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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下，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需的。在这些领域，基金会不可或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自1981年以来，我国基金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在这30年间，基金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1981年至1995年间的缓慢发展期、1995年至2004年的平稳过渡期和200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期。尤其是进入到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并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由此，我国迎来了民间公益基金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基金会数量开始出现高速增长。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实施，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规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放开公募权成了此次立法的一大重要突破。     善达网执行总编马广志向《慈善公益报》记者坦言，在我国现阶段，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改善和提高赋予其生命的正在加强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方面，基金会能力独特，更加灵活、便利且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显露无遗，因为它们从创设之初就尽可能自由和独立，其他各种机构都难以企及。     马广志认为，除了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职员外，数量占比已超七成的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拥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大多不必像草根机构那样殚精竭虑地筹款，也不用像商业公司那样费尽心机地从消费者手中赚钱，也无须像政府那样循规蹈矩。它们有条件自由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为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更为长远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播下一粒种子。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它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体系创新者，为社会问题提供系统化地解决方案。     中华社会求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表示，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涵盖的范围及层次远超过“物质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平衡”则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也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领域，而且拓展到了社会发展的领域。而这恰恰是基金会最能施展的空间！     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面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对于中国的几千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机遇和空间。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朱秋霞提出，接下来，基金会负责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能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地撒拨资金，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

　　11月10日，河北省安新县检察院未成年人公益心理咨询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这是雄安新区首家未成年人公益心理咨询中心。 　　安新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干警在办案中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2014年3月，该院未成年人检察科设立心理疏导室，先后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240余人次，帮助其走出阴影，融入学校、融入社会。同时，还对社会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200余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将心理疏导室的现有资源利用最大化，该院联合来自不同领域、取得心理咨询师资质以及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社会爱心人士，成立未成年人公益心理咨询中心，形成“一对一”爱心志愿者体系。 　　当天的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针对如何从“社会化、公益化、规范化”的角度开展工作进行了座谈，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与未成年人平等密切的对话沟通，扩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空间，为雄安新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通讯员王永仙）

2017年9月5日，经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成立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专项基金，进行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团的筹备工作。 配图 2017年11月13日，经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成立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团，在全国开展少年儿童艺术培训、公益演出和文化交流等工作。 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团的相关工作由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专项基金具体执行。中华儿慈会少儿艺术团目前拥有歌唱，舞蹈，器乐，书画，戏曲，模特等六大艺术专业导师队伍，面向上海地区选拔5至15周岁具有一定艺术特长和培养天赋的孩子组成公益演出团队，多层次多形式地参与国内外各类慈善救助活动和文化交流项目。现正在上海地区招募少儿艺术团团员。

  随着慈善机构与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加，人才越来越成为制约组织发展的瓶颈。如何加强慈善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慈善行业的共识。     慈善人才应该被尊重     在公益领域从业多年的小宋最近已经决定换工作了，“在北京的生存压力太大，很难养活自己。”小宋对《慈善公益报》记者说，言语中还是有点不舍。和小宋的沟通中，记者发现，促使小宋离开这个行业的原因，收入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这个职业没有认同感。     小宋认为，慈善公益领域从业者，被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方面是体现在收入上，要完善公益行业收入保障制度，维护从业者职业尊严。     北京市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主任马阳告诉记者：“在法律层面加强对公益从业者的薪资待遇保障，推动完善专职公益从业者的人事、福利、薪酬和社会保险政策，增强公益慈善事业从业的吸引力。”     马阳表示，各个机构和组织应帮助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其强调继续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员工的继续学习能够使员工明确基本的工作服务内容，并对所做服务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鼓励员工考取社工证以及更高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并帮助员工自己创办社会组织，成为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的支持动力。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康辉一语道出目前我国慈善机构在用人上的问题：“从现实状况看，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仍有阻碍。从社会支持层面来讲，社会组织人才认可度不高；从行业支持层面来讲，即使有社会招聘平台、志愿者管理、外部财务支持、社会保障等各种形成体系，但都是精英式资助，受益对象数量较小。”     康辉提出，对人才队伍管理主要是以下四点：一是经济保障，工资体系应合理，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民主参与，让员工参与到决策中去；三是赋能，强调员工的岗位特点与工作兴趣；四是赋权，提高员工的独立自主性，激发潜能。     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慈善机构与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需要建设比较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组织持续发展。对此，中国发展简报首席运营官张耿瑞深有感受：“首先是绩效考核制度的建设，根据组织业务发展各方面的数据，确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指标，使员工既有情怀又能够按规矩办事；其次是发展对外人力资源服务，发布招聘信息，保证招聘信息的质量，形成公益人才库；然后是开展实践调研，形成薪酬、人才供需两份报告。”     曾经在多个公益组织做过人事工作过的亚峰(化名)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告诉记者：“社会组织用绩效考核方式测量有一定困难性。过于强调绩效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员工的公益性，使团队团结精神减弱。”     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胜利说：“首先是兼职人员，其不是和一个单位形成固定劳动关系，可以和对个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处理不当会带来用工问题；其次是劳务关系，一些组织的员工是退休返聘，双方须要协商进行劳动关系的确定；再次是志愿者，按照出台的志愿服务条例，建立服务合同关系；最后是实习生，根据其工作性质判断与其所产生的劳动关系。”（泊 伟）

    为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推动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落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民政部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布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中所称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是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或者获取的与社会组织信用状况有关的信息；包括基础信息、年报信息、行政检查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信息。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这几类信息的概念。     《征求意见稿》指出，登记管理机关依据社会组织未依法履行义务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信用信息，建立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征求意见稿》要求登记管理机关在将社会组织列入名单前，应书面告知社会组织被列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如果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的，应当通过互联网公告告知。     文件还分别明确了社会组织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不同情形。《征求意见稿》提到，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组织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抽查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发放整改文书要求限期整改，社会组织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存在《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受到警告或者不满50000元罚款处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组织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满2年的；弄虚作假办理变更登记，被撤销变更登记的；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的；受到50000元以上罚款处罚的；三年内两次以上受到政府有关部门警告或者不满50000元罚款处罚的；被司法机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撤销成(设)立登记决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     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采取或者建议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惩戒措施。比如：列入重点监督管理对象；不给予资金资助；不向该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授予相关荣誉称号；作为取消或者降低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的重要参考；实施已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中各项惩戒措施。     同时，对信用良好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采取或者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激励。比如：优先承接政府授权和委托事项；优先获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优先获得资金资助和政策扶持；优先推荐获得各类表彰和奖励等；实施已签署联合激励备忘录中各项激励措施。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要求，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工作中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若有以上情形，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民政部要求，如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对上述文件有修改意见，可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通过电子邮件方式（zcfgs@mca.gov.cn）；通过信函方式（寄至：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民政部政策法规司）等方式提出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权 敬）

城里父母为陪写作业发愁 农村留守儿童苦于无人陪伴 　　一个作业本里的两种焦虑 　　34岁的陈静躺在云南昆明一家医院的急救室里时，在手机上读了一篇文章。 　　标题带着一点调侃一点控诉，《老娘我做错了什么，要陪孩子写作业》。她觉得“太符合”自己的心境了。 　　她拔下针管，在文后留言：“我此刻光荣地躺在急救室急救，病因是脑出血，我深刻怀疑就是教孩子写作业弄的，请不要再让我陪他写作业。” 　　陈静一向自嘲“心特别大”。急诊医生禁止她下床，她敢四处溜达。父母让她找个“铁饭碗”，她偏偏跑出来创业。如今担任艺术培训学校校长的陈静，管理着30多位全职教师，与学生和家长打交道都游刃有余。唯独自家孩子的作业，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她的那条“脑出血”的留言得到数量惊人的点赞和回复，被网友们称为“特殊病历”。另一份引人注意的“病历”出自某位不明身份的网友，“陪儿子写作业到五年级，然后心梗住院了，做了两个支架”。 　　翻阅那些回复，陈静第一次找到了那么多同道中人。 　　一个博弈 　　陈静本来可以过得更轻松些。儿子军军幼儿园升小学时，她选择了一所提倡“快乐成长”的学校，“我不想让孩子的学业压力过大，就想让他在音乐方面好好学学。” 　　整个一年级，军军没写过什么作业，成绩在男生里还算名列前茅。但在今年暑假，陈静发现，不论是书写规范、识字量还是写话能力，军军和以前幼儿园“同窗”的差距都有点大。 　　感到巨大竞争压力的陈静决定寻找“好的教育资源”。当地一所名校新开的校区生源不足，她才得以缴纳一年1万元的费用，让儿子“幸运”地转入了这里。“我家离原来的学校走路5分钟，现在开车要15分钟，但是我愿意啊。”她说。 　　开学后，军军的表现却给了陈静当头棒喝。虽然作业真的不多，但他总是拖拖拉拉，每天写作业都写到很晚。 　　“一般容易让我崩溃的是他写语文作业，经常写一下就开小差，我又赶紧提醒他快点写。就是不太愿意写，想磨蹭磨蹭就不用写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用小竹棍敲敲他提醒他快点，好，写两个字又溜号。” 　　陈静认为，如果不是每天盯着儿子写作业，自己不至于暴怒成疾。“这可能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其实是家长对孩子极高的期望与孩子成长速度的矛盾。” 　　在上海，背负极高期望并成绩出色的孩子，有个名字叫“牛蛙”。通常而言，一只标准“牛蛙”的升学路线是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公立高中——重点大学。上海母亲何玲的儿子现在5岁，最大的爱好是摆积木。但为了遵守这条“路线”，她从今年7月起逼着儿子学写数字和拼音。 　　何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想让孩子进入好的民办小学，家长只能拼尽全力，从幼儿园开始就“全力以赴”。 　　但她的儿子一个字能写10分钟，写了擦，擦了写，“哪怕是简单的一个数字3”。她曾设定倒计时，让孩子看着时间来写，结果孩子不是写得一塌糊涂，就是干坐在那里“入定”。 　　在“忍、咬牙切齿地忍、忍无可忍只能揍”三个状态之间，何玲开启了无限循环。 　　何玲认为她与丈夫都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家长，他们让儿子做到的都是小学老师要求的下限。即便如此，她最近还是被儿子逻辑思维课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孩子的符号写得不行。 　　在何玲的印象中，她当年是小学一年级时学写汉字的，三年级才知道字帖，用钢笔之后才知道写字有顿笔。但如今上海一些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就开始学顿笔了，因为小学一年级老师就是这么要求的。 　　早在2013年，上海市教委就要求全市所有小学严格执行一年级新生“零起点”教学，不得随意加快教学进度。但另一位上海家长郑莉认为，真正放心让孩子“零起点”入学的家长并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当别人在跑的时候你不跑，那你就是落后了。” 　　拼写字只是起跑线上的第一场战斗。由于上海实行小学5年、初中4年的“五四学制”，“小升初”的准备工作也被相应提前到三四年级。拥有优质生源的民办小学，往往会在教学中开启加速模式。当公办小学按照市教委的教学大纲老老实实地推进时，民办小学已经超纲了。 　　郑莉说，民办小学和公立小学的教材一样，但是考试难度不一样。在考纲范围内学的东西，跟“小升初”考试存在着“剪刀差”。“这个节奏，才是大家为之拼命的理由。” 　　这些父母并不是不懂大道理——何玲也承认，过于提前的学习，让孩子在本该玩耍的小小年纪，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重担。看着儿子轮番用发呆、喝水、如厕等办法消极抵抗作业，她也特别心疼。 　　但家长圈中流传的老师严格要求的故事，又让她不得不狠下心来。朋友女儿“横平竖直、还有顿笔”的字直接被老师评价为“不行”；一位重点小学的老师，经常罚一个写字不好的男孩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诸如此类的案例刺激着何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痛苦陪写，能换来以后孩子上小学时不被老师为难。 　　一种煎熬 　　无论是从山东小县城一路奋斗到首都科研院所的“学霸”，还是中专毕业、河北小城美甲店里的店员，为人父母后都会发现，曾经那种家长放心工作、孩子自觉学习的育儿思路，在自己身上根本行不通。 　　何玲告诉过儿子，自己小时候“没有人管”，每天回家放下书包就去写作业，写完了再出去玩儿。谁知道儿子竟然觉得这种经历不可思议，反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写作业呢？你的爸爸和妈妈怎么不管你呢？” 　　在到河北的美甲店上班前，林婷全职照顾过儿子一年，那时孩子的成绩虽然不拔尖儿但还在“上等”。儿子进入二年级后，她想给他更多锻炼，只在晚上回来陪他。结果之前两次考试，儿子的数学成绩稳定保持在五六十分。 　　每天的陪写作业对林婷来说都意味着煎熬。平素温柔的她在讲数学题时使劲拍过桌子，气哭了自己，也吓哭了孩子。还有一次，她看到儿子试卷上的“58分”，直接拿起手机警告姐姐，“千万别要孩子，除了惹你生气没有别的用处”。 　　林婷以她的有限认知推测，自己的这些烦恼可能是教科书改版带来的。她小学四年级学的钟表，五年级学的角，现在的孩子一二年级就学到了。有时她也会思考，是不是自己抓得太紧造成了孩子的不自立？但在现实面前，她根本不敢再做尝试，“再放手他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河北一位资深小学数学教师表示，如今教材确实变难了，以前一本书只有四个单元，一个单元就把相应部分的内容讲得特别透彻。现在的教材则是逐渐渗透，一年级认识钟表，二年级学习时分秒的换算。不过，她认为现在的孩子比以前聪明了，所以课本难度增加，解题技巧变得灵活，其实是一种进步。 　　在北京某国际学校语文教师陈兵看来，孩子之间的智商差别并不大，自理能力差才是导致现在孩子写作业困难的罪魁祸首。他举例称，有的孩子会把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作业混装在一起，翻作业就能找10分钟；有的孩子从来不劳动，甚至班里做值日都是家长代劳的。对于这类学生，就算老师再告诉要“审题划批”，还是起不到什么效果。 　　与此同时，触手可及的玩具、动画片和平板电脑，也在动摇着孩子们本不牢靠的自制力。北京某重点小学的数学教师宋萍说：“现在不同了，孩子接触的媒介太多，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太繁华了，真的也是一种诱惑。” 　　最近，宋萍还注意到，如今繁重的课外班课程也在加重孩子的拖延心理。她班里有个女孩做作业很慢，边写边走神。直到请来家长，宋萍才知道，孩子的妈妈擅长美术和书法，每天给孩子排满了写字、画画的课外班。 　　“干完学校的事，我妈还得给我布置点活呢。那我索性就不着急，慢点干。”宋萍模仿孩子的语气对记者说。临睡前才把作业写完，就可以逃避家长附加的任务，久而久之，孩子甚至会得出“边写边玩也有好处”的结论。 　　一道鸿沟 　　尽管家长将陪写作业视为一场没有尽头的苦旅，但在老师眼中，家长的陪伴只是孩子成长中的一段必经之路。 　　陈兵今年教三年级，他估计至少有一多半家长在陪写作业。对此，他并不反对：“低年级一定要陪伴，只有习惯养好了，到高年级才能放手。”在习惯养成阶段，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养成更好的写字姿势和审题能力。 　　一直从事高年级教学的宋萍表示，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或四年级，有些孩子就有一种独立的欲望了。孩子不愿意让家长在旁边陪伴，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退出契机。在她今年教的五年级学生中，每个班大概只有五六个孩子需要家长陪写作业，其中大部分孩子的问题属于“低年级没有养成注意力专注的习惯”。 　　就在城市里的家长在网上为作业本争论不休时，农村家长的声音却意外缺失了。湖南省怀化市某乡村小学教师孙磊告诉记者，他班里的44个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只有4个孩子能够得到家长的陪伴。 　　据孙磊观察，这4个孩子的成绩都在前10名内，其中一个还是第一名，他们在文明礼仪方面也表现较好。至于父母管得少的那些孩子，基本上会存在拖欠作业、行为习惯不正、字迹潦草等问题。 　　在河南省安阳市某乡村小学工作的周芳同样表示，班里的62名孩子中，没有一个有家长陪写。“我们班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如果程度比较好的话，家长不用管，程度不好的话，家长也不会管。” 　　在乡村小学老师看来，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是城乡父母对陪写作业态度迥异的主要原因。孙磊将这个现象归因于现在农村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以前村民觉得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现在认为即使读了大学还是找不到好工作，家长也不会为学习一般的孩子重金求学。初中毕业后，当地大多数孩子的出路是外出打工。 　　周芳则发现，当地家长有一种很奇怪的教育观念。他们普遍非常重视学校对孩子的教育，但对陪伴教育却看得非常淡。这些家长甚至都不愿意抽出时间来多陪陪孩子，认为让他们检查和批改作业，就是给他们增加负担。 　　三年级刚学26个英文字母时，班里的一个孩子总是把字母Y的书写体和手写体弄混。周芳告诉孩子的家长，如果实在不懂可以让孩子在描红字帖上练习。她前前后后说过三遍，家长每次都答应得很痛快，但作业本上的格式错误依旧存在。 　　遇见过太多不上心的家长，周芳对挣扎在作业本里的父母反而更加佩服。她认为，家长对孩子未来寄予厚望，才会觉得陪写作业很累。想要孩子成长，一定需要家长付出很多努力，这个是家长本来应该做的。 　　“陪孩子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年。尤其是小孩以后上了初中、高中，跟家长分开的时候，家长就会特别想念。我希望这些家长都可以珍惜这段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尽力陪他们。”周芳说。 　　但对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作业的林婷来说，控制焦虑仍然是很难做到的事情。田字格上的字迹出现又消失，作业本见证了她每次“发疯的样子”。因为最近孩子考砸了期中考试，她再次选择了辞职带娃。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史额黎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早在大约十年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相关联合国机构倡导“儿童友好社区”，希望能从“儿童友好社区”过渡到“儿童友好城市”或“儿童友好乡村”，最后达成“儿童友好社会”。现在看来，各种儿童意外伤害和事故的频发也在警示我们，建设一个“儿童友好社会”是多么重要和迫在眉睫。对此，南都评论记者专访了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办公室主任、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是由国务院妇儿工委办指导，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全国性系列行动，旨在通过政策友好、环境友好、服务友好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儿童友好社区生态体系”，让有孩子的社区都能成为儿童友好的社区。 对儿童公共安全重视不够 南都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寒暑假，经常可以看到各类儿童遭遇伤害的问题，比如被汽车碾轧、被旋转门或电梯扶手夹手等等。每当这个时候，家长和社会公众普遍只反思到物业、商场等方面的责任，以及监护人的问题等，却没有人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儿童友好社区环境的问题。现实中社区里人车混行、儿童没有活动空间是当前较普遍的问题。那长期以来，为何社会会对儿童友好环境问题如此忽视呢? 周惟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首先家长在成为家长之前，是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成为家长之后的头三年可能忙着早教、照顾孩子饮食起居，一遇到感冒发烧之类都手忙脚乱，然后就进幼儿园了，所以在认识上就有个普遍的误区，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他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虽然中国有家庭教育协会，还有家庭教育的专门平台系统，但是这一块做的工作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教育没有跟社区结合。因为家长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只有通过社区和家庭这一纽带才能将家长们串在一起。但目前的家庭教育工作跟社区是脱节的，虽然也有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在牵头，但是落实到家庭教育这一块，有体量、有体系、有系统的全国性的能够持续支持家长的这样的项目很少，这也是我们发起“儿童友好”项目的初衷所在。 南都：其实早在大约十年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相关联合国机构倡导“儿童友好社区”，希望最后达成“儿童友好社会”。随着2016年中国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如今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 周惟彦：儿童友好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在20 0 8年汶川地震后提出来的。当时灾后发现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所以提出了儿童友好社区的概念。它更多的像是“儿童友好家园”，还是从儿童权利保护的视角来做工作。随后在南京、广东召开过儿童友好城市、儿童友好社区的一些会议，形成了一些理念，基本上是以当地妇联为主力在牵头推动，以社区室内某一空间为主体来提供未成年人的活动服务空间。 为了促进可操作的行业行动指南，需要有可行性系统性的方法来落地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的指导下，发起了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项目，共同开展这项以儿童为视角、以社区为纽带的社会性工作，具体到如何搭建平台，如何与政府、公益、商业进行对接，并且确保它的持续发展，最终做到有团队、有项目、有产出、有评估。 南都：目前相对来说，城市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比起农村要好一些。我们该如何去推进农村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它和城市会有什么不同吗? 周惟彦：很多人在质疑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城市做。对此我的回答是城市也好，农村也罢，孩子和家长们都需要帮助，城市资源这么多都没做好，怎么去农村做呢?中国太大，一定是分而治之。大部分的公益项目，我都觉得可以农村先行，唯独这件事，我坚持从城市先做。试想一下，今天第一个试点设在上海，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再假设第一个点设在某个贫困乡镇再向全国推广，民众心理上会有什么反应?作为家长、作为公益组织，会怎么想? 把城市的经验和农村的这些已经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服务体系合而为一，它就有可能在农村生存再发展。但如果把农村经验嫁接给城市，恐怕很难。当然，我们也很支持和鼓励如果有组织愿意在农村尝试建立儿童友好社区，我们可以齐头并进，那将是最佳的模式。但目前在精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从城市入手。因为儿童友好社区更讲的是生态系统，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组织的运营以及商业机构的参与。这个模式目前在农村未必能行得通，农村可以有更适合当下实际环境背景的方案。 本土社区居民参与尤为重要 南都：从社区本身的角度，它有没有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业主委员会等在里面承担一些推动的工作? 周惟彦：完全可以，其实儿童社区这个事情目前最容易调动的就是家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帮助，让他觉得参与到社区活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找到了组织和团队，大家相互支持。所以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其实就是社区居民的代表，家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些委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坚持强调，我们所培养的儿童友好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是接地气的、在社区里生长出来的、掌握一定技能并具有社工工作理念的这样一批人。他们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基因，掌握一定的方式方法，再加上我们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最大增量。相比社会人员，甚至相比许多早教师，这些社会工作者的基因是社会责任和利他精神，更有底线的操守。 南都：在整个社会层面推广的话，商业的力量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像现在的养老产业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商业资本这一块想进入，但是不知道怎么赚钱。未来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纯粹靠社会和政府，力量是很有限的。 周惟彦：我们坚信，一件事情只要它有社会价值，就会有人不断支持和参与，因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有很多追求社会价值的人存在。这个社会价值如果符合了当下的市场需求，它就会有商业价值，就会催生出相应的一个新的商业板块，这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这个板块或许是因为公益组织先行动起来，商业资本看到并参与市场价值挖掘。相对于现在比较容易逐利的早教市场来说，可能很多商业不会从这儿入手，这就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商业模式、公益模式都不清楚的时候，社会组织是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模式摸清楚的。 南都：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些地方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 周惟彦：儿童，尤其是学龄前0 - 3岁婴幼儿的教与养至关重要。相比欧洲或日本，中国、美国的0- 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体系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上海市政府走在了全国前列，0-3岁社区托幼惠民工程是一个很好的努力和尝试，这是在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但目前尚在起步阶段。以我个人不成熟的观点来看，根本问题还是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队伍来满足大量家长的托儿需求。眼下中国幼儿园毛入园率为80%左右，有调查显示，到2021年中国幼儿教师缺口将达到300万。0-3岁领域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早教公司在一统天下，这样是很危险的。

原标题:匿名捐款者的“匿名权”必须得到尊重 作者：王学进  来源：宁波日报     这些年，匿名捐款者越来越多了。譬如，“兰小草”是温州的一位匿名捐款者，每年2万元，捐了15年。近日，“兰小草”去世，其身份才被曝光，他的真名叫王珏，是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名乡村医生。譬如，鼎鼎有名的“顺其自然”，是宁波的一位匿名捐款者，从1999年至2015年，已累计捐款17次，总额760余万元。再譬如，前几天《绍兴日报》报道了一位姓施的女士(宁波人)，从2012年12月开始，她每月向绍兴市慈善总会捐赠350元，至今已持续59个月，但从不透露名字。 350元，数额不大，但她只是名营业员，从捐款能力来说，做得足够多了。或许有人会问，一个宁波人为啥把钱捐到绍兴?原来，十几年前，施女士在绍兴读高中时曾得到过班上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绍兴同学的帮助，在她的感召下，施女士决定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350元汇到绍兴市慈善总会，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施女士何以坚持匿名捐款呢?2015年12月，绍兴市慈善总会通过汇款信息找到她，邀请她出席绍兴市慈善20周年纪念暨第三届“绍兴慈善奖”颁奖活动，被她拒绝了。她表示自己做的只是小事，不希望被更多的人知道。日前，记者又电话连线她，她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在记者保证不透露她的真名后，才吐露心声：自己只是诚心诚意想帮助别人，不想得到任何回报。 缺席颁奖典礼，却从未缺席爱心捐赠。对施女士的匿名善举，绍兴市慈善总会表示尊重她的选择，从此再没有联系她。做得对!就是要尊重匿名捐款人的“匿名权”。早在2013年，宁波市慈善总会决定放弃寻找“顺其自然”，尊重其匿名捐款的意愿。同样，温州市慈善总会15年来一直尊重“兰小草”的“匿名权”，直至其去世才揭秘其真实身份。 为什么要尊重捐款人的“匿名权”?直接的解释就是基于对他们隐私权的保护。也许他们对为什么要匿名有不同的考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想出名，而是实实在在、诚心诚意想帮助有困难的人，根本不指望回报。行善却不求回报，这是善上之善、纯粹之善、高尚之善，理应赢得外界更多的尊重和敬仰。 毋庸讳言，在当今慈善环境有待改善的大背景下，不排除他们有这样的顾虑：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会被媒体和舆论揪住不放，三天两头接受采访，不胜其烦不说，说不定还会招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来路正吗”诸如此类的质问，好心得不到好报。 某些人喜欢高调行善，某些人则偏好匿名行善，这并不表示两者的道德境界有高下之分，只是表示各人有不同的行善方式而已。所以我的观点是，既尊重高调行善者的意愿，也尊重匿名行善者的权利。同时，我也希望各地慈善总会和新闻媒体尊重匿名捐款者的“匿名权”，不要借着“宣传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名义，千方百计去寻找他们的真身，做出违背他们意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