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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及《邻里守望在中国》发布会。据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达6136万名。 　　志愿服务发展报告显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迅速，根据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该系统等级的志愿服务团体数量达到287516个；到2017年6月，志愿服务团体数量增长到342065个。从志愿者身份分类来看，青年志愿服务组织数最多，占比高达62.11%；其次为党员志愿服务组织，占59.35%。志愿服务时间逐步增加。截至2017年6月30日，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志愿者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达到5.79亿小时，人均志愿服务时间为13.85小时。

近日，“携程亲子园事件”被曝出后，虐童话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近年来，屡有幼儿园曝出虐童案，轻的打骂，重则送医急救，这些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令人发指的原因，那就是园方的袒护，个别幼师的心里变态。孩子不仅仅是父母的心头肉，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而这份抓起，主要是培育孩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更要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强大、社会的温暖和树立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 事件回顾 在曝光的现场视频中，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给小朋友吃了疑似芥末的不明物品。孩子明确地说出了老师曾给她吃过是辣的，记者了解到，虐童视频分为两段，事发时间分别为11月1日早上和11月3日中午。 11月1日的视频显示，老师在帮孩子换衣服，忽然将孩子的背包拿下，摔在地上。这名老师在帮孩子脱衣服时，还将孩子推倒并撞到了椅子上。 11月3日的视频显示，教师在给孩子穿衣服时，还不时往几个孩子嘴里塞入不明物品，随后孩子开始哭泣，老师也不管。有家长指出不明物品是芥末。事发后，携程方表示已经知晓此事。目前，涉事人员已与携程解除合同。同时，携程已于11月7日报警。 面对类似事件，应如何应对 虐童事件的曝光与发酵，让许多家长都陷入了愤怒、紧张，但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是我们需要思考与完善的。下面为大家列举几方面网友意见： 1、制定相关法律，严惩虐童者。 2、完善教师档案建设，一次前科终身不用。 3、加强对幼师人品道德考察。着重考验爱心和责任，其次是安全意识，最后才是能力指教学能力。 4、相关部门需监管到位，为了幼教事业的发展，监管部门应该设计一套“幼教终身禁入”的制度架构了。  5、重点关注幼师准入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严把幼师入口关，严格新进幼师的思想品德和爱心考察，并作为录用的前提条件。  6、幼儿园要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及保护义务。由于幼儿园没有履行相应义务，特别是幼师教育失当，导致幼儿受到虐待伤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7、提高幼师待遇，体制外幼师收入的微薄削弱了幼师的从教积极性。幼师工作本身琐碎劳累，当待遇不与付出相对等，容易导致情绪压抑。而压抑的情绪如果得不到正常的宣泄，就可能在某一时段轰然爆发。所以幼师待遇问题值得关注。 最后，我们家长也要做好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许多孩子被虐后还会被老师警告威胁不许告诉爸爸妈妈，不然有更严重的惩罚。所以一定要给孩子一种有事一定要找父母的意识，不能让孩子也帮着坏人隐瞒。拒绝校园虐童，从教孩子保护自己开始、从教孩子和父母讲真心话开始，希望每一位宝贝都拥有健康幸福的童年！   注：部分图文来自网络

      根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开展的研究，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别不平等、教育资源有限等问题的影响，我国贫困女童在享受教育培训、平等就业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大困难和障碍。教育事业发展日益成为国家扶贫重要措施，职业教育在教育扶贫中具有特殊的资源优势。引导鼓励贫困女童免费就读职业学校，提高就业、创业本领和快速脱贫致富能力，对于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社会意义。     职业教育显著提升贫困女童专业技能          六成女童专业技能水平提升，近八成女童认为所学知识有助于就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职校学生中，26.66%的女童认为入学后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显著提升，38.19%的女童认为略有提升，即超过六成的女童接受职业教育后，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有所提高，明显高于男童。                  调查显示，79.50%的职业学校在读女童认为职业教育所学知识与技能对未来就业有帮助，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儿童。其中，40.55%的职业学校在读女童认为非常有帮助，28.68%的女童认为有一定帮助，10.27%的女童认为有帮助但帮助不大。仅有20.50%的女童认为职业学校所学知识与技能对未来就业没有帮助。              职业教育在校女童未来职业规划更清晰。在未来期望职业、未来期待工作或生活地点、未来期望薪酬等方面，职校在读女童选择“没想过”或“不清楚”的比例远远低于普通初中和高中在校女童。可见，经过职业教育培养、掌握专业技能的女童，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目标更明确，对未来就业规划更清晰。       职业教育促进贫困女童就业           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为474.71万，就业人数为459.15万，就业率为96.72%，对口就业率为75.60%；2016届全国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1.5%，其中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专业就业率最高，达98.7%；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1.8%，与2015年持平。中等职业毕业生就业率比本科毕业生就业率高出近4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98.7%。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贫困女童创造就业机会。2011年，国家启动“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为残疾妇女提供就业培训与岗位输送。近年来，每年新增残疾妇女就业约10万人。          2015年，全国妇联发布《关于开展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的意见》，推动实施“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促进女性在新兴产业就业。开展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行动，为女大学生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见习岗位。实施“阳光工程”，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为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创造条件。目前，全国共建立20多万所“妇女学校”，近2亿人次妇女参加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培训，150万名妇女获得农业技术员职称和绿色证书，创办5.3万个妇女专业合作组织。   职业教育增强贫困女童自主意识反哺家庭          职业学校毕业生薪酬增幅较大，职业教育促进贫困女童经济独立。在目前就业越来越难的情形下，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收入平均水平逐年稳步提升。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中职校毕业生平均起薪逐年增高。2015年，中职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2786元，月薪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为21.95%（比去年上升约2个百分点），毕业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且收入增幅也越显著。从不同学历毕业生平均月薪的增幅来看，2016届大专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与2015届相比增长8.1%，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增幅为6.1%，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平均月薪增幅为6.7%。相较之下，大专高职毕业生的月薪增长幅度较大。            九成女童愿意将收入用于改善家庭条件。职业院校女童更愿意用收入补贴原生家庭，改善原生家庭经济水平与生活环境。其中11.40%女童选择将收入的10%或以下贴补家庭，45.90%女童选择10%-30%，26.40%女童选择30%-50%，10%女童选择将50%或以上，仅有6.30%女童选择“没想过”。而选择“没想过”补贴家庭的男童比例接近受调查男童的三分之一。

图为学生在农家图书馆内阅读。 叶清晖摄 “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是书屋最热闹的时候，每年假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60来岁的刘石江如是说。 位于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竹管垅乡竹管垅村的“刘石江农家图书馆”，是一座二层砖混农舍。记者近日走进这个农家图书馆，只见10余名中小学生和村民正各自拿着书看得津津有味。 图为刘石江的妻子在整理读物。 叶清晖摄 1974年7月，刘石江从寿宁二中高中毕业回到竹管垅家中。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村民就要求刘石江讲讲新奇事。农村的夜晚特别漫长，没多久，他就感觉自己“墨水洒尽，挤不出多少东西了”。 刘石江称，大多数夜晚，村民们都是聚在一起打牌、打麻将，“如何才能给自己和村民健康的休闲方式呢？”刘石江决定买些书籍回来，获得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买书，身无分文的刘石江将家中仅有的一头猪卖了200元(人民币，下同)，又向生产队借了400元。他到城关购置了1000多册书和书架、桌椅等，并在家里腾出一间屋子，每天分时段对村民开放。 图为刘石江的农家图书馆。 叶清晖摄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改变了无聊中打牌的习惯，聚拢到刘石江家里，有的借小人书，有的借小说，有的借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这个图书馆更是吸引了村中爱好读书的学生和老师。 眼看图书馆越来越受村民欢迎，刘石江却遇到了一个难题。1979年9月之前，刘石江的图书馆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每月获得15元补贴；但这之后，补贴取消了。 为了维持图书馆，刘石江自学木工活，做木凳木床来卖钱。1988年，刘石江手头攒下1万多元，次年建起乡里第一座两层砖混楼房，并将靠近街面的店面辟为“刘石江农家图书馆”。 “生活总有许多变化，让我经历波折，但我从未放弃对个人图书馆的坚持。”刘石江说，他先后又花了5000多元，增加书籍数量，订阅多种报刊，还置办了书报架、购买了棋牌等。 1989年，刘石江将图书馆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在县城办起养鸡场，却以亏本告终。关掉养鸡场回到家后，刘石江将手头剩下的5000元全数投入书屋建设中。但随之而来的小女儿出生、老婆生病等困难，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书屋。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刘石江借钱考驾照，先后给人当过司机，搞过客运，跑过货物运输。 1993年6月，刘石江带着赚来的1万多元回到乡里，心中的书屋梦又重新燃起。他增购2000多册图书，订了多种报刊杂志，专门腾出3间屋子办起了报刊阅览室、图书阅览室和村史展览室。 刘石江称，当时还购买了台球、卡拉OK设备等文化生活娱乐设施，供村民们使用；卡拉OK一首歌收1元以外，其余的都是免费；直到今天，他每年都要花费2000多元征订各种报刊杂志。 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养殖、种植、婚育、健康的书刊深得广大青年农民的青睐。在县政府、纪检、计生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刘石江的图书馆现有图书达七大类7000多册。 除了图书资料室、文娱活动室，图书馆还配备电脑、DVD等。在这里，村民不仅可以免费读书看报，还可以利用电脑学习技术。 “我的青春和壮年已融入图书馆，晚年也将与她相伴而行。”刘石江说，今后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会初心不改，一如既往办好这个图书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标明了我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方位，也吹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向新目标奋进的嘹亮号角。 经济和社会变革有一种创造自身发展所需机构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人们陆续创造出了很多关于如何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点子和新方法来，其中一些最优秀的做法不是微博微信、共享单车等之类的社交软件和商业模式，而是全新的组织形式，在迅速发展后又助力经济和社会迈向新阶段。 有一种组织形式就有资格登上该名单，尽管它很少被与政府、企业等组织相提并论。但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频发的今天，它的作用却愈加突显。那就是基金会。 （一） 现代慈善基金会成型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一批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首倡，影响了全世界。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中国才终于诞生了第一家基金会，直到2004年后《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才呈蓬勃之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更是进入井喷时代，尽管其业务大多还停留在扶危济困的传统慈善阶段。 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需要”基金会？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很多人认为基金会只是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机制，不过是供企业或个人“献爱心”的工具。还有些人将其看作是为扶贫、教育、医疗事业等市场之外的领域提供支持的途径。 是的！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必需。在这些领域，基金会不可或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基金会的巨大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改善和提高赋予其生命的正在加强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这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基金会能力独特，更加灵活、便利且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显露无遗，因为它们从创设之初就尽可能自由和独立，其他各种机构都难以企及。 除了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和职员外，数量占比已超七成的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拥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大多不必像草根机构那样殚精竭虑地筹款，也不用像商业公司那样费尽心机地从消费者手中赚钱，也无需像政府那样循规蹈矩。它们有条件自由地从更广阔地视角来看待问题，为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更为长远的解决方案，哪怕只是播下一粒种子。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它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体系创新者，为社会问题提供系统化地解决方案。 过去，国内少有基金会利用此种条件和自由完成一些更为伟大的使命。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一些基金会能够突破社会的喧嚣，穿透现实，沉默、笃定地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两个基金会的案例，展望未来的可能性。 从刘晓光说起吧，他是首创集团的前任董事长。2003年，刘晓光到阿拉善地区，第一次意识到了环境恶化的严重性以保护环境的紧迫性，他跪地大哭，誓志改变生态。因此他创设了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NGO的成长，打造企业家、NGO、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共同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该基金会的出现当时掀起了环保类基金会成立高潮，造就了日后一批知名的民间环保机构，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国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些机构的能力却乏善可陈。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实施机构支持计划，先后开展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景行机构伙伴计划两个战略性资助项目，内容包括人才管理培训、资源管理、品牌建设等，在破解公益人才和资源瓶颈及良好公益行业环境的营造上贡献卓越。“我们要为赢得整个行业在社会的崇高地位和尊严而奋斗！”理事长徐永光说。 这些基金会的作用称得上是“基础性的”，引发了公益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如今那些被支持的草根机构都在推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进步产生着重要作用。 （二） 是的，尽管有时候还是有人把基金会看作是企业家或个人的“赎罪”之举，甚至是持反感态度，但它们实际上却还是在改善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出力不菲。 前进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与40年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多数是好的。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的解决的会问题不曾减少，甚至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诸如绝对贫困、残疾、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老龄化、社区虚拟化等新的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趋势上升。比如，千万农村儿童及其成长需求和过去不一样了，贫困问题的性质也已然不同，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等等。 因此，阿拉善SEE基金会等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它们削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棱角，它们的努力也成为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力量。 然而总的来说，基金会拿出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似乎少得令人惊奇，考虑到我国现在已有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达1187亿元（2015年末净资产），这难免让人有点失望。原因大概能够猜度，使命定位，政策环境，公众认知等方面都有掣肘。 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十九大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作出的精辟概括和精准判断，也是在时隔36年之后，中央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的重大调整。 显然，“美好生活”涵盖的范围及层次远超过“物质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平衡”则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也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既说明国际排名仍然落后，同时，以创新驱动、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良好等标准衡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主要矛盾的两方面，都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领域，而是拓展到了社会发展的领域。而这恰恰是基金会最能施展的空间！ 当然，与社会主要矛盾调整相对应的，基金会也需要做出改变！尤其需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使命作出新价值判断，也需要基金会思考在如何构建新的行业生态上作出努力。在2017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我们期待与会基金会能够有这样的思考。该年会将于11月22日~23日在成都举行，主题为“新价值新生态”。 （三） 直到现在，还少有人知道，闻名遐迩的北京协和医院是100多年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总计投入超4800万美元。或许洛克菲勒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就此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这个同时打造了一个慈善王国的石油大王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祉。” 延续了这种致力于“人类的福祉”使命的基金会还有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过去17年来，该基金会不断投资于健康、农业、教育和其他行业，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盖茨基金会传达着这样的世界观：人类实际上要比以往做的更好。让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为健康，生活的更加充实。 这才是基金会应该承担的真正使命！站在增进“人类的福祉”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促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自由平等，它超越种族、文化和国家。 显然，中国基金会离这些伟大的基金会还十分遥远。但随着开始有数十亿乃至数百亿人民币资产的基金会的出现，这样的基金会出现正在中国变得可能，比如致力于保护地球的北京何巧女公益基金会、启动全球青年领袖奖励计划的中科创公益基金会等。 现实却不容乐观！因为即使资金雄厚，使命和宗旨远大，中国基金会在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准上还离“伟大”二字甚远。其职业化远未形成，或依附于其主办机构，缺少独立；或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差,效果差强人意。 现代公益基金会制度作为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无疑会与公司制度的创新导引工业革命、实现全球财富增长一样，其创新也正在导引一场社会革命，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世界变得更美好。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面前，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面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对于中国的几千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机遇和空间。 如前所述，一些基金会负责人需要做的是，绝能不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地撒泼资金。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 不远的将来，我们期待，当人们开始谈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时，对这个国家来说，最值得骄傲的除了让人民生活的更美好外，还能有更多致力于放眼全球的基金会。如果说曾经我们期待基金会能够创新性地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则需要它们在增进人类福祉上做的更多——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基金会完全可以离“伟大”更近些。

　  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在京发布《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人均捐赠100.74元，这也是《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10年来，人均捐赠首次突破100元。 　　 2016年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第一部《慈善法》正式颁布并开始实施。同时，一系列与慈善法配套的法规和规章制度出台，使各项慈善活动更加规范专业。 　　 “2016年慈善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大慈善的概念、内涵，让普通民众对慈善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表示，法律法规的完善也带动了捐赠总额和个人捐赠的大幅上升。 　　 2016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额为1392.94亿元，占GDP的0.19%，同比增长25.65%；人均捐赠100.74元，增幅为23.32%。捐赠总量、人均捐赠量的年度增长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排在了前列。 　　 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中居于前两位的是企业和个人。 　　 2016年，企业捐赠总额达到908.20亿元，占到捐赠总额的65.20%，比重虽较2015年略有下降，但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个人捐赠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93.77亿元，比上年猛增了124.47亿元，占到捐赠总额的21.09%，同比增长73.52%。 　　 专家分析，2016年，我国人均捐赠额突破100元大关，大额捐赠功不可没。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上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了79.73亿元，占年度个人捐赠的27.14%。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正成为个人捐赠的中坚力量。数据显示，10万元以下的个人捐赠从2015年的75亿元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同比增加约20%。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让捐赠变得更加便捷、迅速、趣味化，越来越多的人把慈善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刘福清说，“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以网络化、趣味化、年轻化、小额化的方式进入普通公众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