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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全国共有6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活动，实施项目超过10万个，投入资金超过900亿元，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力量的重要补充作用。 11月23日，国新办举行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先生在介绍兜底保障有关情况时公布了上述数据。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取得决定性成效 据唐承沛介绍，经过各方合力攻坚，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取得决定性成效。 全国共有200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其中，纳入低保1852万人，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52万人。 2017年底以来，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持续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者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以后，就能够稳定地实现“吃不愁、穿不愁”。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1153万人、重度残疾人1433万人。 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实现全覆盖，更多贫困儿童享受到关爱服务。 重点做了五方面工作 上述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据唐承沛介绍，民政部门重点做了五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总体设计，完善制度机制。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连续多年出台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具体措施。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加快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和法治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困难群众监测预警机制。不断完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人员、残疾人等福利保障制度，推进移风易俗，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近五年来，出台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政策措施97项，打出系列政策“组合拳”，夯实兜底保障制度基础。 二是聚焦特殊群体，有效履行兜底责任。创新完善低保政策，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兜底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有些家里整户的平均收入超过享受低保的条件，但是家里有重病人、重度残疾人，把贫困户中这些人单独纳入低保，实际上是低保政策的一个重要突破;全面落实救助保障政策，确保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乞讨人员“应养尽养、应救尽救”;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到“应补尽补、应助尽助”;积极落实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政策，做到“应帮尽帮、应扶尽扶”。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凝聚脱贫攻坚合力。切实履行民政部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单位的职责，与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联等部门的工作协同，实现信息共享，定期开展数据比对，确保兜底保障对象认定准、底数清。立足民政部门职能优势，创新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慈善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实现兜底保障和增能提升相促进，使兜底保障有力度，更有温度。2017年以来，全国共有6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活动，实施项目超过10万个，投入资金超过900亿元，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力量的重要补充作用。 四是集中优势资源，助力重点地区攻坚。将“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民政部出台的政策措施，均针对性增加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的举措。中央财政安排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连续多年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比如2019年、2020年新增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8.2亿元，全部安排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再比如，民政部彩票公益金连续多年对“三区三州”实行专项倾斜。实施深度贫困地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设改造行动计划，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简单理解就是农村的敬老院，对其进行改造建设，因为很多敬老院建立时间比较长，条件有些已经比较差了，这两年进行建设和改造。还有实行社会服务兜底工程等。有效推进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协调解决片区需求事项，做到“件件有回音”。加大对江西省莲花县、遂川县两个定点扶贫县的产业帮扶力度，助力两县脱贫摘帽。 五是从严督导调度，务求兜底保障实效。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民政工作。民政部党组将兜底保障列为基层蹲点调研重要内容，党组成员带队到深度贫困地区和定点扶贫县督导调研，帮助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另外，前年，中央对民政部进行了脱贫攻坚的专项巡视，去年又进行了专项巡视“回头看”。对于巡视指出的问题，我们坚持双月调度，以整改促落实，以整改促提升。连续3年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大力解决“人情保”“关系保”的问题，有效治理“脱保”“漏保”问题，编密织牢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安全网。 下一步将划分出三个救助圈层 今年，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社会救助制度健全完善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以落实《意见》为抓手，围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救助改革创新。具体来说： 一是构建多层次救助体系。根据群众的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划分出三个救助圈层。 最核心的内圈是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这些人要纳入基本生活救助，给予低保，还有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专项救助。 向外一圈，就是低收入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他们的家庭收入核算后不符合低保范围，但确实也比较困难，这部分群众可以称之为低收入家庭或者支出型贫困家庭。根据他们的实际困难程度，相应给予基本生活救助，主要是专项救助。 最外圈层是社会公民，他们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外，有些意外事故、突发灾难，还有些创业失败者，很可能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也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二是建立主动发现机制。主动发现有几个方面： 1、明确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要把走访、发现困难群众列为重要工作内容。 2、推动以县为单位开通“12349”社会救助服务热线，“9”就是“救助”的“救”的谐音，先在县里建起来，逐步实现全国联通，以后群众出现困难了，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求助或者帮助主动发现困难群众。 3、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比对等方式，及时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比如说通过部门信息库的比对，发现有的群众生了大病，出现了大额医疗费，他的刚性支出可能比一般群众多，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生活陷入困境。所以要主动监测预警，其中大数据比对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三是创新发展急难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群众遇到的紧急性生活困难，实行小金额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 有些灾难性的、灾害性的、临时性的、紧急性的困难，不管是群众主动求助还是经办人员发现了后，都要及时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先是小金额先行救助，然后发现确实是这个情况，继续跟进救助，包括依次审批、分阶段救助，增强救助时效性。 另外，逐步取消户籍地的申请限制，探索在急难发生地实施救助。过去在户籍地救助，现在要逐步推进在急难发生地实施救助，比如交通事故，可能不在户籍地发生的事故，这种就要在事故发生地实施救助。针对大额医疗费用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困难情形，实施支出性的临时救助。另外，逐步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机制，明确应急期社会救助政策措施和紧急救助程序。 四是要提高社会救助的便民、利民水平，方便群众。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社会救助资源库，强化社会救助资源共享。相关政府部门对困难群众的信息库，互相开放，加强比对。另外，要取消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要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由乡镇街道经办机构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及时办理，或者按照职责分工转请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使困难群众进一个门能够办所有的事儿。社会救助的任务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民政等，我们还在推动在村级全面设立社会救助协理员，困难群众较多的地方设立社会救助服务站点，方便群众及时申请救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这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一、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及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在农村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运作实践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巩固基层组织、加强基层管理、创新基层治理，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强调和重视基层治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部署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任务中，绝大多数都与基层治理有关。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基层治理，逻辑机理主要在三方面。第一，基层社会是我国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基层治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最坚实力量支撑。我国14亿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分布在城乡社区、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医院、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地方。只有花大力气、与时俱进地把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单位、家庭等最基层的工作做好，把亿万人口有效整合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持续形成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党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的政治局面，才能持续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只要我们党时刻团结和紧密联系群众，亿万人民群众始终同我们党站在一起，我们党就有了执政的最大底气，就有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定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基层治理这种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组织群众的基础性优势，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第二，基层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汇集地，基层治理也是彰显为人民服务宗旨、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平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需求一般都是通过基层的服务设施或渠道实现的，无论是满足普通群众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满意收入、更可靠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居住条件、更优美环境、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是解决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下岗失业人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都离不开基层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如此，我国快速发展和变革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都首先出现在基层，要真正做到不让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就应当在基层社会及时化解，这就是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题不上交”为特征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基层治理这种服务民生的直接性、化解矛盾的及时性优势，也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备的。第三，基层社会是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有力有序有效，就能助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就能用一根根“针”穿起千万条“线”，绣出“中国之治”的锦绣画卷，否则，再好的政策都要打折扣。基层治理这种政策兑现的桥梁性、政策成效的兜底性特点，同样是其他层级治理所不具有的。总之，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群汇集在基层社会，越来越多的矛盾汇聚在基层社会，基层治理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关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实现，关乎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在吉林省视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不断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当前，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以农村为例，由于财产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均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享有同等身份地位、经济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是在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财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别。农村居民中出现了包括农民工人、农民雇工、个体工商户、技能服务者、私营业主、企业管理者、农村干部等不同阶层，而且许多人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程度比农村更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互联网、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间和空间观念，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里，生活和工作在网络空间里、“北漂”“蚁族”群里，生活和工作在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新兴群体里。一大批新型网络工作岗位，如个体的、形式多样的网络直播、网店经营、网上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网约车等从业人员迅猛增加。随着我国服务业净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超过50%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60%，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又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业从业人员）。“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都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是在靠“谁”来治理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如何更好发挥领导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次是在治理“什么”方面，对贯彻落实党的民生政策，通过精细化服务实现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再次是在“怎么治理”方面，面对信息化、智能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对以现代信息技术的思维和方法全面重构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都需要按照《建议》提出的“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用加强和创新的办法来求解，都需要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在已有基础上有一个明显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要求的那样：“‘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 二、处理好基层治理的若干关系  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实效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建议》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科学把握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若干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高，做到治理效果实在实际。 一是基层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实践证明，离开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治理不仅容易走偏方向、误入歧途，还会因为缺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难以把其他主体的作用有效地凝聚起来；而如果没有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不仅基层社会活力不够，而且治理力量也显得很不足。因此，既要防止出现有关基层主体脱离基层党组织领导导致基层社会凝聚力不强的问题，也要防止出现调动有关主体积极性不够、社会参与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是提高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基层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始终把握好的一对影响重大的关系。只有通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并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体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于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才能做得精彩、治理效能才会明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许多精辟论述，比如，“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要高度关注基层政权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职、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既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等等。对此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二是民生保障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在基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保障，虽然与基层治理分工于不同的机构、由不同的人员去开展，但需要统筹考虑、整体设计、一体化推进，绝不能搞成“两张皮”。如果在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具体做民生保障的同志工作麻痹大意、不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办事，不仅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难以达到，还会引发一系列基层社会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难题；而如果具体从事基层治理工作的同志，不认真学习掌握党和国家民生领域的各项政策，不注意搞清每一民生领域矛盾的源头、问题的症结以及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是盲目地就治理论治理，不仅难以化解矛盾，甚至事与愿违、越治越乱。实践表明，真正做到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同群众协商、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是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的有效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只有让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三是面对面做群众工作与发挥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关系。现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变革，基层治理工作比过去方便多了、也快捷多了，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只要“上上网、动动手指、抖抖音”就够了，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已经可有可无了。这样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是偏颇的。如果看不到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等等。同样的，如果以为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就不必再面对面去做群众工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有的基层群众说，他们那个地方虽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但干部与群众心里的距离却拉远了；通过互联网、手机的联系多了，但干部同群众面对面的感情沟通却少了，少数干部甚至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个别地方由于过度追求网上办理，忽视群众文化程度差异，尤其是老年群体、残疾人的特殊性，以致部分群众只能“望网兴叹”。这些“只见物不见人”“唯数据说话”的观念和行为，显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要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精神，切实纠正这种片面性，既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善于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智治为人”，让“智治”同自治、法治、德治一样充满“温度”，而不跑偏、不变味。 四是立足实际与借鉴他人经验的关系。这里的关键在于既要避免狭隘经验论，又要避免盲目照搬、水土不服。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到处“取经”、学习别人的做法和经验，谈起他人的经验一套一套的，但对自己的情况所知不多、常常“灯下黑”。别的地方甚至别的国家社会治理经验当然需要学习借鉴，但确实有一个立足自身创新和借鉴别人经验的关系问题。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别较大，经济发展对基层治理提出的要求和基层治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方案应是不尽相同的，“别人的药治不好自己的病”。要搞好本地区的基层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到本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摸清问题症结，研究提出切合本地实际的解决方案。比如，老年人口多的基层单位，需要把搞好为老服务、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作为基层治理的重点；外来人口多的基层，需要把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和谐相处作为突出问题抓实抓细抓到位；社会治安状况差的地方，首先要把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作为重点工作。至于国际经验、国外实践，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而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全面移植”，更不能照抄照搬。 三、“十四五”时期提高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思路和任务 《建议》在总结以往基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思路和任务，我们要在认真学习领会的基础上予以贯彻落实。 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中靠谁来领导和依靠谁的问题，是提高我国基层治理水平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逐渐找到和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层治理之路。早在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主要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民间纠纷等。城市居民委员会是在废除旧社会“保甲制”后创立的新的组织形式。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会议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进一步明确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规定了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村委会成员的任期和产生方式、村委会工作方式等。村民委员会制度的产生，找到了一条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四项政治制度之一。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一乡村治理体系拓展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从而使我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定型和完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对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贯彻落实《建议》精神，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必须进一步增强群众自治活力，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努力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就必须进一步用法治思维推进基层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难题，努力使依法办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就必须进一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村规民约、市民公约、榜样示范、道德感化等为基层治理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2015年7月13日，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组、驻村（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居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可以作为协商主体，并对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协商成果运用进行了规范。面向未来，《建议》强调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为“十四五”时期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落实《建议》要求，就要与时俱进地充实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程序、用好协商成果，通过各种联席会议、民情恳谈、议事协商等制度化平台，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打造及早发现问题、快速流转、分类解决的治理闭环，让群众的意见有渠道提、群众的话有场合说，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有人帮办，将服务落实在基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三是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要求是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的逻辑归宿，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抓手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所谓“共同体”，一般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以特定形式和纽带联结起来的组织体。在我国，农村村庄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就是基层社会共同体，因为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都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利益边界、服务设施、服务组织和约定的社区文化。多年的实践表明，村（居）民自治有力促进了我国基层治理。比如，通过组织村（居）民群众共同制定并遵守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使大家都知晓了自己的权利义务、言行边界，使很多矛盾和纠纷得以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社区讲堂、社区文化广场等平台开展的公民道德、家庭伦理、法治教育等活动，使村（居）民进一步明辨了是非、感知了敬畏；通过孝老爱亲、亲子教育、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增进了居民群众的交往和联系。同样，社会组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也都是一个共同体。如果遍布我国城乡的每一个村庄、社区以及社会组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都能建设成为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那么，我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重申了四中全会决定“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这就告诉我们，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进而推进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我们要结合实际着力打造各具特色、五彩缤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是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途径。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各种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渠道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巨大而广泛。比如，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达280.9万个，拥有会员3亿多人，覆盖655.1万个单位；全国乡级妇联组织4万多个、村级妇联组织53.4万多个、社区妇联10.2万个；全国共青团基层组织344.1万个，团员7200.1万人；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87.8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300个）；全国市场主体共12339.5万个（其中企业3858.3万个、个体工商户8261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20.1万户）；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接近149万人，持证社会工作者53.5万人，各地已开发设置社会工作岗位44万多个；全国注册志愿者已达1.82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24.2亿小时；等等。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极大热情调动起来，必将有力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建议》指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落实《建议》要求，就要进一步创新参与方式，吸纳与城乡社区结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社区党组织兼职成员，实施帮扶共建项目；要健全城乡困境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政策，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创造条件；要在畅通线下参与渠道的同时，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促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和服务。 五是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的外部环境支持和保障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条件基础。近年来反映基层组织负担过重、条件较差等方面的呼声多了起来。比如，有的县级行政部门把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居委会均视为其下属机构，向它们下压和摊派大量行政事务，且年初签订责任状、年终进行考核验收，有的村和社区一年签订的责任状竟多达60余份，导致基层干部不堪重负、消极应付，不少村和社区配备的工作人员少、经费保障不足，县级部门在把大量事务交下来的同时，并没有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基层因无力承担，只好敷衍了事。这表明：让基层有条件办事，为基层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早在2014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入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党的十九大更加明确地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也再次要求“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人有权有物，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的十九大以后，各地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上，从编制、职数、待遇经费等多方面向乡镇、村和街道、社区进行了政策倾斜，逐渐形成了在基层聚集人才、在一线创业成长的鲜明导向。但贯彻落实工作很不平衡，基层没人办事、没钱办事、没阵地办事、不方便群众办事的现象依然很多；随意向城乡基层安排工作、下派任务，转移负担、增加基层负担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不仅重申“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还强调“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这种加法（即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和减法（即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并举、为基层治理创造外在环境的安排，在以往的同类文献里较为鲜见，是这次《建议》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个特色，必将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注入强大动力。 六是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治理专业力量支撑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干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要统筹考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近年来，各地采取很多办法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一是把基层“强身”和机关“瘦身”结合起来，利用机构改革把市县区机关干部下沉到街道、乡镇，把街道、乡镇干部下沉到社区、村庄，为基层服务和管理充实了力量。二是抓好抓实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建设起充满活力的党员队伍。三是把村（居）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村（居）小组长、村（居）民代表这一队伍抓好抓实。四是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并根据岗位特点、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相关专业水平等综合因素，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按照总量控制、规范运作的要求，整合基层各类协管员，并按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将各类协管员整合配置到相关网格或服务管理岗位。五是壮大基层志愿者队伍。六是提升治理主体的专业素养。既以德才标准严把基层干部选拔关，又加大业务培训，以能力的提升赢得群众的满意。这次《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这在我们党的历次全会文献上是第一次。贯彻落实《建议》要求，就要进一步营造尊重人才、关爱干部的社会氛围，打造基层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的工作环境，把更多的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引向基层；就要完善常态化教育培训机制，综合运用理论研讨、业务培训、技能比武等方式，加快知识更新节奏，提高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使基层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七是要构建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阵地、手段、条件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技术基础，是补齐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基层治理平台相关短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发展很快，传统治理的边界被打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基层治理平台成为急迫之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大了实践探索力度。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进网格管理。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管理网格，科学划分网格单元，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网格化管理。明确网格管理对象、管理标准和责任人，实施常态化、精细化、制度化管理。依托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全面加强对人口、房屋、证件、车辆、场所、社会组织等各类基础信息的实时采集、动态录入，准确掌握情况，及时发现和快速处置问题，有效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元的公共管理和服务”。2019年1月，中办、国办《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将上级部门在基层设置的多个网格整合为一个综合网格，依托村（社区）合理划分基本网格单元，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社会救助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强化党建引领，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在网格上，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合理确定网格监管任务和事项，科学配置网格员力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推进网格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提高网格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2019年5月，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网格资源配置，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志愿服务下沉到网格，精准投送到千家万户”。2019年6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这四句话缺一不可，既是对近年来各地探索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也为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好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指明了方向，必将有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其中，网格化是基础，没有网格化的管理，就难以形成精细化的服务，信息的采集和共享也难以做到及时和规范；精细化是目的，是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价值所在；信息化是实现网格化、提升精细化、促进共享的技术基础和支撑；开放共享是平台服务管理的基本要求。以贯彻《建议》为契机，我国基层治理平台必将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精细化、信息化、联通化的基层治理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八是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要求所要解决的是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联动、通过市域社会治理带动基层治理的问题，是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目前，我国有293个地级市、965个市辖区、387个县级市，市域是包括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在内的行政管理区域，是个“大基层”，由于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上有较强的资源能力，因此，市域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建议》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各地必将进一步处理好市域范围内城与乡、市域与基层之间的关系，加强区域统筹协调，完善市域范围内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资源保障机制，形成一个基层治理为市域社会治理打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带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局面。（作者系中央宣讲团成员、民政部副部长）

新华网北京11月17日电 民政部16日发布通知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将以遴选方式指定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第三批拟遴选指定不超过10家平台。 民政部表示，为加强互联网技术在慈善领域的运用，支持慈善组织在更大范围依法发布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将根据自愿申请、公开透明、依法依规、优中选优的原则，在境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办运营，且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为慈善组织提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进行遴选。 民政部要求，参与遴选的平台及其运营主体应在互联网行业、慈善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或一定代表性。平台运营主体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信用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信息系统中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未因违反慈善法被责令停止活动或受到行政处罚。平台运营主体须是社会组织的，该社会组织近3年内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 民政部指出，平台运营主体须具有相应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资格，有能力按照《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平台技术水准要达到《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相关要求。 就遴选程序，民政部表示，符合条件、有意愿的平台主体于12月10日前提交《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申报表》、平台情况汇编等申报材料。民政部将通过形式审查和技术测评、社会公众评价、现场答辩和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确定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民政部指出，为体现信息公开与透明，11月下旬，民政部择机举行集中公开答疑。平台遴选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公众可通过民政部门户网站“网上举报”进行在线投诉举报。（来源：新华网） 附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申报表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共有社会组织88.85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286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0.3391万个，基金会8258个。 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组织共2295个，其中社团1981个，民非99个，基金会215个。 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都是在省级及以下民政部门注册。那么具体到每个省来说，社会组织(基金会、社团、民非)的数量各是多少呢? 12个省份超过平均数2.8588万家 统计数据显示，31个省份共有社会组织88.6222万家，平均数为2.8588万家，共有12个省份的社会组织总数超过了这一平均数。 社会组织总数在5万家以上的有4个省份，分别是排第一的江苏省，9.7091万家;排第二的广东省，7.1912万家;排第三的浙江省，7.0337万家，排第四的山东省，5.9279万家。 社会组织总数在1万至5万的有21个省份，分别是超过4万家的河南省、四川省;超过3万家的湖南省、安徽省、福建省、河北省、湖北省、陕西省;超过2万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辽宁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超过1万家的重庆市、山西省、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吉林省、北京市。 社会组织总数在1万家以下的共6个省份，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天津市、西藏自治区。 仅一个省份基金会超过1000个 具体到社团、民非、基金会又是怎样呢? 基金会方面，相对于社团、民非，各省的数量显得都不多，其中只有广东省的基金会超过了1000家，达到1267家。 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省的795家，北京市的791家，江苏省的757家，河北省的533家，上海市的476家，福建省的409家，湖南省的371家，山东省的223家。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的社会组织总数排在第25位，而基金会的数量却排到了第三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上海的社会组织总数排在第21位，而基金会的数量却排在了第6位。 这一现象的出现，从某种角度说明了，北京、上海的慈善资源十分丰富。而同样是直辖市的天津市只有103家基金会，重庆市只有88家基金会。 基金会数量在100-200家的省份共14个，分别是四川省、湖北省、安徽省、陕西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海南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天津市。 重庆市、江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8个省份的基金会不足100家。 31个省份的基金会共8043家，平均数为259家，超过平均数的只有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福建省、湖南省8个省份。 过半省份民非、社团均过万家 相对于基金会数量的稀少，各省的社团和民非数量要多得多，数据显示，社团超万家的省份有16个，民非超万家的省份有17个。 三类社会组织中，民非是最多的，31个省份共有50.3292万家，平均每省1.6235万家，有11个省份超过这一平均数，分别是： 江苏省5.8404万家、浙江省4.3894万家、山东省4.0778万家、广东省3.8775万家、河南省3.3604万家、四川省2.4342万家、河北省2.1610万家、湖南省2.0585万家、辽宁省1.8953万家、湖北省1.8939万家、安徽省1.8642万家。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福建省、陕西省、黑龙江省、上海市等6个省份的民非也超过了1万家。 民非数量少于1万家的有14个省份，分别是重庆市、山西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吉林省、甘肃省、贵州省、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津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社团的总量略少于民非，31个省份共有社团37.0887万家。其中社团最多的是江苏省和广东省，均超过了3万家，分别是3.7930家、3.1870万家。 超过2万家的也只有2个省份，分别是浙江省2.5648万家、四川省2.0880万家。 12个省份的社团数量在1万-2万之间，分别是福建省、山东省、陕西省、甘肃省、湖南省、安徽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河北省。 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青海省、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天津市、西藏自治区等15个省份的社团不足1万家。(本文所有数据截止时间为2020年第三季度)【来源：公益时报】

导语：我国网络慈善近几年来全面、快速发展，每年数以亿计、十亿计人次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爱心捐赠，2019年更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慈善事业已经走向大众化、平民化，进而推动着全社会对善的追求。网络慈善的发展激发了大众参与行善的热潮，是推动我国慈善事业走向大众化、平民化的重要力量。 基于网络慈善的全面、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于2020年10月31日发布了《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它反映了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专家学者对网络慈善的客观观察与基本判断。本文对原报告内容进行了摘录和编辑。 网络慈善是借助发达的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及其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中国慈善领域新业态，它将信息技术进步、慈善事业发展和公众爱心善意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是我国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与客观标志。网络慈善实现了对传统慈善的数字化创新，显示出了无穷活力与巨大优势，并正在全面、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直接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并事实上直接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网络慈善的发展成就 01 网络慈善提升了慈善资源的社会动员能力 网络慈善有效地提升了慈善资源的社会动员能力，促使个人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一直是企业捐献占据主力地位，个人捐献在社会捐赠总额中占比仅四分之一，而网络慈善的捐献者基本上是个人。据贝恩《2019年互联网慈善报告》和民政部提供的资料，互联网募捐金额占社会捐赠总量的比例从2013年的0.4%直线上升至2019年的4.1%，这表明网络慈善正在逐步改变着我国慈善事业主要依靠企业捐献的格局。 只有建立在个人捐献基础之上的大众化慈善捐献才能为我国慈善事业长足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石，并形成有利于整个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 02 网络慈善扩展了慈善领域 网络慈善因超越了现实场景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慈善事业的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领域多样化特点。 当前网络慈善项目涵盖扶贫、教育助学、生态环保、医疗卫生、大病救助、赈灾救灾、国际救助、动物保护、文体艺术、志愿服务、就业创业、社区服务、公益倡导、行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活动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捐款捐物外，捐步数、捐积分、捐小红花、捐微笑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联结了项目、个人、家庭、社区和企业等多方资源，把人们的言行举止都与慈善挂上了钩，使得慈善理念和行为融入了生活、工作、社交等多个场域。 03 网络慈善培养了慈善新理念、形塑了慈善新时尚 线上丰富的慈善活动拓宽了大众参与慈善的广度。一方面，网络慈善将全国9亿多网民都作为慈善的参与者或潜在参与者，网民在线上的业务行为、消费行为、生活行为都能在公益平台上转化为慈善行为。 另一方面，网络慈善还推促着公共慈善精神的彰显。除了对慈善参与者的影响，网络慈善还通过改变慈善组织的运作逻辑和组织结构、改变慈善项目传播方式和工作方法、培养慈善新理念，悄然改变着中国慈善生态。在网络慈善活动中，慈善组织突破了仅从政府和企业获取支持、相互协作之外的传统募捐渠道，转被动为主动，激发了吸引公众参与的创造力。 同时，网络也为慈善组织提供了数字化管理方法和监督手段，在项目设计、传播模式、工作方法乃至组织架构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网络慈善解决了线下活动参与人少、项目单一的问题，创新了参与模式，使得“业务行为可公益”“消费行为可公益”“生活行为可公益”，培养了人人可公益、时时可公益、事事可公益的新理念。互联网让大众低门槛地迈入慈善领域后，还引领了联合劝募、随手公益、指尖公益等新的慈善习惯甚至生产生活习惯，留住了广大参与者。 网络慈善发展中的问题 当前网络慈善发展中存在诸多不良现象。微观上，个别"求助者"虚构病情、制造虚假证明、隐瞒关键信息、夸大困难程度和不幸遭遇、恶意造假炒作、将网络公益众筹平台视为敛财工具。而部分参与者出现同情疲劳、信任缺失，因关系社交压力和线上慈善道德绑架的反感产生抗拒心理。 中观上，网络慈善组织存在善款使用存疑、流向不明等问题。宏观上，网络慈善整体格局存在不平衡性与依赖性。不平衡的发展生态体现为网络社会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和不规范操作频发，公益运作效果良莠不齐。依赖性体现为公募组织依赖网络平台、非公募组织依赖公募组织的双重依赖格局，这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这些现象指向了当前网络慈善发展中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的问题，包括法治体系不健全、组织身份合法性不明、监督机制不健全和网络慈善组织自身能力不足等。 其次，慈善组织互联网应用能力呈现整体不足与组织间不平衡的状况。整体而言我国网络慈善组织数据分析能力、互联网协作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依旧不足。同时，网络公益慈善组织间在通过互联网获取资源、进行知识与信息管理、在线数据分析、利用互联网协作与互联网传播能力等方面存在互联网应用的技术鸿沟。 01 网络慈善有待实现规范有序、健康持续发展 互联网发展与慈善事业发展是大势所驱，互联网必将融入百姓生活，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慈善事业也需要借助互联网之力发展，网络慈善作为新事物已经展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同时新与旧的碰撞和融合让网络慈善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上述网络慈善募捐失范现象频出，法律政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网络慈善监管效率较低，网络慈善整体能力欠缺等，网络慈善还有待实现规范、有序、活力发展。 此外，应以积极的姿态完善网络慈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还应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具体化，如开通电子发票服务、提供更加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等是当务之急，而依法惩治网络募捐中的不法行为更是维护网络慈善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 网络慈善成为未来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形态，但依然需要线下捐赠、线下服务等方式助力。 02 网络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 互联网技术在慈善领域的创新运用，要求慈善组织具备互联网运用的能力。这反推着慈善组织在组织架构、人才配备上进行调整，比如成立传播中心、网络部，引进新媒体人才、网站开发运维人才、数据分析人才等。所以网络慈善的洪流对于本身具备这些能力和人才的企业或规模大的组织来说是“顺流”，而对于人才少、培训机会少的中小型慈善组织则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力争不被冲走的“逆流”，小组织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外渺小、脆弱。能力强、资源丰富的组织和平台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和顶梁柱，担有更多引导和塑造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责任。 网络慈善在发展伊始，其核心力量——互联网募捐平台就各有特点：腾讯公益依靠社交平台发展，阿里巴巴公益依靠电商平台发展，滴滴公益探索和开拓出行场景下公益行动路径和公益实践模式，轻松公益关注大病救助众筹等。但20家平台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头部效应（前几名会获得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多的资源），资源向大的互联网公司倾斜，其参与人数、捐赠金额占到总体的90%以上，而小慈善组织由于缺乏资源对接、合作交流平台，发展缓慢。 头部资源的聚集对网络慈善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头部资源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引领和促进行业发展。就整个行业而言，适度的组织不平衡亦有利于促进行业向更高级的平衡阶段发展，但差距过大、甚至出现垄断式发展的境况，损害的则是整个慈善行业发展的土壤。 综上，网络慈善组织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客观事实，如何促使网络慈善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是网络慈善这一新事物在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03 提升网络慈善组织与平台的专业化能力 提升网络慈善组织与平台的专业化能力构成了推动网络慈善发展的必要举措。 一方面，需要注重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提高慈善从业者的待遇水平，增强行业吸引力，把真正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吸引到这个行业中。与此同时，加强人才培训、开展学历教育，推动国内大专院校开设公益慈善类学历课程以及通过慈善组织与高校合作，设计符合市场导向的课程体系，进而培养网络慈善组织所需人才；再者，疏通慈善组织职业发展通道，加强慈善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人才流动，实现慈善组织与政府、大学、金融机构等部门之间就业的良性循环。 总之，无论是网络慈善组织的数据分析能力、互联网协作能力，还是知识管理能力，均是以一定数量慈善人才的存在为基础，而网络慈善组织不仅要吸引人才，更需要提升待遇并为其提供职业上升空间，进而真正留住人才。唯有如此，网络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才能真正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需要重视网络慈善行业组织的发展。行业组织兼顾“协助政府”和“服务会员”的双重角色，应在推动网络慈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慈善领域的行业性组织偏少，目前成立的全国性和省级慈善行业组织大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设立，依附性较强、独立性不足。而网络慈善有其特殊性，必须是慈善与网络信任并重，要促进网络慈善自律。 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网络慈善行业组织或者在综合性的慈善行业组织中设置专门的网络慈善专业委员会； 二是要加强网络慈善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订和实施各类行业标准，与法规政策相配套； 三是要建立行业投诉调查机制，受理公众投诉举报，对热点慈善事件开展独立调查，发出专业理性的声音，维护行业声誉； 四是要成立一些专业的评估型组织，对网络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进行监督、评价及奖惩，发挥独立的第三方在促进行业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网络慈善行业组织还应建立网络慈善从业者的资格准入、职称评定、薪酬管理规范，加大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提升网络慈善从业者的专业化水平。 04 理性引导网络募捐中的公众行为 我国网民数量高达9亿多，个人在网络平台的捐赠行为往往带着激情，一旦遇到不符合自身期望的现象和不良个案，极易掀起否定网络慈善的舆情。这表明对网络慈善参与者需要理性引导。 一方面，应当利用互联网和主流媒体的优势加强慈善知识与慈善法制的宣传，让公众在了解的基础上真正理解慈善事业。如慈善组织提取必要的费用是《慈善法》明确规定的合法行为，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在我国却难以获得公众认同；特定情形下将捐赠物品变卖以换成善款更加符合慈善资源配置的需要，亦会遭到公众误解等，这些现象表明公众对包括网络慈善在内的慈善事业并不真正了解，只是单纯从道德、无私的视角来评估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的优劣，这显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针对激情捐献不能以短视的目光看待，而是需要将培养理性的捐献者作为目标，在这方面同样需要有网络捐赠的指引，让公众借助网络平台捐献时能够在秉持爱心善意的同时保持理性。 网络慈善发展中的关注重点 01 网络慈善发展中的技术运用 对新技术的应用是网络慈善与传统线下慈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应用于网络慈善发展中的新技术包括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和网络新媒体技术等，其中区块链技术在网络慈善中的应用是近年来的研究新热点。但在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同时，亦需要推动各主体积极主动共享数据、传递数据、数据开发，注意政府监管和隐私保护等问题。除了区块链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运用也有利于建立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创新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形成机制。 02网络慈善发展的优势 相比于传统慈善，网络慈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思维层面和实践层面。 在技术层面，通过媒体平台、移动支付工具及其他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为慈善事业发展增加了新的优势。公众参与上，有效降低了使用媒体的门槛，成为弱势群体寻求救助的有效途径，扩张了公众参与空间，使慈善服务与慈善捐赠的可及性达到了空前范围。社会氛围上，促进了公益慈善参与文化的发展。 在思维层面，互联网思维的兴起带来了慈善活动的信息传播和组织实施呈现故事化叙事、视觉化冲击、链条式推送、迭代性更新等策略和无障碍参与、深度参与和联动参与的参与方式，激发了人们参与慈善活动的激情和主动性的同时也推动着公益项目创新度的提高，有益于满足更细化更多元的需求。 在实践层面，网络慈善的技术优势和思维优势在具体实践领域和项目中得以发挥。 其次，"互联网+"时代，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传播能力的构建也是网络慈善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这有利于获取公众支持、加强自身建设、塑造慈善文化、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当前我国公益慈善组织重视传播渠道、筹款渠道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等方面的互联网使用，且已具有较强的信息与资源获取能力和宣传倡导能力，但是数据分析能力、互联网协作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依旧不足。因此，网络慈善组织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通过网站、网络公益广告、博客三方面构建网络公益传播策略体系。并从全职工作人员数量、经费规模、互联网技术人员配置等领域进行提升，以改善慈善组织形象，重塑公信力。 03网络慈善发展中的慈善文化传播与精神培育 我国当前慈善正不断融入互联网主流语境，由此形成的慈善参与文化影响着公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是诸多互联网慈善危机事件也反映出互联网公益发展价值依旧存在缺失。研究指出，网络慈善与慈善文化发展、精神培育具有双向的作用。 因此，应从以下层面发挥网络慈善精神、价值、文化的积极作用：从网络慈善组织层面，应为网络捐赠者提供捐赠意义，以提升募捐平台形象，增加新的监督机制。从社会层面，政府和社会应共同通过强化民众的道德认同来培育理性的公益文化，以实现善意的网络表达以及自律的网络公益行为；在实质上凝结社会公益共识、弘扬公益价值，形成公益文化共识，建立健康公益文化共同体。从国家层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在慈善文化上将整体引领与分层引领相结合。 网络慈善发展建议与未来方向 01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与网络慈善整体性发展 必要性方面，网络慈善发展需要跨界合作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引导、扶持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不断成长壮大，从而实现自律、他律机制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具体而言，跨界合作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法律、行政、行业、平台、慈善组织、社会等多元主体。其中政府（法律、行政）应发挥主导作用，在监管规范、政策支持、创新引导、文化推进等方面对网络公益慈善实现系统性管理，以健全整个社会的公益链、公益生态及可持续发展机制。 02 结合互联网思维，推动法制环境完善 03要完善网络慈善的监管体系 首先，从监管体系参与主体上看，网络慈善监管作为网络慈善关键部分，需要分类管理、各司其职、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从网络慈善监管体系完善措施上看，应加快立法进程，明确信息泄露风险责任，规定信息公开范围，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应建立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完善项目审核与管理机制、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应设置独立监管部门，处罚欺诈行为，合理处置剩余财产；还要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监管团队，建立网络公益组织行业自律机制，成立网络评估机构，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04 加强网络慈善组织与平台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首先，慈善机构应提高自身互联网运用能力的专业水平，树立网络公益品牌。可以借助互联网传播工具，开拓慈善渠道、引入科技手段、运用网络公益直播等方式促进运作透明化，加强媒体舆论引导和信息披露，制定良好的互联网传播策略。但信息披露时，也要严格而适当地进行信息发布，注意对当事者的信息和隐私保护。 其次，应推动网络慈善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技术上，加强网络公益信任技术、监管技术、内容技术创新应用，构建网络公益发展技术支持体系，保障慈善活动发起者、捐赠者、受益者与监督者之间的互联互通，建立与完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模式上，可以商业滋养公益。公益众筹与商业思维相结合，通过公益项目的捆绑众筹和企业与非营利组织联合劝募实现双赢，使非营利组织筹资更加多元化。 第三，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和激励机制，通过合理薪酬设置、公益理念的培训、职业规划设计、公正绩效评价制度、良好工作与沟通环境的建立等留住人才。设立有偿社工岗位，推动劝募规范化与科学化。引入反馈和评价机制，在平台收集志愿者反馈信息，形成对项目的总体评价。 05关注长远发展，重视慈善组织能力培养 特色募捐活动与产品的开发为慈善组织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方式，然而，慈善组织能否使用或用好这些机会，则取决于慈善组织自身的能力。为此，各平台在主管部门的倡导之下，更加重视基层慈善组织，并采取包括咨询、平台入驻、培训、辅导、技术、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来促进慈善组织尤其是中小型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养老、育幼等作为现代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部分进行规划布局，强调发展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规划布局表明，巨大的社会政策宝藏将要得到深度开发，公益慈善和养老、儿童、残疾人等项社会事业将要展示新的方向！ 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后，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社会政策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开始凸显，需要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慈善就是捐赠，而养老、儿童和残疾人事业都需要投入，这类社会政策怎么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呢？ 其实，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来看，西欧从二次大战以后就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建设福利国家，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又推进以养老服务为代表的、以人的直接照料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业，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又及时总结经验，认识到社会政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府财政支出，更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负担或束缚因素，而是具有生产性要素的功能，对于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等西欧国家兴起的社会企业运动，就代表了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转型的一种新趋势。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交叉与深度融合，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更为突出的成就。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尤其是2020年决胜扶贫攻坚的战略行动。在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下，动员各类社会要素，包括财政支持、对口帮扶、慈善支援等，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贫困人口通过网络化的系统支撑和社会参与而得到了稳定的生产与生活保障，从而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 我国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以及确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是不断开发美好生活的需要并生产出满足这些需要的新产品。毫无疑问，这类产品，与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不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服务类需求，包括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改善需求，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等！ 如果把美好生活的需求进行量化，不难发现，仅仅养老服务、大健康以及残疾人的需求，就需要上千万的照料护理和康复的专业人员，需要各类康复辅具的开发，需要社区设施的配套，需要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这些需求，如果稍微进行量化，就会发现，有着超过十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量级，也有着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养老助残的巨大内在需求，更有着相关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社会问题在这里转化成了产业发展的机遇，这正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更为突出的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资源日益丰富，仅仅是一些政策调整即可促成海量的产出。仅以公益慈善特别是志愿服务为例，如果能够依托社区建立起超过两亿人的志愿者网络，就可能为基层服务与治理体系的完善产生出极大的促进。至于款物的捐赠与社会企业的发展，当然也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而如果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则会促成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看到，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拓展社会政策，促成社会事业和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许多领域还缺乏系统的经验，特别需要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勇于探索，善于设计，反复试验，不断创新，从而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外公布。 《建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建议》提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这些关于慈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者的说法意味着什么，该怎么解读? 从社会保障到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的定位发生变化 《建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将慈善事业纳入第三次分配的这一提法，实际上改变了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定位。在此之前，慈善事业是被定位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的。 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外发布，慈善事业的发展被列入第七章“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第五部分“缩小收入差距”。 其中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但并没有提出第三次分配的说法。 其中关于慈善事业的表述是：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这一表述是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但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和目的并没有明确表述——虽然被列入了与分配制度有关的章节，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其定位。 随后制定的十三五年规划纲，其中第三十六章是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论述，包括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三个小节，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论述。 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论述出现在第六十四章“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具体表述为：大力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 这就意味着，在十三五期间，慈善事业的定位是“以扶老、助残、爱幼、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再进一步，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是对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延续。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同样是把发展慈善事业放在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章节中。 2019年，这一定位开始发生变化。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除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外，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这一提法在此次的《建议》中得到了延续，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一节中，再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从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到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和被重视程度无疑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发展慈善事业”之后的表述是“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等不同主体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投入相应地都将需要作出改变。 具体会如何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十四五规划的出台。 从参与到畅通和规范，社会组织等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建议》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畅通的前提是存在不畅通的地方，规范的前提是已经有不同的主体在参与。实际上，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在十三五期间就已经大量参与社会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十三五规划对这一要求进行了细化。其中提到的目标包括：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达到13%;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依法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完善公众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在此基础上，《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要促进街道(乡镇)服务管理创新，推动街道(乡镇)服务管理和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治格局。 具体来说，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到 2020 年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 6.5 个。大力推进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有效发挥其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和社会服务专业化中的作用。推动形成政策法规健全、参与渠道畅通、覆盖领域广泛、服务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截至2020年10月，我国社会组织已经超过89万个，已经接近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 6.5 个的目标。全国注册志愿者1.84亿人，注册志愿团体76.7万个，累计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5.4亿小时。社会工作取得长足发展，2020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突破60万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约419.94亿元;捐赠物资约10.94亿件;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345.19亿元;拨付捐赠物资约10.49亿件。互联网捐赠超过4200万人次。全国有20多万名社会工作者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提供服务，开通社会工作心理服务热线近4000条，热线累计服务200余万人次。全国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超过29.8万个，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584万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达1.97亿小时。 下一步要如何发展?《建议》给出了方向，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说明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还要进一步发展，作用还要进一步提高。 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在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已经在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一方面清理阻碍发展的外部因素，畅通渠道;一方面对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进行规范，使其有序发展。 社会工作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建议》中提到社会工作时的表述是：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这一表述表明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并没有提及社会工作，但最终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到了社会工作，具体表述为：大力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机制。 与此同时，从2015年到2018年，社会工作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依法规范发展社会组织，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依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发展。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从发展、支持到促进，逐步递进，推动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9年7月29日，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在民政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规模达到120余万人。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累计已有53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刚刚结束的2020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突破60万人。 2020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下一阶段怎么走?《建议》给出了答案。 《建议》提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意味着，一方面，原先不畅通、难以参与的社会治理问题，社会工作者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要更加规范，更有秩序。（来源：公益时报）

会议现场 2020年10月31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举行。我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腾讯基金会、新浪微公益、水滴公司、轻松集团、广州市慈善会、北京中银慈善基金会等多家网络募捐平台和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共60多人出席了会议。 郑功成主持会议 郑功成教授指出，慈善事业是有益于国、有助于民的社会事业，作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推进第三次分配、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社会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应当得到长足发展。而网络慈善以其超越时空限制和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移动支付捐赠的优势，已经成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慈善新业态，并对整个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全球慈善的发展贡献了有价值的中国样板。他强调，网络慈善的全面快速发展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慈善法》及相关法规政策的促进、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以及募捐平台与入驻慈善组织的不断创新，它使公众行善有了便捷的途径，进而使慈善事业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为我国慈善事业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石。他还指出，“互联网+慈善”作为慈善领域的新业态，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网络慈善规制不足，慈善组织、募捐平台、捐赠人、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不清晰，一些网络募捐平台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不够，有的网络平台将商业活动与互助或慈善活动交织在一起，相关部门对网络慈善的监管还缺乏有效协同，个人网络求助的法律边界处于模糊状态等。他建议，应当在《慈善法》中增加对网络慈善的法律规制，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具体化，转换政府职能并为网络慈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指定网络募捐平台等。他表示，只有全面认识网络慈善对我国慈善事业长足发展的巨大价值，才能形成有利于网络慈善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只有建立完备的网络慈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才能真正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发达的优势，在维护网络慈善健康生态的条件下促进平民慈善、大众慈善健康发展，进而使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获得大发展。 谢琼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向与会者发布了《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主报告的核心内容与基本观点。她指出，网络慈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以《慈善法》为依据指定募捐平台并为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活动是法定的慈善事业，而个人通过网络求助的行为则是超越这一范畴的网络慈善活动。在网络慈善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慈善法》实施前是平台自发开展募捐活动，法律实施后则对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募捐活动有了明确的规制，它标志着我国网络慈善开始步入法治化发展阶段，并在近四年间实现了相关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网络慈善资源动员能力持续增强、品牌项目影响日益扩大、参与人数与募集善款急剧增长等巨大成效，充分表明了网络慈善的创新活力、社会影响力与发展潜力。她同时亦指出，网络慈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法律政策规范不足、募捐平台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网上个人求助性质模糊、网络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及失范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对健全网络慈善法律政策体系、完善网络慈善监管机制、转换政府职能以提供便捷服务、提升网络慈善组织与募捐平台的专业化能力、理性引导网络募捐中的公众行为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斌发言 高静华发言 王海漪发言 课题组成员陈斌、高静华、王海漪向与会者分别介绍了“20家指定募捐平台发展报告”“‘99公益日’：中国网络慈善的盛宴”“水滴筹：一个有重要贡献又引发争议的案例”等专题报告的核心内容与主要观点。他们指出，20家指定募捐平台搭建起了慈善组织与大众捐赠的高效桥梁，在网络慈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并带动了整个慈善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而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更是起到了网络募捐综合平台的作用，水滴公司发起的“水滴筹”为解决低收入群体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指定平台、“99公益日”“水滴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方面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并强化法制规范与监管，另一方面亦应当看到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并以宽容之心支持其在不断规范中向前发展。 金锦萍发言 汪敏发言 课题组成员金锦萍、汪敏向与会者分别介绍了“网络募捐平台法制之失与完善建议”“个人网络求助及募捐平台的法律规制”专题报告的核心内容与主要观点。他们指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化，网络慈善也不例外，应当通过修订《慈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增加对网络慈善的规制，包括厘清网络慈善边界、对平台分类管理、理顺网络慈善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募捐平台验证之责、明确个人网络求助的法律属性、规范网络募捐行为、惩处网络募捐中的欺诈现象等，只有如此，才能为网络慈善提供相应的法律政策依据，进而促使网络慈善在法治轨道上长足发展。 葛燄发言 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认为，互联网与移动支付方式的发展为互联网筹款创新、相应法规的完善提供了底层环境。99公益日已经不是企业行为，其中的规则和理念已经成为一种行业行为和社会现象。她指出，对于未来互联网慈善的发展，有三方面需要不断加强：第一，所有互联网平台都需要提升数字化能力，捐款方、募款方均应当实现数字透明。第二，如果将公益视为一个产业，那么与其他产业相比，其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较弱，数字孤岛容易引发诸多监管问题。第三，希望在互联网慈善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建立起非官方打分的诚信体系，并将企业的诚信高低与可获得资源的多少进行匹配。 杨立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指出，网络募捐已经成为当前慈善事业的发展潮流，该报告对中国网络慈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他认为，大病医疗募捐主要分为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募捐、基于志愿互助精神的社区募捐以及基于媒体信息的社会募捐三种传统方式，而网络募捐目前面临数量急剧增长、个人关系网络决定募捐能力、同质化与标准化的募捐故事导致审美疲劳和个人同情心的消耗、竞争式捐赠与个人依附关系加强给捐赠人造成压力等发展困境。他建议，应当改变网络平台募捐的叙事风格，弱化竞争式捐赠与人身依附，实现去人格化、项目化，通过拓展业务实现适度盈利。 张朝晖发言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书记张朝晖指出，该报告占据了网络慈善领域的一个制高点，未来所有事业的发展都会建构在网络的基础上，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与网络高度关联。他建议，该报告可进一步完善关于网络慈善的定义，不仅要关注网络慈善的接受方，还要关注网络慈善的发出方，要从实现每一个公民有效社会参与的角度去思考慈善。同时，不能过多关注慈善募捐的环节，还应当重点关注慈善服务，以及慈善行为之后的民众心理等，希望报告可以增加国际比较的视角。 赵静静发言 水滴公司公共事务总监赵静静认为，该报告对网络慈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网络慈善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新业态，也是世界慈善的新样本，对网络慈善事业现在与未来发展给予了肯定。同时，针对互联网平台“信息孤岛”等问题的破解正在同相关各方进行积极的合作与交流，探索如何同低收入家庭更有效对接，整体工作任重道远但未来可期。她认为，明确监管对平台进一步发展是有益的，但考虑到法律完善周期较长，可考虑在网络平台后续进入网络慈善领域的相关规则制定方面下功夫。第四，针对大病医疗救助的相关项目已经启动，需在专项项目与力量有限的基础上，利用更为专业的力量开展大病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发展网络慈善事业。 王政发言 轻松集团首席战略官王政认为，在互联网慈善实践中，不应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他指出，“公益疲惫”、“信息疲惫”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当今较高的社会需求，同时也显示了救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互联网市场竞争的状态下，平台对于慈善的营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平台背后千人团队的运行可持续性值得思考。平台募集的基金仍远远低于个人求助的款数，这说明了民众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而水滴筹和轻松筹募集了大量资金，实现了精准救助。他强调，一些规定应当置前而不是滞后，尤其对于互联网行业的管理更应具有前瞻性。他还指出，诸如99公益日等活动应实现常态化，但当前存在许多程序化资源浪费的现象，平台之间应该实现信息共享、成立自律公约，才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张伟发言 广州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伟指出，广州市慈善会在慈善会互联网捐助平台的基础上发起了广益联募平台，该平台对于本地的中小组织、社区和个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表示，一些大型平台的筹款额度很高，但还有很多组织筹不到钱。他认为，网络平台更应该关注一些更小的、更基层的组织。他认为，一些小组织想和大平台合作是有距离的，例如网络平台曾经在各个社区推行慈善基金，但是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组织进行对接。他希望规模较大的网络慈善平台可以多关注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和个人，来增强网络慈善的实效性。 杨光发言 新浪微公益总监杨光指出，商业企业搭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社会合作带动自有产品与服务的发展，将业务更好地与公益相结合，形成服务公众、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良性循环。他认为，优质慈善项目的发掘需要较高的人力与技术成本，也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对项目进行打通和共享。他表示，公众目前对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的概念认知较为混乱，概念普及的成本也较高，尤其是网络舆情的发生会对互联网慈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而需要社会各界合力解决这一问题。 游祥斌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游祥斌指出，该报告填补了网络慈善领域研究的空白，明晰了网络慈善的概念，澄清了互联网慈善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他认为，网络慈善有三个特点：第一，企业主导。由此可能会带来隐形的垄断问题、资金监管的风险问题。第二，技术驱动。网络慈善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民众的参与度仅仅体现在捐款上，并没有接触到慈善的全过程。第三，传统的概念边界模糊了，比如慈善与公益、慈善与捐助、个体与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慈善与非慈善等，这会带来传统监管模式的改变。他强调，网络慈善各环节都需要进行监管，边界的模糊对监管政策与立法提出了挑战。 姚建平发言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针对报告内容发表了三点看法：第一，网络慈善兴起并发展至当前体量与规模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医疗保障制度仍然存在大病重病不能保、少数未覆盖群体不能保等方面的不完善，二是网络慈善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过去家庭亲友间的互助。第二，目前的网络慈善更多是基于过去亲友家庭等关系基础上的互助的延伸，并以网络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网络慈善本身具有局限性，网络筹款本质上还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身份的体现。 马剑银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马剑银指出，在《慈善法》实施过程中，公众的理解和配套法规存在问题。他认为，当前互联网募捐存在信息平台和服务平台两者功能混淆的问题，且民政部对信息平台的遴选机制存在改进的空间。他表示，如果99公益日等数据实现对外开放，今后可以研究以支付方式为核心的网络募捐服务活动，对公募权的管理问题也值得进一步聚焦探讨。 刘芳发言 中华慈善总会筹募部部长刘芳指出，网络募捐对于慈善机构的募捐方式、项目设计和运作体系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慈善组织对于网络的运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她认为，《中国网络慈善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会暨网络慈善研讨会搭建了一个学界和其他机构交流的平台。她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三方能够在共同发挥慈善力量、社会治理、第三次分配乃至整个社会道德引领的方面发挥作用，在对方向把握、公众引导、规则制定、项目设计以及网络慈善标准制定方面形成共识，并推动政策和法律的前行。 章高荣发言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章高荣指出，个人求助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容损害，但网络属于公共平台，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的主体。他认为，法律不仅应当回应公众的观点，还应当引领公众的想法。他表示，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网络慈善的捐赠主体分布与特征，需要研究网络慈善与传统慈善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思考网络慈善是否能够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传统慈善模式。 黄晓芸发言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黄晓芸指出，中国互联网与公益的融合发展给公益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意识倡导，网络慈善的发展也推动了公益行业的能力建设。但是，互联网商业背景引领筹款创新时，规则制定更多站在了用户的角度，因此可能会发生套捐等问题。她希望筹款发生异化时，平台还有学术界能够共同研究，解决公益行业的技术问题，帮助公益行业更好地发展。她表示，在制定规则时，应更多以促进社会信任为导向来建立激励机制，目前公益组织的能力与慈善发展还不匹配。 栗燕杰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栗燕杰针对报告内容提出几点思考：第一，针对网络慈善的内涵外延界定，未来慈善是否出现“泛网络”的现象值得关注，可以考虑以“互联网+慈善”替换网络慈善的概念。第二，在网络慈善中，政府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要警惕政府打着严监管的标准但不作为的问题。第三，该报告对网络慈善中的商业与社会创新机制关注较多，但是网络慈善制度，特别是顶层设计的立法完善在关注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注意避免被商业模式牵着鼻子走。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郑功成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网络慈善借助发达的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潮，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值得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他强调，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组织课题组开展中国网络慈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主张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改善政府监管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最终促进网络慈善的高速发展。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围绕网络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共同推动网络慈善事业健康、快速成长，并由此带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实现创新与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