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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2020年，慈善法已颁布实施4年，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五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回顾中国慈善领域发展历程及期许未来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王振耀院长表示，今年我国慈善事业接受了一次大考，在疫情应对中表现极为突出，经历了较大的改造和提升。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挖掘弘扬中华文明内在的善，并提高慈善服务的专业化，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体系。 问：在今年的战“疫”中，慈善机构和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面对其中存在的一些质疑声，慈善机构和组织应该如何解决？从这次大考中，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 答：应该说慈善领域今年接受了一次大考，和政府密切合作，成就非常突出。这次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受疫情影响不能出门。和平时不一样，大家需要坐在屋里行善，如何组织就成了重要的问题。有些人一定要到武汉去，有的需要在全世界购买物资，所以这一次社会组织表现的非常杰出。在突如其来又正值春节的情况下，慈善的这种应急能力就是一个大考。 其次是特殊情况下不能开会，大家充分运用网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动员社会献爱心。再次是专业性的体现，过去购买食品是一般的救济，但这一次面对疫情需要购买的是防护服，订购起来还可能面对脱销的问题。慈善组织深度地介入了这些工作。 我觉得今年的中国慈善还有一种奉献精神，许多志愿服务事迹非常感人，过去的志愿服务是一般的服务，但这次的志愿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为医生服务、为医院服务，为老百姓提供食品，与街道社区对接，都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中国人的善心、中国慈善组织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一次疫情应对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让中国人增加了信心，原来我们也可以应对这么复杂的挑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和政府密切配合，尤其是从脱贫攻坚到三区三州，运用各种慈善的特长来协助政府，帮助贫困人口解决问题。所以今年我认为中国慈善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和提升，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整体上看，慈善事业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整体的对接专业化能力不高，包括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但是专业不是光靠政府，实际上是要靠社会的。社会光是大家自觉还不行，必须得有一些专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所以专业化下一步一定要提高起来，不论是志愿服务还是募款事宜。另外我也觉得整个慈善组织下一步一定要把重点突出地放在解决养老、儿童、残疾人、精神问题等社会服务类的项目。 另外由于刚刚对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衔接还不是太畅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老百姓的爱心没有问题，老百姓爱心的表达方式也很中国式，但是慈善如何与老百姓的爱心对接、组织和拓展，仍然是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次经历也使我提出了一个观念，慈善事业者不能老说我们是草根。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求政府是最大的善，行善就会得到百姓的支持，所以社会组织如何自觉地在中国文化、中国理念的语境下与政府实行对接合作，也是一门大课。我们需要转变理念去调整慈善界的很多行为方式。   经验的话我觉得要归结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之路。这个理念一定得清楚，中国特色现代慈善就是扎根于中国这片沃土，比如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强大的互助体系在西方是找不着的，说得是清飘飘，但真正落地可是沉甸甸的，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善。中国的善还会邻里互助、亲朋互助，慈善能不能和这些基层的凝聚力实现有效地对接？这样的一些传统性的发自于中华文明的内在的善，是有必要发掘与结合的。比如水滴筹、轻松筹，老百姓10块、8块地捐款，涓涓细流，有的就捐一分钱，我觉得也尽力了，我们要善于组织，来发掘中国人身上的善，发挥中国特色，这是很雄厚的资源，我觉得这是要转变的一个观念。 再次我认为要实现专业化，通过专业化的服务让中国的慈善迈上更大的台阶。专业化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支撑体系，能让慈善形成一个较大的、具有人文价值和道德情怀的强劲的服务产业。 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体系，我觉得能够树立起来的。特别是经过这次疫情应对，我们应该更多地增强自信心，要把双脚落到中华慈善的大地，同时要借鉴国际上的专业技术，两者结合，这是目前越来越明显的格局，需要我们进一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问：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无数爱心汇聚成全民战“疫”的巨大力量。在抗震救灾、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中，慈善机构和组织应该如何参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答：首先所有的慈善组织要注意加强这种行业的联合合作，小组织也是一样，要突出我们的专业性。我为什么老劝大家不要说你是草根，而是要堂堂正正地告诉大家我是做自闭症的，我是做儿童的，我是做心理资讯的，要理直气壮。仅仅说自己穷不是慈善组织，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自己的专业化能力，尤其是要善于展示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第二，要主动和基层政府的很多项目进行对接。政府有很多工作是需要社会来协助的，尤其是现在面临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社会组织来运用各种方法解决。所以我们要和政府密切合作。 第三，应该善于运用科技力量，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软件。我们要善于运用科技力量到慈善工作中去，这样可以让慈善工作更快地得到提升。比如儿童主任在村里，孩子们遇到的问题是及时性的，与专业人员、社会工作领域、儿童社工领域的专家进行对接合作就需要科技的帮助，现在的规?；芾?、专业化管理，没有科技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需要网络体系。慈善可能会带动很多产业提升一个等级。 问：从2008年到2020年，12年间，中国的慈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慈善法》实施4   年来，您觉得效果怎么样？新时代的慈善，呈现出哪些特点？ 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是法律体系的建立，2016年全国人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形成了一部很好的慈善法，规定了基本权利。第二是捐款额的增长，08年我们不敢相信一年捐款能达到1000亿，这还是粗略算计，实际上其他领域仅仅是一个互助体系，就能达到一年过百亿；第三是科技的力量，各类创新的出现，比如99公益日这些依托科技的慈善发展迅速。第四，是广泛的社会参与，从最少的捐一分钱，到捐款上百亿的大慈善家，这种力量展现得十分明显，还包括国际化职责的提升，国际化支援在这次疫情中表现突出。我觉得这12年天翻地覆，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慈善与2008年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慈善法》近期正委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来进行评估，慈善法应该说效果总体上是非常好，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转折。以前我们常常更多的是强调个人自觉，但《慈善法》实施4年来，各项政策更加完善，充分调动大家行善，实现了有组织的善，我认为是从政府到社会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型。 这次全国人大执法大检查也是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慈善法实行以来，各项政策的调整都放得很宽很快，让全民尽快形成慈善风气，我觉得整体贯彻效果非常好，当然也会有缺陷，因为有些配套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需要进行调整，我觉得这些工作还是要做的。特别是一些慈善家希望进行大的捐赠，从慈善组织到基金会，也包括采购服务，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但整体而言，我认为这部法律形成的最伟大的作用是让公共政策和大众的行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是最近5年来最大的成就。 过去我们对中国的善估计过小，过去我们总自嘲“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人素质很高，5000年文明其实本身有很多优势，中国人的善是巨大的资源，这是大善大爱。比如立足于我们传统的孝，来普及到各个方面的爱，爱社会、爱社区、爱国家、爱天下，它是开放的，听到别的国家有问题，也愿意去支援，大家都具有这样的情怀，我觉得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我们应该珍惜。中国重新发现我们自己是最根本的，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素，也涌现出了许多典型的事例。 问：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发展慈善事业，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您觉得慈善在社会救助   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过去我就是做这项工作，最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中慈善处就是设在救灾救急司里边，和救灾救济、社会救助紧密结合，和应急救助、贫困救助，还有其他类别的救助紧密联系的。这一次两办文件，强调对这个体系进行再梳理，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救助和慈善救助的衔接。 慈善其实首先是一种道德体系建设，应该形成互帮互助的一种良好社会基础，在社会救助中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是互帮互助，邻里互助，八方支援，这在中国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基础性工程。当然政府需要接上来，但是政府很多方面时间上稍显局促，比如政策调整的周期比较长，有的个案不好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慈善和社会救助进行对接。 比如说大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事，因为将来面临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具体细致，不只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还有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专业化行动，这是慈善要做的。所以我认为慈善可以做的是基础性的，同时也可以是补充性的，专业性的。如果慈善能跟政府的救助体系实现一种立体性的对接，我觉得会是一场很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机 构 介 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是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壹基金于2010年6月合作成立。中国公益研究院率先提出“善经济”时代来临，立足于公益慈善、儿童福利、养老服务、残疾人事业、社会应急救助等领域，以行业研究为基础，以教育培训、行业交流与倡导为平台，以公益咨询与服务为重点业务引擎，致力于打造聚合全球公益资源的社会政策领域高端智库。2017年，中国智库大数据指数影响力排名中，中国公益研究院位列全国智库第26名，高校智库第三名；自此，中国公益研究院连续四年入选“中国智库大数据排行榜”百强和A级智库。

 2020年8月27日，全国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教学研讨会在线成功举办，吸引了近百位对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感兴趣的教师及专业人士的热情参与。研讨会由公益慈善学园与敦和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是在“敦和·善识计划”高校慈善通识课程支持项目基础上所开展的重要会议，旨在进一步加强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公益慈善课程体系。   研讨会分为上半场嘉宾分享环节和下半场的主题研讨环节，上半场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澳门大学的四位嘉宾老师做主题分享，下半场是由入选“敦和·善识计划”的教师参与的分组研讨及总结讨论。本次会议由公益慈善学园发起人之一，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主持。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致开幕词。   来自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会春副教授，分享主题是“通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他重点介绍了通识教育的课程模式和院校实践，即有对美国通识教育模式的精要叙述，也在宏观层面展线了国内各大重点院校已经开展的通识教育探索。最后，他以科学通识课这一更加微观的角度看通识课程实施策略和手段。他表示进行通识教育改革需要要结合自己的院校的办学特色、办学传统、院校资源、师资结构打造我们自己院校的特色，通识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的参与，通识教育的老师需要一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张学新教授带来的“对分课堂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主题分享，他认为慈善的核心目标是普惠，普惠教育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在教育的一切元素都确定的情况下，真正决定教学质量的是教学方法。因此，实现高水平大众教育的关键是在教学方法上实现革命。对分课堂正是这样一种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它的重要特点是从经验走向科学。对分课堂的效果来自它的科学性，它的科学性来自四元教学，一是教师讲授；二是独学做作业、反思；三是同伴讨论，互相答疑、评价；四是教师答疑，针对学生共性答疑并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集中评价。对分课堂通过释放老师的权威，让学生拥有自主控制的空间，鼓励开放性思维，因此适合通识教育。   前两位嘉宾主要从研究角度进行了分享，后面两位嘉宾则以实践经验展开分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的分享主题是“公益慈善通识教育实践探索”，他对通识教育提出几个思考，首先是对通识教育情境的思考，公益慈善通识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群育的哲学，需要通过人的交流沟通学习探索才能形成。所以，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是在群育的基础上，是用专业知识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澳门大学张昆仑书院导师褚彩霞以澳门大学书院为例谈公益慈善通识教育的发展与反思，她介绍了澳门大学的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即专业教育、沿袭教育、社群教育和通识教育。其中，通识教育主要由学院承?？纬躺杓疲诤母霭蹇榭晒┭醒≡?。随后，她具体介绍了书院的教学目标、基本设置、教学任务和活动等。最后，她通过带领学生去肯尼亚的案例分享了服务学习方面的设计流程。   下午是研讨会的闭门会议。首先由善识计划入选教师与课程开发委员会专家们共三十多人分别组成三个平行讨论组，每组由课程开发委员会专家委员负责主持，分别对“公益与社会”、“社会创新与创业”“慈善伦理与文化”三门核心课程的课程大纲和资料包进行探讨和完善。每位老师的分享都带来了精彩的思维碰撞，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分组探讨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对具体议题的讨论，更有意义的是让这样一群长期坚守在公益慈善通识教育一线的老师们相聚相知，让他们找到了归属。   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健主持，主题为如何开展好公益慈善通识教育？他首先介绍了善识计划开展的?？槟谌?，然后由参会老师就开课情况展开讨论并对善识计划二期项目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参会老师们都表示十分期待二期项目的继续参与，也期待明年能再次参与教学研讨会。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协同努力?；チ笠狄云渥陨碛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疫情期间，互联网企业纷纷宣布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为防疫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美团等五家互联网企业承诺的捐赠都在亿元以上。 几个月过去了，这些互联网企业承诺捐赠的资金都落实了吗?《公益时报》记者进行了梳理。 总规模33亿，腾讯承诺规模最大 根统计，五家互联网企业承诺设立总计约33亿元的抗疫专项基金。 其中，腾讯于2月7日宣布设立15亿元战疫基金，首期3亿元用于采购紧缺物资，第二期2亿元旨在支援战疫技术开发者，第三期3亿元用于致敬慰问战疫人物、2亿元用于患病家庭救助、5亿元的战疫后备基金则主要用于助力防疫科研及科普。 阿里巴巴于1月25日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从海内外直接采购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抗疫医疗机构。 而字节跳动则于1月26日宣布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成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此后，字节跳动追加捐赠8000万元，字节跳动员工自愿捐款加上公司1:1配捐共计3457万元;社会捐赠善款2073万元;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个人捐赠1亿元，基金总额达4.36亿。 美团于1月26日发布消息称，美团公益基金会将捐赠2亿元，设立全国医护人员支持关怀专项基金，针对武汉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开展定向帮扶。 百度也于1月26日宣布成立总规模3亿元的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等新疾病的治愈药物筛选、研发等一系列抗击疫情工作，以及更长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信息科普和传播等。 超半数资金已使用，各家仍持续进行 从资金使用进度来看，已有超16亿元资金投入使用，其余资金仍在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进行分发和使用。 腾讯官方于2月底进行了进度公示，截至2月19日，腾讯已采购并发放超460万件防疫物资，已陆续为105位一线医护人员发放首批战疫人物专项基金，已陆续为697位困难患病者发放救助。同时，腾讯公益基金会投入3000万元助力中国工程院建多个医药课题，投入600万元用于医院人员心理干预工作。 阿里巴巴方面，根据其官方公众号5月23日发布数据，截至2月底，阿里巴巴已投入资金6.88亿元用于海内外医疗物资采购，截至3月底已送达抗疫物资金额达4.8亿。 字节跳动方面，截至6月19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已为七十七批共3727名(共3730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共计拨款4.285亿。 美团方面，截至4月28日，美团已完成对北京、山西、江西、江苏等国内18个省市区19975名医疗队员的捐赠，累计1.017亿元。 百度定向同中国疾控中心、中科院相关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进行合作，并已对外开放合作机构申请。 信息披露水平不一，部分披露迟缓 从信息披露渠道来看，五家企业均通过官方渠道(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官网等)和媒体渠道进行了相应的进度公示。 具体来看： 字节跳动1月27日通过头条号“字节跳动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进行了首批项目进度的公示，此后则以3-8日不等的间隔进行阶段性信息公示，截至6月19日，已完成共77批项目公示，后续披露仍在进行中。 腾讯分别于1月25日、1月26日、2月2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了首期3亿元物资采购资金使用进展的情况公示。随后，腾讯于2月3日与2月7日宣布设立第二期、第三期抗疫基金，并进一步对首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2月20日，腾讯再次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示了15亿抗疫基金的总体使用进展。此后，腾讯还于2月25日对战疫人物基金的进展进行了公示。 阿里巴巴于1月25日宣布设立抗疫专项基金，并于3月12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外公示10亿抗疫基金进展情况，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5月23日，阿里巴巴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了阿里巴巴经济体抗疫投入明细数据，其中再一次对截至3月底的抗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公示。 美团与百度则同时于1月26日通过媒体渠道对其抗疫资金捐赠情况和使用计划进行了公开，此后，美团继续通过媒体渠道进行各个项目进展情况的披露，百度则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对相关研发进展进行了公示。 总体来看，字节跳动的信息公开较为频繁，信息更新较快速;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则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阶段性的信息披露;而百度则因其致力于长期性的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设立专项基金为主，捐赠多方覆盖 从抗疫资金的使用方式来看，各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资金的调配和使用。其一是与基金会合作，通过成立专项基金或直接捐赠的方式进行资金使用。其二则是企业独立发起成立专项基金并投入抗疫。 与基金会合作进行资金使用的代表企业是字节跳动。字节跳动选择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捐赠成立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用以为抗疫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政部明确要求“慈善组织要依法依规开展募捐，定期公布捐赠收入和支出明细，确保信息长期可查询，并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因此字节跳动的信息公示程度较高。 阿里巴巴、美团、百度则主要以独立发起成立专项基金的方式进行资金使用。其中，阿里巴巴于1月25日设立了10亿元的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美团除了捐赠2亿元设立用于医务人员定向帮扶的全国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外，还设立了1000万元的“全国公安抗击疫情受感染执勤民警慰问关怀计划”;而百度则于1月26日宣布成立总规模3亿元的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专项基金，用于新药筛选和研发。 此外，腾讯在资金使用方式上既设立了独立专项基金，也与其他基金会进行了合作。一方面，腾讯设立了3亿元的“致敬战疫人物基金”，并设立2亿元专项基金用于救助困难患病家庭;另一方面，腾讯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了1500万元的直接捐赠，用于疫苗研发和医疗科研攻关。 总体来看，互联网企业抗疫资金的使用方式较为多样，使用方向也做到了多方覆盖，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发挥自身特色优势，使用方向多样 除了关注互联网企业抗疫资金的使用进度、披露情况和使用方式外，记者还注意到，各互联网企业在资金使用方向上也发挥了企业自身的优势，进行了多方向、多样化的尝试。 具体来看，资金使用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抗疫物资采购，二是医务人员及其他服务人员救助，三是疫苗研发与公共卫生安全。 抗疫物资采购方面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阿里巴巴设立了10亿元的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海内外医疗物资采购。而腾讯则早在1月24日便设立首期3亿元防控基金，紧急在全球为武汉等主要疫情地区筹集紧缺医护资源。 字节跳动和美团则主要致力于医务人员救助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援助。其中，字节跳动成立的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致力于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被感染或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援助。 美团则重点对武汉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医护人员及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展开定向帮扶，并设立 “全国公安抗击疫情受感染执勤民警慰问关怀计划”，用以对抗疫工作中的公安力量进行慰问。除此之外，美团还设立医护配餐项目，通过联动武汉当地多家餐饮企业，发起了“医护紧急专供餐”公益活动，每天免费为武汉重点医院及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提供专供餐。 而疫苗研发方面则以百度为代表。百度CEO李彦宏曾公开表示，“要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力，支持抗击疫情的新药筛选和研发，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缺失的问题?！卑俣壬枇⒘艘咔榧肮参郎踩ゼ嶙ㄏ罨?，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等新疾病的治愈药物筛选、研发等一系列抗击疫情工作，以及更长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信息科普和传播等。 此外，腾讯的5亿元“战疫后备基金”也用于新冠疫苗研发和支持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开展新冠肺炎治疗方案的紧急攻关。 疫情防控工作尚未结束，尤其北京等地区出现的局部反弹情况仍需警惕。疫情防控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互联网企业参与抗疫的实践仍在继续，它们正源源不断地为疫情防控输送能量。 转载自微信公众账号@公益时报 6.22 发布

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考察。志愿者代表、70岁的回族老党员王兰花告诉总书记，他们2005年成立志愿者服务队，从最初的7名成员发展到现在6万多名，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他说，你们的经验很好，真正体现了行胜于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各族群众要一起努力，志愿者要充分发挥作用，谢谢你们的努力和贡献。（文字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摄影记者：鞠鹏、谢环驰、燕雁） 本文来源：新华视点微博

导读 在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该领域知识体系支撑不够，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加强，在网络组建、平台搭建的基础上，推广从实践中探索出的优秀模式，对政府、企业、慈善家等各方形成影响力，增进互动，推动问题的解决。   2020年6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CPRI）院长王振耀在2020中国儿童发展论坛上，用一句话总结了他对于疫情期间儿童公共服务、弱势儿童关怀和对偏远贫困地区儿童的支持建议： “儿童优先，首先是知识体系建设要优先?！?   他的论断基于“儿童主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春节，“儿童身边必须有链接政府与百姓的人”这一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初步形成。两个月后，他就与联合国儿基会等达成共识的合作伙伴，共同邀请多位专家学者，组建项目专家委员会。专家们来自不同领域，学术型专家与实务型专家兼有，他们一方面论述了基层“儿童专业社工”模式的必要性，一方面对儿童主任们开展培训、督导、答疑。专家，或者说智库的支持，在“儿童主任”工作模式探索之初就发挥了重要功能。    当年5月，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正式启动。2016年，国务院出台两项儿童工作意见，提出在每个村居选任专人开展儿童工作的重要方针，这被视为儿童福利与?；すぷ鞯囊桓鲋匾?。2017年，《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ぶ蟹⒒由缁峁ぷ髯ㄒ等瞬抛饔玫闹傅家饧罚穹2017]126号）印发。当政策已经将儿童主任作为“基层儿童福利与?；し竦墓丶恕叭范ㄏ吕矗酉吕吹奈侍饩统晌耍喝绾挝峁┳ㄒ瞪绻し?。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7》中，“建立专业化基层儿童服务支撑体系”是最核心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团队经测算，认为当时我国基层儿童社工人员队伍缺口为60万人。而专业化的服务支撑体系，包括了行政指导体系、技术支持体系、培训认证体系。为儿童主任提供体系支持的主体是该模式的发起方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也是王振耀院长在2020中国儿童发展论坛提到的“知识中心“。北师大有一个知识中心，要指导大家，讲课答疑，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赶快跟儿童主任互动，直接互动，基金会网络形成的很好，有一个知识体系、专业体系，跟政府之间互动。     支撑体系的建设，关系着儿童专业社工队伍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研究团队以及儿童福利与?；ち煊蛐矶嘧胰衔?，专业化发展将使得这支队伍的福利服务更加及时，多元，并且注重服务而非物质救助。此后的中国儿童福利与?；ふ弑ǜ?018，2019，2020里，”专业化“的呼吁被反复提及。   基层儿童福利支撑体系设计理念示意图   基层儿童服务支撑体系组成与作用示意图     在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上，王振耀院长也认为该领域知识体系支撑不够，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加强。他以2020中国儿童发展论坛为例，认为在网络组建、平台搭建的基础上，推广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优秀模式，对政府、企业、慈善家等各方形成影响力，增进互动，将推动问题的解决。  

6月1日至7日，各地开展以“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为主题的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倡导社会各界推动儿童福利事业、推动儿童?；?，关注、支持儿童社会工作发展，加强公众对儿童社会工作的认识与理解、提高儿童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同度，为建立健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6月3日，北京市顺义区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北青社区报邀请南方博士线上授课，直播主题为《从疫情防控期系列政策看我国困境儿童保障新方向》。此次直播旨在向公众宣传困境儿童社会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关注儿童、?；ざ囊馐丁＞萃臣?，此次直播观看人数15.8万人。             5月30日，浙江省舟山市香园社工服务中心组织东海渔嫂志愿者团队，开展“放飞梦想·点亮同心”六一主题活动，为30名困境儿童送上了节日礼物。现场有垃圾分类比赛、学习传统工艺包粽子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德清社工结合“六一”儿童节积极组织开展以“专业社工，守护儿童，托起希望”为主题的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给孩子们留下一份美好的童年回忆。     5月31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的20名特困儿童，迎来了他们最难忘一个儿童节——由扎赉诺尔区民政局、满洲里市社会组织孵化园、满洲里市鸿羽社工服务中心、满洲里市弘宇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捐赠智能机器人活动。本次捐赠活动是社会组织关爱困境儿童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共为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以及父母患有残疾和身有残疾的儿童捐赠24台价值19200元的智能机器人。 6月4日，陕西省西安市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机构走进全市各社区进行社工周宣传活动。宣传人员向社区居民派发了西安市民政局对儿童?；さ南喙卣呒吧绻ば柿?，耐心解答居民的疑问，聆听居民心声，获得居民的好评。本次活动向社会传递政府对儿童的关怀，并用实际行动阐述社工的力量，树立“西安社工”新形象。             6月1日，重庆市万州区民政局、万州区社会工作协会联合万州区社工服务机构举办“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宣传活动，83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万州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社工风采展示区”“现场互动，设有“快乐亲子舞”“一圈到底”“沙画制作”“爱的接力赛”“风筝DIY”“多彩童年”“邻里齐聚DIY”“微心愿  帮实现”“暖心家访”等活动。       万州区薄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垃圾分类”大比拼，引导参与者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垃圾分类、循环利用和绿色环保理念；万州区厚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亲子绘画活动，引导参与者充分发挥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增强同辈群体的互动、交流。    

来源：《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8期 作者：汪鸿波 费梅苹   摘 要：以西方价值理论为知识框架的社会工作传播到我国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艰巨的本土化任务。社会工作本土化受话语建构影响并需要回归到以实践为本位，解析政界、学界、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话语结构与分野，有助于正确理解本土化中话语建构逻辑及在实践中的事实呈现。构建专业性和行政性服务体系嫁接、本土专业知识再生产、服务情境再建构等三个维度的社会工作本土性实践框架，能够促进本土化过程中“中-西”理性对话和弥合“政-学-实务”三界的话语张力，且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念的提炼。   关键词：社会工作; 本土化; 话语结构; 实践本位;   作者简介：汪鸿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7；费梅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023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五年来，随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体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规模和社会工作服务覆盖领域的迅速扩大，社会工作正给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建设带来深刻影响。根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布的《2018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部门共开发了38.3万个社会工作岗位，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9793家，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资格的人数达43.9万人。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股气势强大的新兴专业力量，正在乡村振兴、老人、儿童、医务、司法和精神健康等领域构建起专业服务体系。然而，在这庞大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无法驳斥的事实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核心概念、理论知识和技巧方法还基本源自西方，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本土情境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张力。孕育于西方价值体系的专业社会工作被视为舶来品，传播到我国后就需要与中国情境有效结合起来，进行专业再生产的过程，这被称之为社会工作本土化。自1980年代末恢复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以降，诸多研究者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早在1994年有学者就提出本土化是从“依赖”走向“自主”以及中国社会工作话语建构的体现[1]。社会工作自始至终强调其实践本质，本土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实践的本土化[2]，但在繁杂且漫长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着“中-西”和“政-学-实务”对话与博弈的双重考验，故此议题需要回归到社会工作实践中加以分析。简言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需要以实践的本土化为基础。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功能结构、理论原则、环境基础、策略路径等方面进行充分阐释和论证，即是对“为什么要本土化”做了基础性研究。但社会工作本土化更需要回归到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并对“怎么样本土化”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研究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厘清社会工作本土化中政界、学界、实务界的话语结构，并初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基本逻辑。   二、隐藏的文本：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话语解析   在探讨在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如何进行前，需要理性透视本土化中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建构及论争的本质。1971年美国学者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首次使用“本土化”概念，主要用来指代美国社会工作理论引入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时出现的不适应[3]，就是发觉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专业霸权主义横行，而忽略了引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价值、文化和服务需求等实际情况。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历来重视话语权的建构，甚至有研究认为本土化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正如Gray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建构是对“外来”社会工作的理性审视，这提醒社会工作者们对本土文化和情境要保持敏锐的察觉[4]。反过来话语本身也会对本土化产生强大牵引力并左右本土化的方向及进程。我国社会工作话语权的建构和论争除了学界一贯重视的“中-西”对话之外，还包括隐藏在政界、学术界、实务界等社会工作各个叙事主体间的话语差异和显露出的结构性张力。如在论及社会工作性质或功能之时，政界认为社会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注重其社会维稳的功能，然而学术界却对此置若罔闻，认为社会工作应该是一种在政府社会服务体系之外的技术性专业服务，将社会工作进行“社会化”或试图倡导与政府平等合作。再如，一部分具有高校专业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成为一线社会工作者之后，发现实务中所呈现的专业形态和自己在接受专业教育时形成的专业期待往往截然不同，因此离职。在对社会工作者离职行为的研究中，大部分人把离职的因素归结为“专业价值得不到体现”，其实这在更深层上透露了学术教育界和实务界间的话语张力。本研究试图进一步解析各主体之间建构社会工作话语背后的实质性内涵，理性看待其话语建构的目的，并调和充斥在它们间的话语张力，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政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成部分，社会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与行政体制发生连接。有研究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本身就是情境重构的政治过程[5]，且需要立足于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6]。当专业社会工作被引入到我国以来，以自上而下的路径发展。党政部门通常以颁布政策法规、下发文件或组织会议等形式推进社会工作建设，因而，可以从梳理党政部门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来捕捉政界话语建构图式。现代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正式写入党和政府文件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指出社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希冀社会工作能够胜任维护社会稳定的初衷。这在2007年社会工作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颁布的关于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文件《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可以得到印证，《通知》明确指出社会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有力手段”。此后陆续出台的标志性文件中，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都强化了社会工作是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总结归纳可以发现，政府在社会工作的话语建构中具有一定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目标指向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党和政府开始逐步调整社会工作定位，在对社会工作的叙事中增加了“传递温暖”“回应民生和社会需求”“融洽社会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等话语表述[7]。与此同时，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性、服务性的优势，将社会工作的话语建构回归到社区服务与建设、儿童青少年服务、老年照料、医疗、精神健康、禁毒、乡村振兴等具体服务领域中。   梳理政界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历程，其呈现出“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逻辑。随着社会工作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在阶段性上又表现出从工具目的取向到专业服务取向的话语变迁，强调从维稳到服务、管理到服务等动态取向。这一特征在上海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社会工作介入吸毒人员服务中，起初政府聚焦社会工作对吸毒人员的“监督”、“监管”、“管控”[8]而后逐渐转变为“专业服务”“社会康复”“回归社会”。   （二）学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教育先行的特征，率先发生在学界。起初，学界构建起来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主要承袭西方，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了大量西方教材著作、借用西方理论概念、套用西方实务模式等，使得我国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中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学界一度奉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框架体系为圭臬，崇尚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特质，注重个别化、技术治疗和过程取向。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界构建起来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社会工作在推向政界、实务界时出现诸多“不适症状”。政府不免质疑社会工作实践的有效性、适用性，甚至专业性。学界过分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自由发展”，认为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社会工作束缚，把社会工作看成是一项“社会性”事业或者认为社会工作事业要独立发展。亦很多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极度容易出现专业否认和质疑，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来审视中国当下的实践情境时，出现了“话语—现实”间的知识性断裂。因而，有研究把学界的话语建构归纳为“一个中心，三种主义”结构——西方为中心，专业至上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为了弥合学界与政界的结构性话语张力和减少专业知识在实践场域中的格格不入，学界陆续发表文章呼吁要认识政府在社会工作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社会工作自身要与行政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有效衔接，主动“嵌入”到政府服务体制内，社会工作服务要充分考虑文化风俗、本土情境等。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专业话语建构也进行了深刻反思，观点有：警惕西方社会工作话语霸权的吞噬，倡议社会工作需“文化自觉”[9]，如从儒家思想[10]、“家文化”[11]等优良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注重对本土实践研究进而促进“内生理论建构”[12]等。总的来看，学界社会工作话语建构首先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筑起“专业主义”高墙然后发展到“文化自觉”“理论自觉”，进而转向挖掘本土价值思想，并试图探索建构符合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话语。   （三）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相较于政府和学界，实务界的话语则显得势单力薄且容易被政学两界的话语遮蔽。自从2008年首次开设全国性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后，大批持证社会工作者以专业人员的身份投身于实践。然而在初始阶段，受政学两界话语失真、冲突的影响，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者们常在社会工作的现实性结构和表达性结构中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13]。他们既要接受已经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标准的拷问，又要想方设法完成行政任务。如，当专业社工被政府要求开展维稳、信访、行政等工作时，他们经常对自己的专业身份、对专业价值和专业认同产生严重质疑。因而导致职业倦怠、专业认同迷失、离职转业行为等，专业话语因此被遮蔽。另一较为典型的现象是，实务界通常用“有困难，找社工”来描绘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和专业担当，这其实就同时暗含着政界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和学界强调专业助人的专业品质。但这在现实中却，当“有困难”的群众找到社工时，社工却通常难以行之有效解决问题，因而社会工作服务异化为“活动化”，悖离了自己了专业目标和期待，“专业失效”最终导致话语失真。   随着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规模与日俱增及专业凝聚力的提升，他们逐渐打破对“专业主义”的美好幻想，不再一味要求政府的无条件支持社会工作发展，而是回到实践和现实情境中，进行服务反思，提供切合实际的专业服务。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一大批高校教师纷纷通过创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直接投身实务中，成为集实务与研究为一体的力量。由此，实务界逐渐实现充权赋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山大学师生创办的“绿耕”社工机构，长期进驻农村社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服务形式，探索出具有中国典型经验的农村社会工作“城乡互动”“社区文本”“农村资产建设”模式[14]和融合政府话语开展的“双百计划”，就同时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认可。华东理工大学师生扎根禁毒社会工作，探索形成的吸毒人员小组工作“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等[15]，也得到了政府的推广和学界的关注。实务界通过服务实践成效发声，既让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开始采纳来自实务界的建议或邀请实务界代表参与政策制定，也促进学界研究者开始关注本土实践，进行实践研究。实务界的话语成为政学两界建立对话机制的桥梁，同时检验政府决策和学界研究成果等?？梢钥闯觯滴窠绲幕坝锝ü咕舜印笆钡健胺⑸痹俚街鸾ブ厥庸菇ㄉ缁峁ぷ鞅就列曰坝锾逑?，探索符合中国情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如“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政社合作”等。   政界、学界和实务界的话语建构过程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产生牵引力，影响或指引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和方向。三方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从“分歧”到“对话”再逐渐走向“融合”并相互建构，将中国社会工作话语建构的基础聚焦到本土性实践本身。   三、本土性实践再生产：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起点与归宿   社会工作理论概念、价值伦理和实务模式等方面的本土化都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社会工作本土化若没有落到实践上，其理论价值、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将是坐而论道。因此，研究者们愈加重视把社会工作本土化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实践经验中提炼本土化的内容及路径。如基于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审视社会工作本土化、在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探索本土化的过程[16]等。社会工作话语建构和本土实践之间具有互构性，话语本身会型塑本土实践，反过来本土实践又建构着社会工作话语。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烦琐的过程，既要面对中西的文化碰撞，又需要理顺政界、学界、实务界的对话，共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包括批判反思、扎根本土等路径[17]，大致需要经历引进、本土化和扎根等三个阶段[18]。本土化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其重要目标是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再生产，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因此，本文认为将外来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本土文化模式、价值传统、社会机制结合起来，进行专业知识与实务模式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再生产，是检验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否有效的有力手段，也是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的内在逻辑。此外，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颇有启发性，其实践逻辑反对从理论预设出发来认识现实，注重理论与经验的互补，坚持反思性研究，以此来提炼理论概念和解释模式[19]。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注重点在于实践本身，避免受已有理论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桎梏，深刻认识并反思本土实践，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专业实践范式。   （一）注重互构融合，专业性和行政性服务体系有效连接是本土性实践的制度基础   已有的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即便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社会工作发展所需的资金、政策等基本来自于政府支持。片面强调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社会后，已经在实务上出现“水土不服”。事实上，从社会服务体系的构成来看，无论是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还是行政性服务都是广义上的社会工作服务，两者之间具有亲和性与互构性。就目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现况而言，其还属于非制度性服务，而行政性服务基本由体制力量供给，属于制度性服务。非制度性服务和制度性服务都是构成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所以，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需以增量嵌入的形式进行，也就是需要在政府已有的行政性服务基础上发展专业服务并建构新的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体系。构建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并非为了取代行政性服务体系，而是在已有行政性服务基础上的延伸和嫁接，一种补充、创新和完善，其目标是提升行政性服务质量。反之，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也需要行政性服务的承认，增加认同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例如，上海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建立就是连接了政府公安、强戒所等行政性管理服务体系，形成新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体系，探索出禁毒社会工作的本土性实践模式。当前上海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优势正在彰显出来，一方面政府实现了对吸毒者的监督管理，实时掌握他们的动态数据资料，促进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达成，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也顺利嵌入到体制内开展专业服务，复吸率逐年下降，戒断率不断提升，专业价值得到体现，并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解决了后顾之忧。社会工作者们还以专家、政策咨询者的身份参与制度设计，2017年国家层面出台的《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就有来自上海禁毒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的经验贡献。   （二）坚持反思性实践，专业知识再生产是本土性实践的理论根源   英国学者特里维西克（Trevithick, P）在分析社会工作知识时提出的理论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三维知识框架[20]。知识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总是来源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情境，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生产同样如此。反思性被视为是社会工作标志性的专业品质和实践策略[21]，在社会工作百年来发展道路上，也曾饱受批判和质疑，如弗莱克斯纳诘问社会工作的专业性[22]，社会工作陷入治疗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技术化泛滥等困扰时，正是依靠社会工作者们坚持专业反思，有力回应质疑，才走出专业陷阱，把专业重新带回正规。在本土性专业知识生产中，同样要恪守反思性实践。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再生产仅有制度和实践是不够的，其核心在要有“三维”的专业知识的指导。本土性专业知识生产逻辑起点不再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立场出发，而是用本土性的思维和话语阐述本土性的实践经验、实务方法，能够把那些零散的、碎片化的、经验性和个别性的实务经验总结凝练为一般性的服务模式或理论概念，反过来有效指导本土性实践。   社会工作本土性知识的生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具有较高素质的知识生产者至关重要，他们既有较好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同时又对已有的实践经验和情境有深刻的认识，能对本土性的服务经验进行有效梳理，辨识对知识生产有促进作用的知识要素，进而通过理论凝练上升为一般性的专业术语或本土概念[23]。另外，社会工作本土性知识创造是一个综合系统性的过程，一般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由价值理念、科学知识、操作技巧三大系统构成，其知识架构是相对固定的，但其表现形式和操作变量可以是多样的，这也为本土知识生产预留了巨大空间。其次，专业知识生产要逐渐融入地方性知识，在价值理念上要深谙具有中国社会特点的“求—助”模式结构，正确看待专业的本土性操作。如，上海禁毒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提炼出的“同伴教育”这个专业术语，就是由高校资深且具有专业认同的教师数年扎根一线服务，在对服务对象、服务情境有深刻认识和研究基础上，与一线社会工作者建立良好的行动研究互动关系共同探讨形成的。“同伴教育”初期遭受了来自多方的质疑，通过连续性反思实践，在吸纳“面子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后，根据服务对象具体情况调整小组活动的形式、小组开展的方式方法、小组的价值目标等，再回到小组情境中检验反思成果，如此循环往复，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专业概念。   （三）深耕专业行动，服务情境再建构是本土性实践的场域动力   社会工作服务本质上是一项助人的实践，其视角不仅仅是关注“人”本身，而是注重“人在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注重服务情境的建构，本土性的服务情境是进行本土性实践的环境基础。早在1917年社会工作先驱玛丽埃伦·里士满就提醒“在情境中理解行为”，要挖掘环境资源来协助服务对象[24]。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关系空间，各主体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就如同人在情境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包含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家庭成员、朋辈群体、社区成员等相关主体构建起来的服务情境就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场域。服务情境的建构要吸纳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活习惯，充分考虑其所处的情境、文化背景和求助心理结构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居委会综合管理服务互构的研究中就指出，二者本土化基础框架就包括回归社区日常生活，注重场景服务，管理与服务的相互协调与配合[25]。   本土性的服务情境建构以专业要素为基础，还需不断融入“人情味”、“人情、面子、关系”等本土文化要素。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地位，从服务对象的角度理解其需求，避免专业主义，保持开放的专业沟通[26]，把专业要素于无形之中的得到体现和强化。如，在界定专业关系上，如果与服务对象间过分强调界限明确的专业关系边界，就有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因而本土性的专业关系一般不是“纯粹专业关系”模式，而是“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的多重关系融合模式。另外，服务对象碍于“面子”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问题对象”，以此社会工作者在构建服务情境时就需要找到专业指向和服务对象期望之间的平衡点，既不能把专业服务泛化，也不能将专业服务强加给服务对象。以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来看，吸毒人员有病人、违法者、受害者的三重身份，他们对自己的吸毒史或敏感避而不谈或麻木对待不以为然，与他们建立专业服务关系就是一种“微妙的情境建构”。在建立关系初期，社会工作者一般不把专业身份置于首位，而是扮演支持者、“朋友”的角色进行了解关心，当获得服务对象信任之后，逐渐融入专业要素，以家文化、孝文化为动力构建起具有本土性质的服务情境，协助其实现社会康复。   四、结语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技巧”专业体系需持开放性建构形成“多样构成”[27]，适应不同地区、文化和群族的需求。由于中-西之间、各地方地区之间、政界、学界和实务界不可避免存在着观念差异、话语交锋和利益博弈，社会工作本土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社会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传播与扩散开来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各国家各地区在研究和实践上都进行积极探索，尽管在具体的方式方法、路径及策略上迥然相异，但殊途同归，其目标均指向将外来社会工作与引入地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有效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符合本土情境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再生产是一个包容性的过程，其目的绝非是“去西化”，也并不排斥国际经验，反而是在总结凝练本土技巧经验、理念概念，“练好内功”的同时，充分汲取和借鉴国际成果，并将中国经验上升为国际的共享经验，进而在国际社会工作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推动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韩明谟：《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问题》，《社会工作》，1994年第3期。 [2]Yunong H, Xiong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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