是以公益或者以慈善为唯一目的信托，这个资产是锁定在信托里面，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再回归到私人目的里面去，除非在信托文件里面对此有所保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中国大陆目前以公益信托推出来的产品，只不过是带着捐赠意义的私益信托。我们常常把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作为舶来品进行宣传，但是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夹缝去突围，最后扭曲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困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舶来品都是如此，包括社会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等等。     因此，我们现在既然看到信托法上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公益信托，这是真正用意上的公益信托，我们就应当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得这种意义上的公益信托能够落地生根。那是什么?首先设立的时候就是以公益为目的，这种公益可以是教育、文化，什么都可以，信托法里面对此规定很明确。第二，它的投资、它的受托人不见得是信托公司，因为信托公司投资理财在行，但是它对公益事业在行吗?真正的受托人是要类似于什么?公益受托人。然后它的投资理财功能可以分离出去，分离给信托公司，这个是可以通过委托关系分离出去的。如果这个做到了我们再看它收益的去向，它应该是投向一些公益目的，当然也可以投向特定的基金会，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去理解公益信托，一定要看到信托的目的是以公益信托为目的，千万不要把公益信托跟投资公司的一些带有捐赠性质的理财产品混淆在一起，这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公益信托在我国落地生根有三个障碍。第一，我们说好像没有一个公益事业主管机关，但是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去解决，不见得通过立法去明确是哪个机关的事。第二个是在税收，中国的税制本身没有解决，信托适用什么样的税法没有解决，这单纯讨论公益信托的税收问题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解决公益信托的税制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信托的税制问题，然后再考量公益信托的税制。第三个障碍可能就是公众以及我们的业界人士对于公益信托的陌生、对信托本身的陌生。所以这些障碍不被跨越的话，公益信托不可能落地生根。 观点二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公益信托或可避免巨额公益支出压力     1998年我到美国学习，看到纽约就有1500多个公益信托，基本上都是遗产捐赠，委托人要立下遗嘱，明确这个信托用于哪些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舞蹈家，他遗赠这笔信托的目的是保护舞蹈演员的腿，那么这笔钱就会一直用于保护舞蹈演员的腿。     2001年《信托法》出台我们非常兴奋，其中第六章15条是关于公益信托，我认为到现在来讲它是立得住脚的，是比较先进和清楚。但是为什么12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地，没有实施细则，没有人管?我们找了一些部门，无非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中国的富人阶层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愿意为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做企业难，做慈善也不容易;会赚钱并不等于会花钱。就在中国富人慈善方兴之时，因缺乏专业支持，问题麻烦也不少出现。其中比较典型，也是最冤的是陈发树83亿股权捐赠陷困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曹德旺捐35亿股捐，现在欠国家6亿多的税。但是如果有公益信托，这些事就很简单。     建立公益信托还有其他诸多好处，比如可以避免让慈善基金会成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而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基金会的资产赔不起，因为这个资产已经不属于你个人，而属于社会。还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资产总额的8%，这意味着假如基金会拥有80多亿资产，年度公益支出必须达到6个多亿，达不到就属违规，而一个基金会一年要花好6个亿，谈何容易?公益信托基金的建立避免了基金会巨额公益支出的管理压力。 来源：凤凰网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5/08/36214185_0.shtml

    《中国慈善家》记者向我发问：可否用“国进民退”来定义过去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我说这个定义不准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公益慈善是在改革开放、“国让民进”的背景下发轫的。政府从高度集权到开放空间，支持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定义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数百家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设立并在教育、医疗、扶贫、妇女、儿童等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打开了通道。后来和经济领域一样，出现了“国进民退”。政府把公益慈善看成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一些地方把慈善捐赠当成“二道税”，以权谋捐愈演愈烈。     中国公益变革的出路在哪里？何道峰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市场化”的言论给了我启发，于是产生了“以市场化挑战行政化”的命题。     公益市场化系人间正道，需要经过市场化与行政化的持续而顽强的博弈，让公益回归民间，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法制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公益市场化论早已有之 公益市场化理念，算不得什么新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助人自助，自助者天助”的思想；美国慈善家卡内基120年前在《财富的福音》中给富人的忠告是：“与其给一个人施舍，不如帮他攀上通往生活之峰的梯子”；洛克菲勒则认为“从财富中获得快乐恐怕就是源自帮助他人的能力”。近二三十年来，用商业创新手段做公益，解决贫困、环境等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运动在全球蓬勃兴起，对传统慈善观念和运行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公益市场化渐成潮流之势。     身为温州人，也许因承了永嘉学派事功务实、义利并重的文化血脉，市场化头脑与生俱来。记得十几年前，香港一家市场经济研究学会聘我做顾问，我诧异道：“我干的是公益这一行啊！”人家说：“希望工程就是市场化运行的典范。”一句话把我点醒了。     公益市场化的对立面是行政化。据《法学大辞典》：“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公益行政化正是把民间公益混同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 民间公益慈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行政化是权力导向，至今仍未消停的以权谋捐行为，实属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侵扰，其后果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造成公益慈善生态环境的恶化。市场化是权利导向，唯有尊重民意，培育爱心，按照市场规则办事，才能构建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环境，把公益市场做大。     公益市场化在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市场规则和市场营销四个方面，与商业市场异曲同工。     2009年5月，四川省什邡龙居小学全校530名学生收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放的爱心包裹。     公益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包括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公益市场的投资人，即捐赠者。公益市场的投资人是以私人、企业和基金会为主体的捐赠者，类同于商业投资人。捐赠资金的募集，也对应于商业市场的公募、私募。     公益组织，运营管理公益资产和项目，形同企业。在香港地区和一些国家，公益组织是实行公司登记的，其区别于商业企业的地方是，收入盈余不能分配，享受免税待遇。     公益组织的管理者、从业者，对应于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     商业企业治理结构中，有投资人（股东）、企业（设董事会，代表股东决策）和职业经理人；公益市场则有捐赠者（类似投资股东）、公益组织（设理事会，作为捐赠者和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决策权）和管理者（同企业经营者）。两类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利益关系及治理结构十分相似。     公益市场的消费者，比商业市场的消费者要复杂得多。首先，受益群体是公益市场的消费者，这个定义比较容易理解。事实上，捐赠者既是投资人，同时又是消费者，而且是更为强势的消费者。捐赠人在为某个公益项目捐款时，即为实现市场购买行为，只不过他购买到的项目或服务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而是无偿转赠给他人。在实现有形消费的同时，捐赠者（包括参与公益服务的志愿者），还“买”到了一种无形消费，即精神消费。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个道理。任何自愿捐赠的行为，背后都是理性的选择，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关系。     捐赠人、志愿者和服务购买者是公益市场的主动消费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提出“消费者主权理论”，是说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的商品，从而影响生产者听从消费者的意见安排生产，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商品。与之相对立的是生产者主权。借用这个理论，在公益市场的公募行为中，消费者主权的表现非常明显。捐赠人会货比三家，寻找优秀的公益产品，然后慷慨解囊。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捐出100元，在基金会完成采购、支付邮寄等扣除百分之十几的刚性成本之后，送到贫困地区孩子手里的包裹在当地的市场价竟然升到了180元。捐赠者获得了超值消费。早年为希望工程捐赠300元，就能帮助一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改变其一生的命运。这给捐赠者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以及捐款本身所产生的边际效益，远不是300元可以计量的。公益市场消费者主权的实现，是公益资源流向高效率机构的重要机制。     受助群体的需求和消费，是公益市场基本的、重要的驱动力。但受助者作为公益消费的无偿获取者，属于被动消费者。在这个供求关系中，公益产品提供者的生产者主权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受助者的选择权被忽视，公益产品的提供者粗放经营、用“有胜于无”的产品给饥不择食的受助者“果腹”。更为可怕的是，有的“慈善家”用暴力慈善来侵害受助者的人格尊严，违背慈善伦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生产者主权主导下的公益资源运用，是影响公益市场效率的最大困扰。商业投资的成果几乎可以直接从利润中反映，而公益投资的成果往往需要依赖于效益评估，这是公益领域生产者主权的制约手段。     在公益市场运行中，生产者主权并非一定是消极的东西。发现社会问题，以创新的方式设计公益产品，引导公益消费，就需要运用生产者主权。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进行公益创投，即慈善风险投资，更需要生产者主权理论的支持。南都基金会实施的银杏伙伴计划，为那些“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富有发展潜质的未来公益领导人提供资助，入选者必须符合基金会预设的条件，这体现了生产者主权；入选者获得每年10万元连续3年的生活费和个人发展资助，则完全按照伙伴自己提出的计划实现消费，消费者主权由此实现。     公益市场化对于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研究和合理运用，是一门大学问。     要素市场在公益市场化中的地位     首先是公益金融市场。公益需要金钱，中国基金会一开始就归类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管理。金融市场促进资金流向高效益单位的功能、方便资金收支转移的功能、资金安全有效保值增值的功能、公益信托资产管理的功能，都是公益市场运行的重要支撑。公益资金的筹募方式，也与金融市场发展同步，从传统的公募、私募，出现了数据库筹款、信用卡月捐、互联网金融、微博微信众筹等创新模式。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被称为“最具‘含金量’”提案。这意味着公益资产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但公益信托法律出台已超过12年，至今未能落地（见笔者《富人慈善亟需智力支持》，发表于慈传媒《中国慈善家》2013年3月号），还需要通过提案呼吁，值得反思。     公益劳动力市场，由公益行业的职业工作者和志愿者构成，后者提供无偿劳动服务。公益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源政策同样要接受市场机制的检验。目前存在的公益从业者付酬被道德化和妖魔化的倾向，遏制了优秀人才的流入，对公益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害。公益组织的领导人在帮助弱势群体发展、追求个人理想时，如果把自己的员工也变成了弱势群体，应该考虑是否配做公益—不是能力不济就是观念落后，抑或二者兼备。 还有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现代公益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公益市场发展离不开各类专业技术交易和交流培训。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捐款支付手段的创新以及提升公益透明度的工具运用，给公众参与公益、自主选择公益机构和项目提供了极大便利，给公益市场化带来巨大机遇，正成为公益市场重新洗牌的催化剂。     公益市场化规则     公益市场所要遵循的规则和商业市场规则如出一辙。包括：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则；尊重公众权利、捐赠完全出于自愿的规则—商业交易讲求童叟无欺，不得强买强卖，公益捐赠也不能派捐、逼捐；反对垄断慈善资源、确保慈善组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则；慈善资源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规则；政府做政策制定者、裁判者，不做运动员的规则—政府操盘公益是监管无力的主要原因；坚守道德底线、拒绝道德绑架的规则；还有遵纪守法、行业自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等等，都是公益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规则。 社会资本评判规则是公益市场独有的规则。公益市场是链接捐赠人、志愿者、受助群体和社会公众的纽带，公益市场的健康运行可以培育良好的社会关系，建立社会信任，增加社会资本。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互信的社会资本越大，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交易成本越低，进而衍生边际效益，产生经济价值。当下中国社会正面临信任危机的严峻挑战，评判一个公益组织的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在为重建社会信任、培育社会资本做贡献，还是给本已十分脆弱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如果是后者，它存在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了。     公益市场营销     公益市场化需要有效的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是创造、沟通与传送价值给顾客，及经营顾客关系以便让组织与其利益关系人受益的一种组织功能与程序”，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所下的上述市场营销的定义，完全可为公益市场营销借鉴。     满足社会与人类需求是公益组织的基本价值，这个价值必须通过市场营销来实现。作为公益市场营销主体的公益组织，首先需要清楚自己的使命，研究社会问题，发现需求，找准市场定位；设计开发创新公益产品（项目）并进行合理定价（用以募捐和服务销售）；进行广告宣传，建立品牌，吸引公益捐款和服务对象购买—大众传播是公益有别于传统慈善的必备条件；公益营销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有效服务和项目实施，实现组织的价值。商业营销的顾客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公益营销的顾客则囊括了兼具公益市场投资者、消费者身份的捐赠者，受助群体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如果说商业市场的营销主要通过企业与顾客的双向互动传送价值的话，公益市场营销则需面对捐赠者、服务对象、受助群体和政府等多重顾客，需要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中通过多点交叉互动，实现平衡，传送价值，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     在公益营销的价值链中，不同的公益组织有着不同的角色分工，存在互为“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一般说来，基金会较多充当资源供应者，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与众多的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实现价值；公益专业服务机构和社会企业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面向公众，承担社会服务终端的功能；与之紧密联系的是公民权利表达机构、政策倡导机构；公益支持性机构是服务于公益组织的组织，包括为公益市场发展提供财务、金融、投资、筹款、法律、信息、咨询、品牌服务、能力建设等专业服务的机构；还有为公益行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等。     公益行业协会及其自律联盟是行业利益的代表者、行业标准制定者（依法无需行政许可）和追求行业卓越的重要机制，公益市场化呼唤独立行业协会的出生并发挥作用。     公益市场化乃人心所向     计划经济靠的是政府有形的手，市场经济靠的是市场供求关系无形的手，市场规律的背后是人类的趋利性。公益市场供求关系无形之手的背后则同时受到人类的趋利性和利他性左右。诚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的博爱心、同情心、荣誉心和宗教情怀，是慈善的根本源泉。公益行政化不仅从一般意义上违背了市场规律，还要面对比计划经济更为不堪的后果：可以垄断资源，无法垄断爱心；慈善资源垄断的后果是社会爱心的凋零。     去年芦山地震，政府主动退出募捐市场，民间捐赠空前活跃。100多家基金会的募捐总额超过全国红十字会全系统，为慈善总会系统的数倍，壹基金一家募捐超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因为公众自愿捐款的权利受到尊重，很少听到不满之声，大不同于以往灾害捐款后的反应；即便有对捐款使用的质疑，也属公益市场自行调节范围，不会伤及政府。     公益市场化旨在恢复市场在公益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这是中国公益变革的根本出路，乃人心所向。当下中国所有优秀草根组织成功的理由，都可以从市场化中找到依据；所有改革转型中尝到甜头的“官办”慈善组织，无一不是遵循了市场化的规则；反之，如果继续固守行政化阵地，企图借助权力来维持对慈善资源的垄断，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市场化不同于商业化，市场化偏重于规则，商业化偏重于利益；市场是大海，商业是大海中的舟船。那些曾驾舟搏击过风浪的商界人士调整舵把转向公益，对公益市场化带来的推动和积极影响毋庸置疑。许多成功基金会和NGO的前台幕后，就是商界精英。     公益市场化系人间正道，道路漫长，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本清源；需要经过市场化与行政化的持续而顽强的博弈，让公益回归民间，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法制，让乐善好施的中华文化传统重新焕发活力。兹事体大，所系民生福祉、社稷安泰，公益界同仁，能不义无反顾邪？   来源：新华网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4/15/c_126393345.htm

    据报道，比尔-盖茨近日接受采访时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并称政府应考虑对慈善采取政策鼓励，例如减免税收。     中国的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微软(MSFT)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     胡润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前100位慈善家总计仅捐款8.9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前50位慈善家去年共捐出77亿美元，其中仅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就捐献了近10亿美元，超过中国前100位慈善家的捐款总额。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盖茨会公开呼吁中国的富人们多做善事了。     盖茨近日在新加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类似灾难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时，你会看到基本的慷慨行为，但系统性的慈善行为在那里还是很难看到，例如向卫生事业捐款、捐款给大学做研究，以及为残疾人捐款等。”     他表示，中国应考虑慈善友好型政策，例如对捐献者减免税收。         来源：人民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0409/c152515-24855488.html

   人民网北京3月27日电 （史雅乔）2014年3月26日，“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领导、山东及青海两省项目负责人与费列罗中国代表一起点亮膳食宝塔，宣布项目正式启动。    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领导、山东及青海两省项目负责人与费列罗中国代表一起点亮膳食宝塔宣布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由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办并实施，费列罗中国独家支持，以“积极运动?合理膳食”为切入点，运用健康促进的理念，为城市青少年创造健康的学校、社区及家庭环境，提高儿童青少年对运动与膳食的健康意识，促进其健康行为的养成和改善，最终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在启动大会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田向阳主任医师、复旦大学赵根明教授及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苏宜香教授就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健康行为干预策略以及青少年营养研究发表了主旨演讲。逾80位来自北京、山东、青海、浙江的健康教育专家、学者及媒体出席了启动大会。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不可回避的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依然受到来自包括肥胖、缺少体育锻炼、网瘾及心理和社会生活技能问题等多种危害因素的制约。”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表示，“‘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将为我们建立全面有效的青少年健康行为干预机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自2014年4月起，“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将在山东省和青海省率先开展，共设12个项目实施学校及12个项目对照学校。项目首先将对相关学校的学生、教师及家长实施基线调查，初步了解学校、社区及家庭的健康环境情况，以及学生个人的健康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上，按照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实施为期一年的行为模式干预，包括制定健康政策、创建健康环境、鼓励多部门合作、提倡积极运动、教导如何获取营养等，最终的干预成果将与12所对照学校进行比对，以研究干预效果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健康行为干预指导体系，以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光是卫生系统的职责，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社会、家庭、媒体、学校等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的协调合作才能做好。”国家卫计委宣传司综合处处长刘哲峰表示，“‘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将尝试为我们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平台，社会各界以及媒体可以采取形式多样化的办法，大力广泛向各个层次的青少年人群传播健康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强化健康教育和防治措施，促使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饮食和体育活动习惯。”    据悉，作为中国健康教育领域的权威，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组建了一支由全国健康教育专家与学者构成的工作组，将深入山东及青海省的6个城市，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为当地健康教育部门提供技术咨询。费列罗中国作为项目的支持方，将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指导下，结合其在全球向青少年儿童推广积极生活方式的经验，广泛地传播“积极运动，合理膳食”的健康生活理念，在青少年儿童中推动营养教育和体育运动的普及，鼓励青少年儿童均衡膳食、积极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高我国青少年健康水平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使命。科学研究和世界各国的大量实践研究表明，开展健康促进学校    创建，围绕健康政策、健康环境、社区参与、技能提高以及卫生服务提供五个领域，通过开设健康教育课程、健康传播活动、开展健康行为教育和干预等方式，可以有效改善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培育养成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所倡导的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陶茂萱表示，“但创建健康的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很高兴国内健康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能给予该项目最大的支持，以促成其成功实施，我们也很钦佩企业对于青少年健康教育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投入。”   “在世界范围内向青少年儿童普及营养教育、推广体育运动一直是费列罗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石。参与‘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是我们协助推进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的一个新起点，更是费列罗回馈中国社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承诺。”费列罗中国区及北亚区公共事务总监朱江柳女士表示，“随着该项目的启动，我们有幸能将费列罗在推动儿童均衡膳食、积极运动的经验与相关领导、专家和学者分享，将项目主旨‘积极运动，合理膳食’的健康生活理念辐射至更多目标人群，产生积极、深远的社会意义。”   “中国城市青少年运动与膳食干预项目”第一期计划将于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在山东省济南市、聊城市、日照市以及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实施，预计惠及逾3.5万名7至15岁中小学生及家庭。项目将围绕创建健康促进学校在项目学校形成健康氛围，初步改变学生和家长有关运动和合理膳食的知识和信念，使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膳食和运动行为。   来源：人民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0327/c152542-24751105.html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3年末，微信平台上的公众号已经超过了200万个，并仍以“每天8000个”的速度不断上升。无疑，腾讯打响了与新浪在社交媒体上的又一战役。一时间，微博上的营销大号纷纷转移到微信公众平台，曾经没有赶上微博营销最佳机会的人希望抓住微信的机会。公益机构也纷纷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记者随机抽取的10家组织中，仅有一家没有注册，原因是腾不出人手运作。毕竟，微信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其推送消息的直达性以及用户的依赖程度，都与微博大相径庭。全新的方式，公益机构如何把自己的账号运营下去，似乎成了摆在所有微信公众号管理者面前的问题。    薛藤就职于一家服务血友病患者的公益机构，负责项目传播和辅助工作。2014年2月17日，机构注册了微信公众号，运营的任务自然落到她的身上。   “开始做的时候，没考虑太多，就觉得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让人们了解机构的渠道，病友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即时获知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薛藤说。秉着这样的想法，她主要推送机构的日常项目、工作回顾和血友病的知识普及等内容。     保持着一周更新两三次的频率，一个月后，该公众号获得了120人的关注。“太少了，面对这样的结果挺惆怅的，可能跟我不是专业做传播的有关系，推送的内容总是不能吸引人阅读和关注，我也在微博和QQ群里推广过，但效果一般。”薛藤说。     微信公众平台是腾讯公司在微信基础平台上新增的功能模块，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打造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在平台上实现和特定群体（订阅人）的沟通。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3年末，该平台上的公众号已经超过了200万个，并仍以每天8000个的速度不断上升。    该背景下，公益机构也纷纷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记者随机抽取的10家组织中，仅有一家没有注册，原因是腾不出人手运作。     如何进行有效的内容生产，似乎成了摆在所有微信公众号管理者面前的问题。     什么内容受欢迎？    “但凡是传播的东西都挺耗精力的，并且有时想了很久还没有产出，效果也没法量化。”薛藤担心再想不出创新的点子，这个号就要面临卡壳的危险。    同样郁闷的不只她一人，来自USDO自律吧的cici（网名）也表示：对于小机构来说，内容创新是大问题，机构不可能每天都有新鲜资讯或值得推送的内容。并且一些机构还没有专职的传播人员，保证定时、定期、有质量地更新非常不容易。     即便如此，也并非没有脱颖而出者。    2013年2月26日，张以勋尝试着在“公益慈善论坛”的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出第一条消息时，没想到它会成为公益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之一。作为论坛继网站、微博、QQ群外新增的又一运营模式，该公众号目前的订阅人数已直逼两万。    2006年12月5日，“公益慈善论坛”网站注册，顾名思义，以发布公益慈善资讯、组织话题讨论、传播公益慈善文化为主要内容。创办人肖红网名小妖，有基金会工作经验，曾在2011年3月发起过“爱心斑马线”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张以勋作为编辑，负责平台的内容运营和QQ群管理。“之前一直是兼职，从2014年初开始全职做”——在与肖红合作的第8个年头，张以勋辞去了工作。此前，以社会工作师的身份，他服务过山区学校、自闭症学校、智障人士服务机构等。2014年1月起，他开始接受明日中国基金会“明日伙伴”项目的资助。明日中国基金会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公益机构，“明日伙伴”项目关注中国公益人的成长，支持其公益计划和志愿行动。     随着订阅人数的不断上涨，张以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大家到底喜欢看什么？因为我经常发现推了自己觉得很不错的文章之后，阅读量却不高。    经过长时间的后台统计，他总结：阅读量高的文章一般是基础理念或常识、技巧方法、蕴含哲理的感人故事、新奇有趣的创意之类。比如，《关于社工，你了解多少？》推出的第二天早上阅读次数就接近六千，第三天则接近一万。    迄今为止“公益慈善论坛”阅读量最高的文章是《这里不需要你，但你需要这里》，讲的是一个青年人远赴印度加尔各答做义工的故事，阅读量高达两万五千多。    张以勋表示，即便现有覆盖的人群主要是行业内的人，理论性专业性强的文章阅读量仍然很低。“这样的文章只适合圈内资深人士看。其实大部分人的认知水平都处于浅层，不够深入，公益从业者对公益常识的误解也不比普通公众少。”     对此，cici分析，公众号里文章的传播途径还是基于微信朋友圈，真实、容易阅读、有血有肉的内容，更符合朋友圈的传播特性。    除了阅读量外，张以勋还关注打开率和退订率：可能因为推送的文章都是公益相关的，让粉丝产生了阅读疲劳，打开率偏低。而且目前做得好的公众号内容同质化问题严重，出现用户疲劳，推广难度也大了，退订率开始上升。     后台的数据逼迫他不断寻求变化，在推送时更花心思。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2014年3月21日，“公益慈善论坛”推送的三篇文章前，都增加了“小编有话说”一栏作为推荐语；转载文章的标题也都经过了重新加工，同时在正文内保留了原标题。     必要OR不必要？    显而易见，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并不容易。那么事实上，是不是每家组织都需要付出精力管理一个微信公众号？又应该利用这个平台推送些什么内容？    这些问题在苏苏为公益传播官培训时也时常被问道。2014年初，苏苏辞掉了腾讯公益网、绿色频道主编的职务，成立了一家名为“益美传媒”的传媒公司，该公司专注于新媒体传播，基于新媒体传播方向的策略咨询、规划、培训、执行、推广等，服务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协会和机构。    在她看来，公益机构是否有必要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主要取决于机构的工作性质：有些机构以执行项目为主，不一定需要那么频繁地对外公布信息。就如同不一定每家机构都需要建立一个网站一样，如果没有人员维护更新，没有流量，没有人看，即使做起来意义也不大。     她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专门的网站或平台为他们做信息公示和重大信息发布，比他们自己做起来更专业，效果更好。   “但是以倡导传播为主要导向的公益机构，则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可借用的渠道和路径有哪些？想要服务和影响的人群都在使用什么工具？用什么办法能够更为直接、有效、便捷、成本低地影响到他们？”苏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做自媒体，甚至大部分是专业媒体转型的人做自媒体，就是因为看到效果了。相比其它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更精准到位、快捷有效。    张以勋则从不同的筹款渠道上进行分类：对于那些主要通过线下渠道筹款的机构，如果人力不足，没有专门的人维护，不需要注册一个公众号；但如果筹款对象主要来源于公众，机构有强烈的传播诉求，则应该设立。“毕竟现在玩微信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关注过的一些机构公众号，其实很少发内容，与其这样做不如不做，已经变成鸡肋了。”张以勋建议公益组织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大的传播平台：“成本低、传播效果远远超过自己的平台。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来讲，人们也倾向于选择资讯丰富多样的大型平台，而不是内容少且单一的机构号。”    而针对已经开设微信公众号的机构，苏苏强调，应该找准定位，需要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我想影响或信息覆盖的人群，我喜欢什么样的信息，喜欢什么样的表达形式？结合我们机构的定位，需要制作什么样的内容才有利于在别人手机存活？适合在朋友圈转发？”     秉着这样的理念，苏苏创建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苏苏下午茶”，账号定位清晰：帮单身男女找对象。目前，该账号的订阅人数已达2万。   “还有那些不好玩的领导发言、通知公文什么的，不要在微信发，即便要发，也不要在首条发。同时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反观，不断总结什么样的内容多做，什么样的内容少做。”苏苏补充。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dzb/html/2014-03/25/content_8634.htm?div=-1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3月18日是第8个国际社工日。今年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题是“弘扬社工精神，服务困境人群”。民政部在全国开展了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副部长宫蒲光出席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蓬勃发展的社会工作    李立国在启动仪式上介绍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初步完成了社会工作顶层制度设计，相继建立了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继续教育、岗位设置、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灾害和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等专项制度，逐步形成了综合政策引领、专项政策配套、地方政策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框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已经突破36万人，其中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12.38万人，成为推动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经增长到2400多家，为社工专业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了支撑平台。社会工作逐步从少数部门、少数组织推动向多部门、多组织合力推进发展，从民政社会服务领域向社区矫正、精神卫生、教育辅导、民族宗教、青少年服务、职工帮扶等领域拓展，从少数人群享有向广大居民共享覆盖，从东部地区、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贫困区县延伸，发展成为专业化、人性化、现代化和深受群众欢迎的新型社会服务业态。 社会工作迎来战略机遇期    李立国指出，在社会工作事业蓬勃发展过程中，广大社工敏锐回应社会需求，及时向城乡低保对象、贫困家庭等困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其链接资源、渡过难关，建构支持网络，重树生活信心;针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和优抚对象个性化需要，提供需求评估、心理抚慰、资源支持，帮助改善生计发展状况;为药物滥用人员、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提供精神关怀，帮助纠正行为偏差，疏导心理情绪，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融合;第一时间介入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抗震救灾，用优质的专业服务帮助受灾群众走出灾难、修复创伤、重振信心，用卓有成效的专业行动，展示了社工风采，诠释了社工精神，彰显了社工价值，传递了社工的大爱。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广大社工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李立国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将社会工作纳入国家法规，明确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中的法定职责，奠定了社会工作介入困境人群救助服务的法理基础。党中央国务院这些决策部署，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坚强的法治保障，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进一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步伐，不仅是各级社会工作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广大社会工作者的使命所在。 勇担使命 投身基层    李立国对全国社会工作者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广大社工牢记宗旨、勇担使命。他指出，社会工作是促进社会公正、增进人民福祉的崇高职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扶困助弱的专业使命。希望广大社会工作者始终牢记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专业宗旨，始终牢记维护公平正义、关怀百姓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使命，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个人价值追求相融合，将社会工作职业操守与个人品行砥砺相融合，将社会工作事业进步与个人前途发展相融合，勇敢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成为社会文明风尚的重要引领者，成为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使者，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社会工程师。    二是希望广大社工提升能力、增强才干。他指出，过硬的专业能力是社会工作职业的核心。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起步较晚，社会工作者队伍整体还比较年轻，实务经验还不太丰富，同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希望广大社会工作者进一步奋发努力，加强学习，开拓创新，在社会工作事业的伟大实践中锤炼自我、检验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不断增强运用社工专业理念、方法与技巧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本领，加快成长为实务能力强、专业视野广、职业素质高的优秀社工人才。    三是希望广大社工投身基层、矢志奉献。他指出，城乡基层是社会工作者发挥作用、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只有坚守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社会工作者才能获得不断成长的动力与源泉，才能拥有发挥专业价值的宽广平台。为鼓励和引导社会工作者到基层干事创业，民政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激励保障政策，着力提高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加快拓宽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空间，切实解决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希望广大社会工作者安心基层，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应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努力为改善人民群众特别是困境人群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贡献自己的专业智慧与力量，让每一位困难群众都能得到政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用社工的职业奉献精神和良好服务成效赢得全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推动提升社会工作水平    在启动仪式上，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宣布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服务案例评审结果。本届共评出一等奖案例9个，二等奖案例19个，三等奖案例30个，优秀奖案例40个。这些优秀案例代表了我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最新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水平。    民政部人事司司长包丰宇宣布启动了首批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才选拔活动。此次活动旨在从城乡社区、公益类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从事社会工作管理与服务的人员中选拔出一批在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重要引领带动作用的优秀人才。    启动仪式上还宣读了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发来的贺信。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向全国社工界发出“弘扬社工精神，服务困境人群”的倡议，倡导全国广大社工践行专业使命，关爱困境人群;提升专业能力，强化服务本领;加强相互协作，形成行业合力。北京市民政局李万钧局长作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进行了发言。    据悉，今年的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是首次由民政部统一发起，地方民政部门具体组织，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和全国社会工作者广泛参与的大型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的各种宣传活动也将正式启动。本次主题宣传活动从3月18日开始将持续到3月28日，共计10天。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zhengcefagui/6254.html

  谈使命：寻找有成就感的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创办新东方，实现了上市；现在又办大学，接下来你的人生之路会怎么走? 俞敏洪：人活着活三条命。第一条叫做性命，第二条叫做生命，第三条叫做使命。性命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能够确保活下去，不被饿死，不被冻死，有房子住，有自行车骑，或者有辆小破汽车开。大部分人差不多也就活到了性命这个层次。 到生命这个层次是这样的概念：人活的是自己的尊严。就是说，你的生命中一定要有尊严，这个尊严包括你自己在事业中会有一点成就，你有自己的爱好，你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你也尊敬周围人，政府的社会的体系也能够让这些人活在生命中。所以我常常说，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活在生命中，不是活在生存中。 使命，我觉得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使命。像习近平、李克强承担了推动国家发展的使命。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就跟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在只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因为在我的生命中间，我很难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尽管我也会游山玩水。 最初我在北大教书也好，或者在农村还没上大学也好，基本上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因为我小时候是乱世，“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北大的教育给了我生命的尊严感。我从上北大开始，即使没钱我也有生命尊严感，知道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尊严，知道怎样去维护别人的尊严，知道怎样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很多人把自己创业视为一种使命感。 俞敏洪：做新东方的时候，很难说有任何使命感，但也不是处于性命状态或是生命状态。因为做新东方当时的目的我就想赚一笔钱以后到美国去读书，所以既不是因为性命之忧，没饭吃了要做新东方，也不是说我要捍卫生命的尊严，因为出国读书跟捍卫生命尊严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做着做着做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来了。为什么?一旦人酒足饭饱，哲学思想就会冒出头脑。即使是一个酒鬼，他都会这样问，我活着为什么?想不通的人反正想不清楚，第二天继续喝酒、吃饭;想得通的人除了喝酒吃饭之外，就会去做一些有些意义的事情。我就属于，每天喝酒吃饭，但是能够在空余时间想着去做一些有点意义事情的类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哲学意识是指什么? 俞敏洪：哲学意识是没有文化的人都会有的。思考宇宙的存在以及思考个人存在的目的性，这就是哲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这个答案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话，你就必须去寻找自己有目的性的，并且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因为你空虚地活着，游山玩水地活着，最后心灵的空虚比你没有目的性还要难受。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许多企业家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空虚。你会有困惑吗? 俞敏洪：困惑从青少年就应该有，十七八岁的孩子就应该思考自己的人生了，中年应该有答案了。如果中年再没有答案，就真的是很迷茫的状态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办大学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应该是之一。我觉得我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使命感，办大学除了使命感，还有什么力量推动着你? 俞敏洪：我是这么想的，把钱都留给孩子，那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用我的钱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既是做善事，又可以可持续发展，因为人总希望自己活着时还留点什么东西。这是人的无聊，但是也是人的意义。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总希望有点这样的东西。虚荣心在作怪。 谈活法：以立言为世界留下精神遗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企业家都开始讨论传承，你希望传给家庭子女的和世界的，分别是什么? 俞敏洪：我传承给家庭的应该是家风，孩子最好能传承我奋斗的精神，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博爱、尊重，当然也希望传承我身上的能力和做事情的判断力。对这个世界的传承，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说我有生之年有这样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著作或者语言留下一些精神遗产，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了不起了，这是我想做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立言? 俞敏洪：对。其次才是大学。因为大学是做实体。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而是你在你的人生精神中间不断积累的过程。很简单，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的。他讲的话只不过被弟子记录下来，而且是零零碎碎地被记录下来，现在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录行为本身，导致孔子为整个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 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经意地，你这个人到了那个境界，出了那些文字，不管是别人记录下来的还是你自己写的，经过岁月的沉淀，依然有人不断地从里面吸取营养，那就说明这已经成为精神遗产了。所以能留下精神遗产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子的人，但是实际上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期待立言，更像一位儒者。你有宗教信仰吗? 俞敏洪：我没有。我对所有的宗教都是抱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看的。我自己不选择任何宗教倾向。我认为任何宗教都带有一定的观点上的偏狭性，因为他在执着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假如现在有一个状态，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宗教信仰，你不选的话就把你毙了，如果有这样的场景出现的话，那么我可能会选择佛教，但是我会采取入世的佛教的态度，而不是说出世的佛教态度。 谈文明：中国缺思想市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些学者和企业家均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现代性困境，包括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文化可以帮助他们。你怎么看? 俞敏洪：我觉得金融危机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陷，它是可以修正的，实际西方金融危机过后，修正得相当不错。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年左右，我们没有碰上金融危机。这不能证明我们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比西方优越，我觉得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毕竟人家西方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接近200多年的历史。 中西文化的比较，应该从人民生活本身的状态和精神文化的丰富性来比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一方面是追求物质极大地丰富，同时也追求科技对人类极大地渗透;从文化方面来说，西方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非常伟大的人物出现，包括文学家、艺术家。 我对世界文化的研究的结论是这样的，任何文化的繁荣一定是如下几个过程：第一是这个民族开始做生意，拼命做生意拼命赚钱;其次，物质达到了丰富以后，就会对文化进行投入。做生意后还有一个中间阶段，会形成多民族文化融合。为什么?做生意繁荣以后，会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希腊的繁荣，古罗马的繁荣，美国的繁荣，都是这样的过程。文化交融带来人的创新思维的出现，带来各种思维的人的聚集，最后如果再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文化艺术的繁荣就必然会出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似乎开始步入第二步。 俞敏洪：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二步。前30年就是做生意，现在做生意还没完，里面坑蒙拐骗什么都有。第二步的文化融合，你会看到现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只有在中国能做到，在西方国家做不到，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固化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接受的，他们把中国文化当做一个异样文化来看待，我们对西方文化当成一个接受文化来看待。现在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还缺少一个环节，就是中国未来思想市场的自由。思想自由不等于思想的自由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国的思想市场自由了，就会带来人们的思维的活跃，创新力加强，后面再看就是文化的传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你这般创办私立大学也就水到渠成。 俞敏洪：必然的。如果中国的体制改革到位的话，中国的私立大学一定比公立大学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缺思想市场。 俞敏洪：对，容许思想市场生根发芽。实际上现在已经有端倪了，莫言被评为诺贝尔奖，算是一个标志。尽管不算是一个典型标志。表明中国的思想市场、文艺市场未来会出现。中国未来10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跟各个国家相比都不会差。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看得出来，你很乐观。 俞敏洪：科学、艺术、经济，都会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前提是制度变革到位。 俞敏洪：它会变的，它不能不变。中国只会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现在不断地改善、改革、改良，我觉得政府有这个决心，不仅仅是反腐的决心，也不仅仅是改革的决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制度改革变成真正的首要任务，逐步排除利益集团和僵化的权贵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未来中国会出现我们刚才描述的后续繁荣状态，还要100年。但是如果这种变革成不了的话，中国就会出现历史上不可摆脱的混乱状态，到最后军阀混战什么的都可能会出现，那中国人民又是200年的苦难。因为中国一般混战都是接近200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历史规律。 俞敏洪：对，这个民族不会灭亡，但是老是在这种苦难中间循环就挺闹心了。但是我们作为草民，什么也做不了。 2013年11月，俞敏洪带领耿丹学院师生在顺义五彩浅山举行健走活动   谈大学：教授是学校的灵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的许多民办大学都具有营利性质，你怎么看? 俞敏洪：培训教育是营利性质，是公司化运作，都是上市公司了。大学永远不可能做成上市大学。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有些民办大学号称被外国机构投资收购，也想把它打包上市，但是没有一家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非营利才能做好，任何想从中间赚钱的行为和营利的行为都做不好。现在大量的民办大学实际上盈利的，盈利就挤压了对学生的投入，最后个人从里面捞取资本。 它不是不能营利，但是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应该营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世界各国的大学各有其模式，你理想中的大学治理结构来自哪个国家? 俞敏洪：我觉得最理想的还是美国的大学治理结构，当然我们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做一些改变。美国的治理结构符合办大学的特点、学术研究的特点、人才培养的特点，也包括资金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同时它还涉及到大学中间人与人的争论问题。美国大学尤其私立大学的办学机制主要是教授治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教授是学校的灵魂人物。你不征求他们的治校意见，自己想当然地、很鲁莽地去治校，既不尊重教授的人格，也不尊重他们的知识，就不可持续。 但是中国的很多学校就这么治了。治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名校，尽管北大、清华在名声上可以列入世界名校之列。我是北大教育基金会的成员，北大教育基金会的基金现在还没超过20亿元，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基金是400亿美元，这其实不是来自两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而是大学管理结构的不一样。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如北大是私立大学的话，我肯定就不再办大学了，我就把我的钱捐给它了，要求这笔钱怎么用，它就能长久地保留我的贡献。但是对于公立系统，我就缺乏这方面的信任。 谈教改：教育想要变好，应把一半公立学校交给民间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都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怎么看中国大学教育的这种倾向? 俞敏洪：他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对北大的一种批判，并不是对北大的赞扬。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他教过我们，他属于新生代，但是又是跨了老一代的人物。现在的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学专业主要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对人文情怀和思想市场完全不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特征，北大也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染上这个时代特征。但是北大未来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顶级学校的话，依然要回到思想阵地上来，绝对不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该说，豁达的利他主义者才是一个大学真正培养的目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现行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学生用脚做出了选择，他们纷纷到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上学。在现有体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如何会变得更好，你的思考会是什么? 俞敏洪：现有体制下中国教育变得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首先把一半的公立学校交给民间力量来做，可能是对教育的一个最好的促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带来竞争。 俞敏洪：对。因为在民国时期是有私立大学的，而且很多私立大学做得很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是教育健康发展的两只脚，现在你把那只脚砍掉了，只能蹦着走，其实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蹦着走的，结果就是永远护稳，永远缺少竞争性。所以我希望那只脚再长出来，我所做的就是为另外一只脚长出来做一点努力。 真要想一下子改变这个格局的话，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比如说每年拿出10个大学让给企业家做。有的企业家都是亿万富翁了，你可以让大学更名。比如说某个大学，就更名为马化腾大学，马化腾说不定就接过来了，这样的话，马化腾的投入就不是一点两点了。 国家没有这个气度，觉得把大学交给个人办，失去了思想阵地，这其实是个误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朱清时先生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广受关注，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在你看来，它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俞敏洪：南方科大的探索一开始路子就没走对，朱清时一开始就跟深圳市政府结合，这怎么可能走对?他一上来，结果就错了。深圳市政府给他弄一个校园，最后谁说了算?那肯定是投钱者说了算。这不是朱清时的错误，深圳市政府给他投钱，办这个学校，所谓让他完整地运作，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谎言。 来源：凤凰网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4_03/18/34874932_0.shtml

     2014年3月8日凌晨2点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与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失去联系，该飞机航班号为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该飞机本应于北京时间2014年3月8日6:30抵达北京。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均已投入到紧急搜救当中。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公益组织当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是最先抵达失联者家属集中的丽都饭店。在此次“马航事件”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总有50位志工参与志愿服务，其中北京35位，马来西亚15位。    该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志工廖明仁在9日中午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家属情绪还算稳定，事件不确定发展时间越长，就更需要的有效安抚，慈济在作进一步了解后会制定相关的关怀策略。”    在家属等候的休息室内，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志工身着深蓝色统一服装，在现场做一些搬椅子、端水等辅助工作，家属有需求时他们便上前做解答、提供帮助。    曾云姬也是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志工，她作为该机构的新闻发言人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采访。    曾有失联者家属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8号家属获知航班未在北京落地后心情都很焦急，而在这一整天中并未有任何组织机构前来处理事件或安抚家属，直到9号上午才有。”    曾云姬说：“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慈济等公益组织都会有一个反应时间，慈济马来西亚分部在失联后及时向马航了解了失联家属相关信息，马航也提出希望慈济赴华进行工作，因为飞机失联的事件不会经常碰到，谁都希望事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掌握事态发展动向之前我们只有了解信息和等待安排。”    慈济安抚和情绪控制方面具有专业经验和相关知识，目前，在航班位置仍不明朗，并不断有负面信息传来的情况下，慈济建议多向失联家属传递一些正面信息。    据IBM公司一位马姓员工失联者的亲属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前在家属安抚工作上语言成为了很大障碍，由于马来航空来华志愿者中大多只会使用英文，这对于很多80后失联者的父母安抚沟通产生困难，大多都是由稍懂英语的年轻人跟马来志愿者沟通后再转述给这些失联者的父母。”    家属诉求方面，目前，马航方面已召开数次新闻发布会，并选择每十分钟与家属沟通一次的方式进行安抚，并就家属反映较为集中的赴吉隆坡处理相关事宜的诉求作出回应。“每名失联者可以有2名直系亲属第一批乘机赴吉隆坡，马航承担一切费用。”9号晚，护照和签证等相关事宜已经在办理中。据曾云姬介绍，“目前，慈济也在协助MH370航班需要前往吉隆坡的失联家属填写申请表、联系相关事宜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表示，当突发灾难发生后心理安慰十分必要，此时，很多信息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让不确定的信息漫天飞容易对家属造成二次甚至多次伤害。对于这次马航事件，台湾慈济的介入很及时，在国内像这种能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安抚服务的团体不多，这正是内地民间组织需要学习的地方。“说到心理安抚和慰藉，很多人认为就是经常陪在一个人身边，这只是很基础的部分，而更多的是需要有专业性和实战型的专门组织按照服务对象的标准提供不同服务。” 来源：公益时报 原文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2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