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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启蒙了中国公益捐赠人的权利意识，并由此开启“慈善元年”。那么，时隔6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可以算走过了幼稚的童年，开启了求知的青年阶段。 　　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于上月在深圳开幕，北京晨报（微博）记者亲赴现场发现，新一轮慈善公益热潮已经从最开始简单的体现爱心、体现社会责任感，逐渐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慈善。慈善事业已经大规模地走向了组织化、民间化和专业化。慈善与公益事业正在向旨在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的纵深方向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值得我们关注。 　　“草根”力量崛起 　　“草根公益慈善组织超过了参展机构总量的80%。草根组织与不差钱的大企业、大基金会顺利结亲，让社会慈善公益资金能够有更多的利用渠道。” 　　慈善不是某些人、某些组织的事业，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事业。在本届慈展会上，记者发现的第一大亮点就是草根组织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公益事业的一大生力军。据慈善会的组委会公布的消息，在所有参展的896个参展项目和机构中，其中草根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有720个，分别参加了8个主体展示交流区，草根公益慈善组织超过了参展机构总量的80%。 　　“大的企业，大的公益慈善组织主要是阐释理念、展示精神更多一些，而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则更多地关注具体项目，这也是由我们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慈展会现场，一位来自深圳的草根公益组织负责人黄先生告诉记者，“来到慈展会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已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我们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大的慈善组织的关注，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我们。” 　　草根组织与不差钱的大企业、大基金会顺利结亲，让社会慈善公益资金能够有更多的利用渠道，这同样是慈善会主办方的主要目的之一。“促成公益慈善资源的对接是慈展会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组委会表示，“第三届慈善会被赋予了更多慈善资源全方位对接的功能，可以说，从第三届开始，慈展会将以创建公益慈善资源全要素撮合对接平台为重点，更加突出展会资源对接的核心价值。” 　　据慈展会承办单位介绍，为了建立资源对接平台，今年开始已初步建立起了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资助计划、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组织项目等目录作为信息库和该平台的基础。 　　主办方的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成果，慈展会闭幕后，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本届慈展会上，共计对接总笔数达到2773笔，其中有1151笔共计8.42亿元的对接资金用于民间草根组织的公益项目，占总对接数的41.51%，占对接总额的16.58%。 　　拥抱互联网 　　“参加别的展会也许要带上一个大的手提袋用来装资料，但在慈展会上，只要带着手机，所有项目都能了解个大概。”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产业进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同样大有建树。在慈展会上，记者发现，大多数的企业或公益组织，都已经实现了无纸化宣传，取而代之的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二维码。在展会现场，有许多企业设置了微信的互动环节，很多观展人在展会现场就关注了公益组织的微信，大量的信息实现指尖上的呈现。 　　“参加别的展会也许要带上一个大的手提袋用来装资料，但在慈展会上，基本没什么纸质资料，只要带着手机，基本所有项目都能了解个大概。”来自北京的观展人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目前在北京一家非公募的基金会工作，来展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如何能够更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宣传与沟通，因为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里，一个有趣的消息很快就能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互联网公益”如今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这绝不是因为它的酷和炫，而是效率的提升。在展会上，北京厚普聚益科技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洁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目前已经开发出一款名为“公益宝”的客户端，在这个客户端上，用户可以很轻松地看到平台上的公益项目，而这些公益项目都是经过审核的，公开透明，哪个用户捐款、多少人捐款，每个人都能看到。 　　过往的公益慈善思维，大多集中在社区的服务对象，要么集中在基金会等几个重要捐款资助方上。但是，互联网思维则强调用户原则，强调用户应该顾及到千万普通用户身上，强调他们的体验原则，这就突破了少数人的局限。在互联网上，哪怕每个人只捐献1元钱，在互联网的网聚效应下也会带来超过想象的捐款收入。 　　除了开发APP产品之外，刘洁表示，他们企业在为企业或者慈善公益组织搭建信息化平台方面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公益组织的认可。“互联网对于公益组织而言，不仅意味自身的公开透明度大幅提升，公益组织的筹资能力也大幅提高，河南某家官办公益机构在接受了我们的系统之后，筹资额较此前大幅提升了数倍。” 　　青少年项目最受关注 　　“未来五年内，慈善事业最重要的关注领域将是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卫生。青少年儿童为目前国内民间公益组织涉足比例最大的服务领域。” 　　从理论上讲，公益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照人群。然而，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关注弱势群体依然是慈善的主要方向。尤其是慈善公益事业尚未完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中国，慈善乃至公益组织更多会将目光投向弱势群体。 　　在本届慈展会上，北京晨报记者发现，有关青少年救济与帮扶最多，特别是帮助残疾群体的公益组织。来自北京的服务自闭症儿童的民办机构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致力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救治与贫困儿童助学的彩虹桥慈善基金会都来到了慈展会。在展会现场，来参与咨询的观展者络绎不绝，甚至有的观展者本身就是需要帮扶对象的亲属，“是带着一种希望与期待来的”。 　　彩虹桥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俊莉告诉记者，目前社会上参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治的公益机构已经有很多，但每家的救助条件都不一样，目前彩虹桥慈善基金会的救助范围已经扩展到全国，需要帮助的儿童有太多，但基金会目前还是非公募的身份，在筹集资金方面受到限制。 　　在慈展会上，中山大学与主办方联合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研究报告》指出，未来五年内，与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问题相对应，慈善事业最重要的关注领域将是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卫生。与此相对应的，大量的公益资源将投向这三大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在本届慈展会的对接成果中，青少年儿童类869项，占比33.92%，社区发展类445项，占比17.37%，医疗卫生类349项，占比13.62%。此外，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NGO2.0及南都公益基金会2014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青少年儿童为目前国内民间公益组织涉足比例最大的服务领域。 　　慈展会主办方认为，以青少年儿童为代表的三个领域是我国慈善资金的主要支持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益资源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格局逐渐形成，有利于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10/13/c_127090907.htm

任志强、刘晓光、韩家寰、冯仑等企业家支持民间环保公益。       10月6日，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简称SEE）主办、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4SEE穿越贺兰山”公益筹款行动，在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开启征途。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徒步筹款行动。     本次行动吸引了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界人士参与，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支持。SEE现任会长任志强、首任会长刘晓光、第三任会长韩家寰及第四任会长冯仑等知名企业家都来到现场，身体力行助力民间环保公益事业。     “SEE一直支持全国各地的环保项目，每个项目上都有一群人默默无闻地在山川河流间坚守，但是社会上缺少对他们应有的关注。今天参与活动的每个企业家都徒步行走18.8公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体验，向山河守护者表达敬意，也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保护千里之外的山水，就是守护我们脚下的家园。”任志强说。     来自“一亿棵梭梭”、“工业污染防治”和“三江源保护”三个项目的NGO伙伴们，也受邀组成了三支队伍，与企业家队伍一路同行。这为需要资助的项目人员、当地受益人和企业家提供了一个亲密接触、增进理解的机会。     SEE“一亿棵梭梭”项目工作人员冯芙蓉说，“企业家们都很忙，但是却拿出时间和资金，身体力行地支持环保，让我们很受感动和鼓舞。一亿棵梭梭虽然是个宏大的目标，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这个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SEE秘书长刘小钢说，“经过这次活动，相信参与者们对SEE、对民间环保公益项目也有了更直观和更深入的了解。了解才能感动，感动才能行动。我希望每一个参与者们都能够把自己收获的感动转化为行动，主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用生命影响生命，给一线的山河守护者们带去更多的支持。”     本次活动募集到的善款，将会用于支持“一亿棵梭梭”荒漠化防治、工业污染防治、三江源保护等项目的一线保护工作。在此次活动上，“一亿棵梭梭”项目正式启动，SEE将与当地政府和牧民携手，用十年时间在阿拉善的关键生态区域种植一亿棵梭梭，恢复200万亩以梭梭为主的荒漠植被，防治腾格里沙漠继续东进造成更严重的风沙侵袭。     为了支持此次公益筹款行动，企业家们不但直接为三个项目募捐，还纷纷发起网络捐款，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传播公益环保理念的同时，倡导公众参与。各种创意筹款横空出世，“任志强约你一起去公益”在新浪微博上对SEE会长任志强带领的“特别报道队”三个席位进行公益拍卖，为“一亿棵梭梭”项目筹得26万元善款；SEE秘书长刘小钢发起了“自制曲奇饼干”义卖活动，支持“工业污染防治”项目。     在“穿越贺兰山”现场活动结束后，此次筹款行动期仍会持续到11月底。SEE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公布公布本次行动最终的筹款结果，并将请专业机构对善款收支做独立第三方审计。     作为一个为环保事业筹款的行动，本次活动从细节设计上都尽可能倡导环保理念。活动参与者需自备水壶，全程不提供瓶装水，组委会还要求“零垃圾”——每一位参与者在穿越过程都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并且要爱护沿途的动植物。     新闻背景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SEE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统称，机构愿景为“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旨在改善和恢复中国内蒙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减缓或遏制沙尘暴的发生，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目前，SEE的企业家会员已经超过330人，10年来在环保公益领域的投入累计超过1.6亿元。     SEE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致力于推动形成一个在规模和质量上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健康的、多元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生态链，从而可持续地促进解决本土环境问题。截至目前，SEE基金会直接投入累计超过6600万元，支持了将近400个环保公益团队，覆盖了过半的国内民间环保公益行业，已成为中国民间环保公益行业最大的资助方。

2010年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 中国面临“银发贫困”之危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活着，钱没了！而这句笑话，恰恰就是中国养老即将面临的问题。     国庆长假前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社会保障中心教授杨燕绥发布了一份《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由于老龄人口存在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等问题，未来可能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数据说明问题：按照实际赡养比观察，受1963年生育高峰和女性50岁退休政策影响，中国在2010年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2013年后，难以维持3∶1的赡养比，可能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而在此之前的传统统计口径是，中国2000年之前进入老龄社会，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未富先老     如今随着老龄化的加速，“银发贫困”问题开始日益凸显。     “这样的状态在我国一直存在。比如，老年人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阶段只好去养老机构，但这类养老机构的费用基本都在每月3000元以上，而企业职工每月的平均退休金不过2000元左右。”10月7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此，清华大学的《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即老即富准备不足。这首先体现在未富先老，人均GDP水平未达到1万美元即进入老龄社会；其次，未备先老，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养老难困扰着2至3代人；再次，未老先懒情绪滋生，劳动人口(15至64岁)就业参与不足，加之养老金增长快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长的“倒挂”政策，再鼓励人们提前退休和早退休，更加剧了养老资产准备不足。当这个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本报记者采访获悉，2014年中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城镇78岁)，减去15年养老金平均支付期数，应当从61岁开始计算老龄人口，但为了便于比较，清华大学的《报告》则是按照65岁计算老龄人口，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将比本报告更加悲观。     “事实上，1万美元是一个国际标准，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中国在远未达到这个经济水平之前就已早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唐钧表示，中国进入“银发贫困的状态”至少已有十年，我国正处于中度老龄社会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老龄化正在奔跑前行，甚至有专家表示，中国或是世界上“变老”速度最快的国家。以全球为参照，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其中中国占近30%；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87个百分点；法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国将仅需27年。 补救政策密集出台     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未富先老的快速老龄化，我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养老金政策在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等方面。     记者注意到，《报告》剑指的首要问题就是养老金政策欠公平，身份制和多轨制等问题导致养老金贡献和待遇差距在不断加大；其次，养老金制度欠效率，企业和职工养老金费率偏高，但养老金替代率偏低，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左右，缺乏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最后，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一方面，政府负债率高。在中国人口相对年轻的阶段，挪用职工缴费形成的空账记录、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转制中形成的视同缴费工龄、大量非正规用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低收益、征用农地的农户补偿等，均属于养老金全覆盖政策下的政府负债；另一方面，养老金基金化率很低。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养老金政策下，养老金无论是体外输血还是自身造血功能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发贫困”问题。     其实，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就在8月底，财政部还曾下拨24亿支持养老服务市场化试点，但是，如何能够使老年人潜在的需求变成实际的有效需求，现在还缺乏一些有效的办法。     “我国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但已在抓紧调整。比如，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对个人养老保险实行税收优惠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其意在于鼓励公民主动购买养老险，以增强公民自我养老的经济能力，而我国通过长时间的酝酿也终将在2015年启动这类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10月7日，某大型保险集团研究员崔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既然发生了变化，很多政策就应向老年人口倾斜。 来源：华夏时报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a/20141009/40831292_0.shtml

    昨日下午，著名演员濮存昕赴合肥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主办的“大湖之约—艺术名家大讲堂”之约现身合肥大剧院。记者采访时，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舞台经验的濮存昕表示就是要跟大家做个平等的交流。“我整天都乐乐呵呵，我的性格来源于做文艺工作，艺术拯救了我，我也希望我们做戏剧工作的人能通过舞台上的表演，给观众滋养起性格上的自信。” 艺术滋养性格自信     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说：“一个剧院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性格，这个窗口可以让很多蝴蝶飞进来，全世界最优秀的剧团和演出飞进来，不出合肥可以看到天下最好的文学艺术的表达，也是对世界、对历史、对现在的了解，剧场是一个生活的融合，静享生活的愉悦，让思想也有快感，不是一般的浅层次的娱乐，是对精神、对灵魂、对自己生命的触动。 ”     濮存昕直言自己这次到合肥不是来搞讲座的，而是互相交流，“共享文化艺术给予我们的滋养。 ”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修复的能力往往就是艺术，“如果一个人热爱艺术，自己还有这种特长，识其器，便会在遇到命运的不公和挫折时，化成修复自己的能力，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他说，斯琴高娃曾接受了一个采访，标题让他记住了，“她说‘艺术拯救了我’，我很喜欢，我也被拯救了。 ” 人活得要真实透亮     在影视剧中，濮存昕的儒雅形象深入人心，私下他也热衷参与公益事业。被问是否可以保持自己的正面形象，濮存昕爽快表示：“我有很多缺点你不知道啊。没必要脱衣服的时候绝对不脱，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到这儿来当然不能骂大街了，看到不高兴的事一定要骂大街。人活得要真实，要透亮一点，但是有一点态度一定要坚持，就是平等，我跟你是平等的，我跟任何人是平等的。真实和虚假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不当时候不能张嘴。 ”     对用大量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濮存昕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该赚钱的时候劳而有获，该掏钱的时候掏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快乐最重要，想明白就玩了。我认为对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做到就行了，不要去管别人。”在他看来，做公益就是做对的事情，坚持做公益获得的喝彩，和演员得到的掌声一样，都是观众对自己人格、形象的充分肯定。

    10月7日21时49分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遇6.6级地震，云南人民又遭灾创，全民痛楚。关注灾难，帮助灾区，人人有责。各公益组织近年来在灾难面前大有作为，大显身手，大受赞誉，大得发展。因此，在灾难面前公益组织的表现已成为灾难之中的另一个热点。但细忖之，还应强调理性。 一、配合政府，理性应灾     世界各国应付灾难均由政府统筹，好像尚无例外。在灾难面前，政府的组织、政府的力量、政府的优势是第一位的。在我国抗灾抢险一向由政府、军队等国家力量直接组织参与，不是任何社会组织能替代的。在灾难来临时，从中央到地方首先保证的政令畅通、组织有序、及时救援、保障生命、调剂资源、科学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公益组织都不是突出自身表现的时刻，而是显现自身作用在大局中需要的时刻。各公益组织不宜在此时抢挤交通资源、生活资源、媒体资源、系统资源等，在急切的救灾格局中露一把名、上一次像、出一阵声、获一群赞，如果这样就有违公益慈善了。救灾主导者是政府，不是哪个公益组织，请尊重政府、体切灾难、剔减私益、绝不添乱。 二、突出宗旨，实现救灾     各公益组织是有自身宗旨的，在灾难面前都可参与。不论是抢险、医疗、教育、环保、防疫、营养、心理康复等等一切，都可依据自身宗旨、使命，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救灾之中。重要的是，不是体现在去灾区观摩的人有多少，而是给灾区带去的帮助是多少。现在各公益组织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其实远不如第一时间根据宗旨、使命为灾区做些必要的设计和努力。公益组织在救灾的作用上不是拼比给灾区送了多少钱，去了多少人，在灾区睡睡袋住帐篷多久，而是拼比对灾区的关注心、调动力、示范性、真效果。 三、发育自身，防灾减灾     在公益组织发展的今天，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当下，公益组织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应常态化。所谓常态化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是公益组织以宗旨对灾难，每一个组织都要根据自身的宗旨，强化建设，增加实力，理顺机制，对可能发生的灾难做有常态的准备，一旦灾难发生即可根据自身宗旨启动救灾机制，而不是手忙脚乱，募钱募人，盲目追大，一味求多，脱离宗旨，无所适从，误导社会，扰乱统筹；二是根据自身宗旨，规范行为，形成制度，一以贯之地进行防灾减灾的社会宣导。所谓宣导，就是在贯彻自身宗旨的前提下，将公益关怀始终置于防灾减灾情景之中，使自身的公益目的始终处于在灾难来临时的常态之中，以求防灾减灾的常态长效。  

    编者按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共有96家慈善组织开展了149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其中，慈善组织救助唇腭裂患儿4万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3万多名，脑瘫患儿将近9,000名，白血病患儿4,300名，肢体残疾儿童1,600多名，听力残疾儿童900多名，救助了烧烫伤患儿140多名，其他疾病患儿30万名，加上其他未披露信息进入统计的儿童大病救助项目，2013年，慈善组织共对将近40万名大病患儿进行了救助。如果不将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和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为其购买了大病医保但并未获得保险理赔的儿童计算在内，2013年慈善组织共救助了10多万大病患儿。     社会力量的介入，无疑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与政府医疗救助的救助力度相比，慈善组织的救助力度更大，除了医疗费用外，慈善救助的内容更为丰富。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所展示出的优势。     然而，社会组织也会在救助过程中，依然暴露出诸多不足和问题，儿童大病慈善救助也面临着资金募集难度大、专业人员缺乏、为患儿提供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慈善组织之间缺乏互动与衔接等基本挑战。     目前的慈善组织大部分都独立运作，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就不同疾病的大病救助而言，缺乏统筹会导致救助资源集中于某几种病种，造成一些疾病救助资源不足，另一些疾病的救助资源过剩；就同一种疾病患儿的救助而言，缺乏统筹会存在过度救助的可能性，而患儿及家长在了解不同慈善组织的救助标准以及准备申请资料的过程也需要时间。    7月22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报告，并就加大儿童大病救助扶持力度、打造儿童大病救助联合平台等进行了探讨。     现状：异地就医普遍     流动儿童医保问题突出     《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当前全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有限。数据显示，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0%－45%，超过20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疾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有超过70%的参保农民和参合居民仍未被可以提供大病医疗费用二次报销的城乡大病医疗保险覆盖。其次，儿科医疗资源短缺且不均衡导致儿童大病异地就医非常普遍，而医疗保险县级统筹与异地就医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报销比例进一步降低，且就医和报销流程非常复杂。第三，流动人口参保制度建设滞后，上千万流动儿童医保问题突出。据统计，2012年我国0－17岁城乡流动儿童约有3581万人，其中跨省市流动儿童有1078万名，流动人口的参保率仅44%。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聂春雷在论坛上介绍，2010年，原卫生部会同财政等部门，从儿童先心病、白血病两个病种入手，开展了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实际医疗费用报销70%，符合救助条件的，再由医疗救助补偿20%。2013年纳入大病保障病种已经扩至22种，包括多种与儿童有关的重大疾病。部分省市还探索将儿童神经性耳聋、人工耳蜗植入纳入大病保障范围。     从2012年起，卫计委指导各地，利用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在参合大病患者中，发生高额医药费用情况下，新农合报销结束以后，由大病保险基金对家庭难以负担的部分还给予一定的补偿。截至2014年5月底，全国50%以上的县市区已启动大病保险工作，覆盖人口2.97亿，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新农合原报销的基础上，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政策：     公益救助怎样与体系结合     在政府搭建的医保体系尚难以全面保障的背景下，以社会资源为主的公益慈善救助成为解决儿童大病医疗难题的一个重要补充资源。《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90多家慈善组织共开展了将近150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对10多万各类重大疾病患儿进行了专业有效的救助，弥补了部分疾病尚未被国家政策覆盖的不足；其中，对不区分病种的多种疾病的综合救助项目数量最多，占25%。专项救助项目中，先心病、白血病、唇腭裂的救助项目数量最多，分别占比24%、12%和10%；从项目的救助规模来看，针对白血病、脑瘫、残疾儿童的项目规模大部分集中在0～50人，规模较小，而针对先心病患儿的救助项目，已有部分项目达到中等规模。慈善救助具有及时性、多样化的优势，同时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国家近年来彩票公益金对儿童大病救助项目的支持，已经发挥了较好的推动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说，现在的医保、医疗、医药、民政，还有公益机构，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体现在儿童方面，一个家里的孩子得病了，得四面去求救，跪在路上的也有，网络上的也有。     对于公益慈善怎样与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相结合，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昭华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在2009年之前，爱佑一直都是在做独立资助，没有办法和政策相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困扰。”蒋昭华说，“2010年之后，我们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他们支持55%-60%的治疗费用，爱佑承担剩余部分，所以这些儿童的大病治疗全部由公益组织和政府来承担。江西省也是，我们和革命老区基金会还有他们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几方联合。”     现在的新政策每个省的做法都不一样，这对公益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有的地方省一级、市一级的政策都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想推进全省的及时结算，目前黑龙江、安徽等几个省和我们签订了大的合作协议，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合作。安徽省现在是新农合定额报销70%，这个定额是全省范围内都可以直接结算70%，爱佑承担剩余的30%，所以安徽省的孩子手术费用也是全额结算。”蒋昭华说，“爱佑希望能够探索资源整合，多方联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底，我们是政策的补充，希望补剩余的部分给补上。”     挑战：     公益机构之间如何协作     公益机构之间怎样整合儿童救助资源？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表示，同一病种的救助机构有很多，在这些组织里边，大家真的能够联合起来的其实少之又少。每一家都在审核，每一家都在筛查，大家是否能联合起来？“每家基金会特点不一，有的基金会资金比较雄厚，他们希望给孩子直接的资金资助。春苗资金非常薄弱，但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我们可以跟其他基金会联合，我资助的孩子，如果别人再资助了，我的资金就撤回来，投入到其他有需要的孩子身上。”     没有共同的想法和观念，就会产生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样反而产生很多内耗，降低了救助效率。崔澜馨说：“其实对于复杂的病种，通常是需要几家基金会联合资助的。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形成一个规范，大家的联合就不难了。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政府、基金会、医疗机构之间的横向、纵向联合，包括媒体的联合。”   来源：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7/31/37643928_0.shtml

    在一些地方，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     前不久，台风“威马逊”“麦德姆”先后袭击我国海南、福建等地，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为灾区捐款捐物。然而在爱心活动中，还是传来些许不和谐的音符：有些地方、单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甚至动用了“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奉献爱心。     其实，几乎在每一次慈善捐献中，都有行政命令参与。有人抱怨，人们的“爱心”成为一些政府部门政绩的垫脚石。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总喜欢用行政强制推动慈善或志愿服务？这与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脱不开关系。志愿服务强调的是公众为他人着想的高尚道德情操，以自愿为最高原则。然而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将志愿服务纳入政绩考核的范畴，比如“每个社区都必须成立一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每个街道都必须有品牌志愿者活动”等等。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志愿服务有足够的认识和参与热情。当人们兴致寥寥、政府却火急火燎的时候，便是行政命令发挥优势的时候：一声令下，原本冷清寂寞的场面顿时热火朝天；一纸文件，原本数量尴尬的捐款顿时盆满钵满。行政强制手段能够卓有成效地推动志愿服务出亮点、见成效，立竿见影地展示成绩。只是这样一来，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     促进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离不开厘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在志愿服务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应该是“园丁”，比如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利用评优评先、奖励模范、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公益、热心公益的风气；再比如，搭建合适的平台，成立公益组织发展基金、建设公益组织孵化器等，为有潜力的公益组织提供资金、人才，帮助他们尽快发展壮大，促进公益组织自身建设。倘若政府越俎代庖，一味将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大包大揽，无异于拔苗助长，长期发展下去，公益组织也将日益萎缩，最终成为一块牌子、一个符号，成为政府的附庸。     在我国志愿服务发展之初，行政手段曾经起到过决定性的积极作用，帮助志愿者走出了第一步。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公益组织和众多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如果政府仍然以行政强制手段来推动志愿服务，只会适得其反。“娇养儿不能成大器”，面对已经逐渐长大的公益组织，政府可以放手了。一然 来源：凤凰公益 原文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7/30/37596750_0.shtml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     捐资被疑“给儿子买门票”     7月16日，SOHO中国官微称，当天SOHO中国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并晒出了两张潘石屹夫妇与哈佛校长签协议的照片。     此微博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广泛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称，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回应再次引发网友追问，“能到国外读书的有几个家庭贫困的？”有网友分析，潘石屹可能是“将来为SOHO中国储备人才。”也有人认为，潘石屹将以捐赠人的身份为他的儿子将来入读哈佛“买门票”。     据悉，潘石屹与前妻的大儿子潘瑞，13岁时便被送往英国寄宿制学校读书，随后进入英国名校华威大学学习工程与商业管理。今年6月28日，潘瑞举办婚礼。潘石屹与张欣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16岁的潘让，一个是14岁的潘少。     潘石屹并非海外捐款遭质疑第一人     事实上，潘石屹并非中国富豪向外国高校捐资助学的第一人。     2010年，中国商人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也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些网友对张磊及其公司进行“人肉搜索”，有人怒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还有人质疑张磊及其公司在汶川地震等事件中缺乏表现等。一时间，张磊的形象和“吃里扒外”画上了等号。但张磊当时的解释是，捐钱给耶鲁，是因为在耶鲁所受的教育“改变了我的一生”。     抛开张磊和潘石屹的事情另说，许多外国朋友、外资企业也热心资助中国的高校和学生，从奖学金到建立教学楼、实验室，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我们能坦然接受外资捐助中国高校，为何就不能平静面对中国人捐资助学外国高校呢？     其实中国的高校，外国的高校，都是学校，都担负着传承社会文明、创造新知识和新成果、造福全人类的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人捐巨资给耶鲁、给哈佛，同样是好事、是善举，值得鼓励。     捐赠哈佛对中国人的意义     捐赠哈佛，对中国人来说不是没有意义。     哈佛大学毕业生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在这里入读的中国学生，无论选择回国，还是留在美国，都有一颗“中国心”。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华人在世界各地为祖国作贡献？有人说，“潘石屹将以捐赠人的身份为他的儿子将来入读哈佛‘买门票’”。即使潘石屹真的有这样的考虑，也并不是坏事，没有必要以动机来评价其慈善行为。     此外，将潘石屹向哈佛捐赠，标签化为“把钱捐给国外”并不准确。哈佛大学并不能等同于美国，作为私立高校的美国，其接受的捐款来自世界各地。     其实中国的高校，外国的高校，都是学校，都担负着传承社会文明、创造新知识和新成果、造福全人类的任务。潘石屹的钱严格说是捐给教育与学校，而非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人捐巨资给耶鲁、给哈佛，同样是好事、是善举，值得鼓励。 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     “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问题其实可以抛给中国高校。     曾经评论假设，“如果张磊是在中国某大学毕业的，如果这所大学能给他很好的指引，甚至影响他的一生，相信张磊也会捐钱给母校的”。后来，尽管张磊也向本科母校提供了捐款，但是他首先向耶鲁大学捐赠的行为，无疑也显示了一种态度。     一些中国事业成功人士在捐款时首选外国，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紧密的校友网络。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成功人士对国内母校没有形成足够强的价值认同，母校对他们在精神上的召唤力还不够大。     早在2010年，BNET市场调查显示，国内大学毕业生无人愿为其大学母校捐款，近七成网友愿意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和希望小学。对此，有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大学教育不同的模式。国外名校大多是私立，对于捐款的依赖度较大，而国内的多属公立，对社会捐款的依赖性较低。也有长期的传统和文化的原因，再加上捐款管理水平上的差别，从而出现了从理念到行为上的巨大差异。     热心慈善不该被骂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富豪似乎也是殊难做人的。不捐款，难脱为人悭吝之讥；捐款，仍被人责怪过于得瑟；捐到国内，或被认为忽略了更应该资助的对象；捐到国外，更有招致众口嚣嚣批评的危险。     争议背后所暗藏的一个重要认知倾向是：富人捐款是无条件的，且要捐向灾区、社会底层才算是真正的慈善。     就全球的慈善现状来看，将慈善仅仅理解为对贫穷之人的扶持，其实是相当狭隘的。慈善确实可以作为改善社会底层困境的一个重要力量，但这首先还是国家保障的责任。而将慈善与国家责任混为一谈，正是我们这里富人慈善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来源。     慈善原本应该是自愿的。富豪也罢，普通人也罢，捐款捐物行为，都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愿。捐多少、捐什么、捐给谁，都应该是一种自主的行为。爱心人士总是需要选择自己喜爱的对象、方向、渠道、自己信托的组织和个人来完成慈善行为的。而从受助的对象来看，雪中送炭固然可赞，就是锦上添花式的施与，也不应该受到指责。     国民应建立成熟理性的慈善观     从张磊向母校耶鲁大学捐款，到陈光标在纽约捐助流浪汉，再到潘石屹在哈佛大学设立奖学金，几乎都受到了“何以要在国外”的质疑。不少舆论的质疑，基本上都是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即这么多的钱，为何不捐给中国高校。     相比于国外，国内目前还缺乏一种成熟而理性的慈善理念，公众过于纠结慈善的目的和地域之狭，由此导致了先入为主的目的怀疑和利己倾向。如果所有善款的发放都局限于“国内优先”的理念，那么吃亏的首先是贫穷的和多灾多难的国家。     相比于国内不健全的慈善运作体系而言，青涩而粗浅的慈善素养或许才是最大的短板，也是与国外慈善理念的最大差距。尊重慈善的自由也是社会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可以找到努力的方向。当某天类似的事例再次出现，获得的是支撑与掌声而非质疑时，慈善事业才会出现质的飞跃。     捐赠哈佛的潘石屹不该被指责，我们应该尊重这种超越国界的善意。抱怨中国企业家为何不多为国内慈善事业作贡献，不如仔细考虑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吸引人的慈善环境。要扭转那些成功人士向国外捐赠的趋势，反求诸己才是更为平和的态度。     （内容据新华网、红网、环球网、中国青年报等）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25/c_1267961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