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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由腾讯基金会、企鹅伴成长、腾讯优图实验室、腾讯云AI、腾讯云开发联合发起的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在三亚宣布正式启动。本次比赛以“AI，让美好现在发生”为主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三大公益机构联合，分别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适老化”无障碍设计、野生动植物保护三大公益场景为赛题，邀请参赛者使用AI技术打造公益小程序，助力解决三大赛题背后的痛点问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公室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总裁马剑，演员王丽坤，腾讯优图总经理、腾讯云副总裁吴运声，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企鹅伴成长项目总负责人毛晟斌，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林涛、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等嘉宾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大赛启动仪式。 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在大赛寄语中表示，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腾讯将开放多年积累的AI、云计算等技术平台资源，希望社会上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科技公益的行动上来，一起用科技和创意，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聚焦三大社会问题 用AI打造科技公益新模式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46%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不良网络信息，他们受到网络侵害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2.5亿，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他们在万物数字化的浪潮中时常无所适从。此外，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50年来，和人类共享地球的野生动物数量骤减三分之二以上，它们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威胁。 基于以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腾讯联合三大公益机构，正式发起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希望号召更多热心公益的开发者，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具备实用性和前瞻性的技术解决方案，让未成年人在互联网时代能安全、健康用网，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数字化科技生活，降低互联网等科技使用门槛，保护物种多样性，提升大众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参与度。 发布会现场，吴运声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走过了技术爆发的阶段，正在逐渐深入到产业，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助力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技术外溢带来的社会价值。优图将开放积累多年的AI能力，也希望更多的开发者和公益界的有志之士加入进来，努力用技术去做一些改变。 毛晟斌表示，科技在提升效率、解决社会痛点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在我们欣喜于科技发展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科技的力量和平台的优势, 解决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科技更好造福社会。希望本次大赛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舞台，给社会带来更多“科技向善”的信心和力量。 孙懿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创新挑战赛推动科技向善的落地，把对善的尊重和理解融入一行行代码、一个个产品、一项项服务，让看似冰冷的科技充满人性的温度，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有力量，让美好现在发生。 公益机构与明星齐助阵 呼吁关注科技公益 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本次大赛腾讯联合三大公益机构共同设计赛题，并邀请公益机构代表出席发布会，就赛题背后的设计思考进行分享。同时，邀请王丽坤、黄晓明、关晓彤和杨迪四位知名明星艺人担任公益传播大使。 第一个赛题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由腾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自2017年，双方就儿童网络保护项目展开战略合作，开展了很多的探讨和合作，比如儿童网络安全研究、公众意识提升。“通过此次挑战赛，我们联合腾讯，希望召集有创造力的开发者和其他人士，一起借助人人可及的科技的力量，为儿童提供更可靠的保护和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月表示。 第二个赛题为“适老化”无障碍设计，由腾讯与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发起。杨骅表示，智能化的世界和老年人之间就像隔着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却融不进。而“适老化”的理念，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认知水平、行动特点、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情况进行设计，满足老年人的产品使用和服务需求。 第三个赛题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由腾讯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马剑表示，现在国家把生态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提升生态保护领域的科技水平。“我特别高兴腾讯作为互联网科技公司能够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也期待此次公益挑战赛能够进一步发挥科技的力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解决方案，让更多公众一同关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发布会现场，王丽坤也分享了自己对科技公益的看法。她认为，人工智能与公益的结合，丰富了人们做公益的方式，可以不断拓宽公益的边界，也激发了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的信心。 持续落实“科技向善” 构建驱动型科技公益生态 一直以来，腾讯致力于发掘自身科技能力，不断探索科技公益实践。此前，腾讯优图实验室利用视觉AI技术，帮助找回多名被拐超过十年的儿童。腾讯天籁实验室将天籁AI音频技术用于人工耳蜗降噪，发起天籁行动，解决重度听障者“听不清”难题。 腾讯打造的智能视频分析解决方案，推出了“智能跌倒监测系统”，当系统发现老人跌倒时，会自动识别老人姿态，并自动报警，让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此外，腾讯联合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打造的“神奇雪豹在哪里”小程序，利用腾讯云小微AI知识图谱技术，根据雪豹动保专家经验，梳理雪豹动保的知识结构及体系，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雪豹的知识全貌。 2019年，腾讯正式升级发布了“科技向善”的使命愿景。今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正式发布科技公益计划，旨在通过搭建开放平台，连接技术志愿者和社会公益需求，共同推动科技公益事业的发展。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的发起，正是腾讯科技公益计划的又一落地实践。 充分开放AI技术能力和平台资源，呼吁更多的开发者和公益人士加入，用科技的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也许能发挥出更大的公益力量。这是腾讯对“科技向善”的又一次践行，也希望通过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打造更多的科技公益作品，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构建驱动型科技公益生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事业也抓住这个重要发展机遇，以法治为保障、以制度为根本，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健康发展，厚植发展优势、扩大规模队伍。五年来，全社会持续壮大善的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慈善社会工作形成了新发展格局。 这五年是突破跃升的五年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我国慈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依法兴善的新时期，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展慈善事业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贯彻落实慈善法，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让慈善行为、透明慈善、依法慈善、慈善激励有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则规范，基本构建了慈善事业规范发展的制度体系。 慈善法明确了志愿服务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在法律层面对志愿服务进行了系统规范。201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首部志愿服务专门行政法规《志愿服务条例》，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有了法治保障。志愿者注册、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志愿者统计等多项基础性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基本术语》等标准相继制定。天津、辽宁、山西、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西、宁夏、广东等10个省份新出台或修订了地方志愿服务条例，志愿服务进入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发展阶段。 社会工作法治化进程加快步伐，社会工作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国家法律。地方层面社会工作专门立法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等相继颁布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推进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助力心理健康服务、脱贫攻坚、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等专门政策相继出台。2016年，中央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集中破解制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壮大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瓶颈。2018年，出台《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构建完善了我国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法制、政策保驾护航，对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健康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打开发展新局面。 这五年是成绩斐然的五年 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7825个，净资产规模超过1900亿元；备案慈善信托449单，合同金额32.45亿元。互联网慈善发展迅速，2019年通过网络募集资金超过54亿元。组织开展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慈善先进典型的热潮。发布“中华慈善日”标志，该标志入选了“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这五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超过1.4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向社会亮明身份，为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方便。此外，单位和社区内部成立的志愿服务队伍超过77.8万个，全国志愿服务站达到11.7万个。这些组织和站点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广泛吸纳和团结凝聚志愿者，推动志愿者队伍规模不断壮大。2017年6月，民政部完成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升级建设，提供给各地各部门免费使用，为公民参与志愿服务、记录服务信息，志愿服务组织采集需求、发布项目，党政部门掌握志愿服务情况、进行数据决策分析搭建便捷平台。截至2020年12月5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1.92亿人，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47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6亿小时，实现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达到13%”的预期目标。 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广布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初步建立。截至2019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149万，其中，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人员53.3万人；在相关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开发设置44万多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发展了1.3万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设置了6.4万个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已有1100多家。 经过五年发展，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在多方面“提质增量”，参与主体、参与方式更多元，覆盖范围和人群更广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五年是守正创新的五年 2019年2月，民政部新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全国所有省级民政部门和大部分地市级民政部门都设立了相应管理机构。建立了慈善组织年报制度，制定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监督和处罚等机制，让慈善更加公开透明、便捷有趣，畅通了“全民慈善、全民公益”的路径。同时，激励和监管并行，呵护健康的“善时代”。 这五年，福利彩票发行管理进一步规范。建立完善了福利彩票管理制度，保障和助推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事业作更大的贡献。比如各地福利彩票机构积极开展公益活动，浙江举办“福彩暖万家 助圆大学梦”、广东开展2020年留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陕西开展福彩资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等活动，践行了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提升了福利彩票的社会形象。 志愿服务不断创新模式，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深入开展。倡导推广项目化运作、社工与志愿者协同、“菜单式”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互助循环等模式。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城乡社区、减灾救灾、禁毒戒毒、消防、文化、助残、扶贫济困等领域志愿服务发展，志愿服务从零星、分散到有组织、有规模，涌现出大量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品牌，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 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探索方面亮点纷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68个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220个示范社区和316个示范单位，为相关地区、行业和领域推进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了样板和参考。湖南实施社工“禾计划”，实现了全省1940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配备4000名专业社工，年均服务群众600多万人次；广东实施社工“双百计划”，建设407个镇（街）社工站，组织社工精准服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湖北实施“五社一心”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助力缓解新冠肺炎疫后综合征。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三社联动”、扶贫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社会工作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为国际社会工作贡献了实务经验和理论智慧。 “十三五”时期，慈善、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和危机干预，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疫后重建中凸显出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的作用。尤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各社会力量发挥资源、人力和专业优势，在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领域全面出击。从2018年起，民政部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和消费扶贫产品意向对接资金近340.2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国慈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慈善支出近500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67%。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慈善、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加入，有力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大局。全国共有5289个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开展了慈善募捐，累计筹集捐赠资金396.27亿元，捐赠物资10.56亿件。1000多万名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服务时间超过2.4亿小时。 “十四五”即将开启，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机遇下，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面临新任务、新要求、新责任，也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来源：中国社会报）

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上 ——“十三五”时期社会组织工作综述 “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工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在各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全国社会组织从2015年66.2万家增加到目前的89.7万家，较“十二五”增长35.5%；社会组织规范性更强、活跃度更高、作用发挥更大，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转变；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意识大幅增强；社会组织工作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是在国家层面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专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小节；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均对社会组织作出部署，极大推动了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 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组织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任务要求，对社会组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天津、山西、吉林等15个地方建立了党委常委或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牵头的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社会组织工作普遍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事项。 各级民政部门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充分利用登记、年检、评估、执法等工作手段，促进实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截至目前，2294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全部实现“两个全覆盖”；89.7万家社会组织中，党员人数超过152.6万人，党的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 对于不具备成立党组织的单位，各地也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党建引领。比如，北京市通过成立52家联合党委覆盖社会组织2973家，并已单独或联合组建党支部791个，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今年11月底，民政部为了提升社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创新工作机制，成立了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中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激发 社会组织始终牢记“四个服务”的使命任务，投身公共服务生产，有效弥补了政府和市场供给中的缺口。 在政府职能转移中，社会组织尤其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充当了承接人的作用。有关部委将“规划师职业资格认定”“化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等87个事项转移给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中国化学会等69家社会组织承担，服务了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增强了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服务功能。 社会组织还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向困难群众提供社会服务。以“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示范项目”为例，截至2020年，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5.8亿元，立项3429个，直接受益群众达1300多万人，服务涵盖扶老助老、关爱儿童、扶残助残、社会工作、救助扶贫、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六个方面。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改善公共服务的预期目标圆满达成。 公益慈善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共服务功能。“十三五”期间，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截至12月14日，各级民政部门认定和登记的慈善组织已达9703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3281家。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群众中进一步受到广泛接纳和认可 随着以微信为载体的“指尖公益”的传播，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深入，全社会普遍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友好、接纳、认可的氛围。 2020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战疫，全国各级慈善组织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约396.2亿元。重庆市有近1.3万家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占当地社会组织总量的72%。 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贴近百姓生活。民政部始终重视推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接连出台相关政策文件，2017年印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2018年召开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推进会，今年12月出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各地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思路，在工作中形成各自的特色亮点。 社会组织在积极参与国家扶贫战略中有效凝聚了力量、链接了资源。201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民政部配套出台一揽子文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志愿扶贫等重点领域扶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0年，全国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消费扶贫累计投入54.06亿元，实施项目90124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实施6948个，在挂牌督战县实施2740个；社会组织自身及引入各类资金投入总额达1245.18亿元，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投入518亿元，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投入46.24亿元，在挂牌督战县投入18.51亿元；受益人口达1.1亿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1282.81万人。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行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贡献进一步增加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成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十三五”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给出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截至2018年年底，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试点工作圆满完成。目前，全国7万余家行业协会商会中，67491家已基本完成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脱钩改革为行业协会商会更好服务行业创造了条件。过去五年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累计参与制定2499项国家标准和364项国际标准，公布2996项团体标准和2066项行业自律制度。全国7万余家行业协会商会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社会组织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作出突出贡献。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86.6万家，形成固定资产约3889.1亿元，年收入约4704.9亿元，支出约4985.3亿元，吸纳人员就业1009.2万人，比上年增长5.8%。 五年来，社会组织内外部环境进一步实现系统性优化 “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务院出台《志愿服务条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并将《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纳入立法工作计划；民政部制定社会组织信用管理、抽查检查、登记评估等配套政策。所有这些法规和政策，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 各级民政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得到显著净化。2016年以来，民政部本级作出行政处罚80件，没收违法所得1800余万元，连续6批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300多个，持续曝光13批1287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在与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中，全国共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1.4万多家，有效挤压了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的清理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成绩斐然。以北京市为例，2020年对698家市级行业协会商会通过调整会费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2.28亿元。 社会组织登记机关优化投诉举报受理工作流程，开通线上线下多种举报途径，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建成并启用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系统，年均处理投诉举报线索2000余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社会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民政部先后推动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等上线运行，有关数据和信息每周一次向“信用中国”推送，并与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联动。以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平台为例，2019年归集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5945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357条。 在税收优惠方面，积极推进出台公益性社会组织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政策。在人才保障方面，《关于加强国际科技组织人才培养与推送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先后出台，成为助力社会组织队伍迈向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措施。 展望“十四五”，社会组织将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继续承担重要角色，发挥更大作用。（来源：中国社会报，特约通讯员  赵宇新）

10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对慈善法实施4年来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为了更好厘清慈善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2月13日，“慈善的法治与治理”高端论坛暨第四届慈善法律与政策研究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办。来自学界、公益慈善界、媒体、政界的近90位嘉宾，主要围绕何为法律中的慈善，以及作为组织法的《慈善法》、作为财产法的《慈善法》、作为行为法的《慈善法》、作为促进法的《慈善法》怎样立法展开探讨，并对《慈善法》未来的执法和修法提出建议。 对于会上提到的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存在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众参与捐赠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捐赠文化，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的惯例和环境，这部分主要是由政府和党来主导，而公益又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公众就没有自觉参与这个舞台的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提出，要正确认知社会保障与公益慈善话语制度的关系、在合法性审查的体系里处理《慈善法》和其他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确立法律界限，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慈善组织治理体系。 加快确立《慈善法》公益原则 自2016年《慈善法》颁布以来，慈善组织开始有了自己的登记和认定规则，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申请成为慈善组织，但法人证书对“慈善组织”的一纸认定似乎未能给相关组织及当事人带来清晰的认知。 对此，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芳指出，在对慈善组织进行登记时，工作人员只是根据民政部相关文件对提交上来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宗旨和业务范围属于《慈善法》第三条的规定后便予以登记，对确认标准的具体含义并不了解。于是会有区一级民政局的官员向我询问：“登记证书上已经加了‘慈善组织’，我们是不是一个慈善组织？” 在李芳看来，这与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标准没有得到确立有关，公益性标准指的是《慈善法》中慈善活动所具有的共性。慈善组织既从事慈善活动也从事收益性活动，由于没有界定公益性的清晰标准，导致了上述的混乱状况。 除此之外，这也导致了慈善组织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判断之间的混乱。我国税收政策（《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事项的公告》）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界定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标准的，而非慈善组织也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此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能不是慈善组织；反过来，由于慈善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判断标准不同，一个慈善组织也可能不是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资格与免税资格具有统一性才能准确识别慈善组织。”李芳说到。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鑫表示，强调慈善具有公益性，一方面可以区分哪些是法律中的慈善、哪些不是法律中的慈善，另一方面可以促成慈善活动能够获得税收等一系列优惠的正当对价。 培养公众自觉参与互联网捐赠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研讨会上，作为中国慈善募捐新事物的互联网募捐也被屡次提及，此次执法检查也对下一步加大互联网募捐的发展进行了鼓励。 互联网募捐在近几年迸发出了新的活力，据统计，仅水滴筹一家个人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从2016年7月到2020年5月的筹款总额就已突破300亿元。但据2020年《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平台募捐额只占社会捐赠总量的4.1%，在总量上仍不占优势。 对此，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志云认为：“互联网捐赠看起来已蔚然成风，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小比例的构成，未来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上。” 据王志云在公益界近几年的观察发现，公众参与互联网募捐还存在着退捐的情况，而个中理由让人啼笑皆非。“这折射出来的是目前公众参与募捐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感性和冲动的阶段，这样的募捐常常会带来后悔的举动。” 为了研究公众参与募捐的路径和过程，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制作了公益参与模型的螺旋金字塔，发现公众的参与是一个慢慢进入公益场景的过程。公众需要通过进一步持续参与、进而能够影响他人，最后表达出自主参与的意愿，甚至跟他人、其他的社群或组织来完成共创。 对于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王志云表示：“现在很多慈善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仍然不足，尚没有办法有效告知公众参与募捐的原因、参与之后对公益本身的价值以及怎样获得正向鼓励。” 此外，过多的表彰先进人物、树立典型等举动也会让公众产生“公共事务与自己无关”的观念。“表彰先进人物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人进行区分，让公众对做好事有一个要么高尚要么不高尚、要么是英雄要么是普通人的截然对立的概念，因而公众会认为高尚的事应该由高尚的人做，跟自己是没关系的。”陶传进说。 因此，要让公众具有公民意识、公共精神，则需让公众逐渐参与到公益事务中来，陶传进在采访中指出，在淡化英雄典型的树立及让政府减少过度干预的同时，促成民众有更多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机会，并形成相互认可，最终会让社会编织起一个大舞台发挥力量。（来源：华夏时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陈柯宇）

最近几年，“产品化”“产品思维”“规模化”“效率”等商业名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益人的眼前。公益产品化似乎成为一种潮流，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争论与困惑： 公益项目真的需要产品化吗，公益产品又该如何打造?公益产品和项目之间是什么关系?团队架构需要调整，规模需要扩充吗?如何避免失败，失败了如何应对…… 12月11日至12日，在“看见不完美”公益项目产品化行业研讨会上，来自佰特公益、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慢学校、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等教育类公益机构，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悦享新知等支持性机构的实践者，分享了各自试错的过程，展现了探索路上的那些不完美，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一起来看看产品化的路上都有哪些“坑”在等着，如何跳出这些“坑”吧! 趋势初现 2013年以来，随着社会组织支持政策的不断出台，公益行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募集的资金在增多，项目规模在增大，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期望扩大项目覆盖范围与人群，大规模地解决解决社会问题。 以教育公益为例，“由最初传统的资金和物资的援助，慢慢地发展到以助学扶智为主要目标，并且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教育公益项目的态势。”佰特公益执行总干事陈潇斐表示。为了实现扶智的目标，很多教育公益项目开始研发课程、教材、工具并推广到学校中。 “一开始我们其实没有想过规模化。因为规模化其实跟我们当初创立歌路营的初衷是不太吻合的，规模化所需要组织能力和资源其实在当时是我们远远的不能承担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做了呢?当我们看到三千万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放手一搏勇敢去做。”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产品经理李进表示。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产品化是有必要的，在公益行业里面其实是一个趋势，它可以让一些好的项目迅速的规模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合作部主任汤后虎表示，“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机构都是要去尝试”。 2016年，南都公益基金会更是推出了中国好公益平台，通过资源链接、能力建设、品牌推广、经验分享和落地对接的形式助力公益产品进行规模化。 “我们对公益产品的界定，主要是针对特定的深度问题和人群需求提供具有较高标准化程度、可复制并且有可持续资源模式的解决方案。”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杨丹表示。 “佰特公益、歌路营、童萌等都是从各自服务的对象出发，运用产品化思维不断打磨和迭代各自的项目，同时不断吸引更多的资源共同关注并致力于其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杨丹强调。 遍地是坑 虽然趋势已经显现，但要实现从项目到产品的转变，对公益组织来说并不容易。实际上，掉进“大坑”里的机构不在少数。 佰特公益成立于2009年，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他们研发了阿福童财商课程，并一步步从城市推广到乡村。 “走过的路径和一般的教育公益项目是一样的，开始要做教师培训，然后学校去开课。培训了大量的老师，但转化率不到10%。”佰特公益儿童事业部总监唐薇回忆道。 随着人们对财商教育的认识慢慢改变，愿意接受阿福童课程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普及财商教育，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进来，佰特公益开始了公益产品化的探索。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自主游戏体验财商知识和技能、提升财商意识，同时不增添老师的负担，2017年，一款名为阿福童奇乐小鸡的桌面游戏被开发出来，原本想着能够大规模快速推广，结果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筹款部门认为需要增加培训、课程等配套内容，以便筹款;项目执行人员需要安排相关课程的教师培训;而项目学校老师把这个课程当成负担，并没有足够的需求;第三方评估水土不服…… 结果为了推进各自的目标，部门之间常常会产生争议，“吵架的记录历历在目。”唐薇表示，这个产品研发的初衷是符合产品思维的，但在筹款、执行等步骤时又变成了项目思维，也就是当小鸡桌游这个产品变成小鸡桌游项目去时，大家更多去关注资方需求、项目指标，而用户——老师学生真实的需求就被忽略了。 须转变思维 问题出在哪儿呢?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合作部主任汤后虎认为，公益组织在进行产品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产品是商业概念，迁移到公益领域，要有一个知识体系转化和能力建设的过程;二是机构需要明确是把产品化作为工具还是理念，以作出相应的调整;三是产品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设定阶段目标，不能把终极目标作为当前目标。 那么，如何去打造优质公益产品呢?悦享新知创始人高瑞表示，要有产品思维，一是要识别用户真问题正需求，是在什么场景下的什么问题;二是匹配用户需求的产品价值主张，用什么方案为用户创造什么价值;三是假设验证，进行效果衡量，了解用户用没用，用了有没有效果;四是数据指引下的优化和迭代，持续更新用户认知，进行优化改进。 有了产品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大规模推广，“一个好的产品不是投放市场就天然可以获得成功，还需要有一套运营支持的体系。”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CEO陈丹强调。 “我们把公益产品送到服务对象的时候，不应该是一个结束，而应该是一个开始。什么是好的公益产品?我们应该把公益产品作为一个窗口，用户使用这些产品不仅能解决问题，还等于接受新的方法，并感受新方法背后新的思想，最后他可以去运用这些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尝试解决自己更多的新的问题。”慢学校创始人安猪强调。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在这一过程还不断面临着取舍的问题。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你我伙伴)董事长兼中心主任张耀华表示： 第一，对于目标要有取舍。是为了机构筹到更多的钱还是让更多人受益，是要机构规模不断扩张还是让合作伙伴影响力更大?选择了其中一个目标之后，就要让度一些非核心目标利益。 第二，是产品方面的挑战，要平衡标准化和专业质量之间的矛盾。规模化要求产品简单、便捷、易上手，但合作方会不断提出专业质量方面的要求，而且需求在不断变化，产品需要不断迭代。 “产品不仅指产品本身还要包含用户使用流程中的一整套服务方案，包括产品利益相关方的倡导和说服话术，教辅和周边材料，培训服务数据服务，监测评估服务，客服……”张耀华强调。 新生与未来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线下公益项目无法实施，引起了行业的反思，也重启了佰特公益等机构的产品化之路。 “疫情开始以后，孩子都回家了，我们的课程是通过老师给孩子的，当我们够不着用户时怎么办?”唐薇反问道。 在这种背景下，二月份，佰特公益的运营部开始牵头，“因为他们能抓住老师，开展了需求调研，询问可以给到什么样的课程，能够支持孩子在家探索。”唐薇表示。 三月份，佰特公益的产品部成立了，“我们做了整个部门架构的调整，开始慢慢形成产品部规划整个产品节奏，分析产品走势，运营部提供数据，根据这些来协同整个部门的发展。”唐薇强调。 部门架构的调整改变了以项目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开始以产品为中心。产品部负责市场研究、产品定位，定出一系列的市场策略。根据市场策略决定运营、渠道、研发、项目、筹款部门的工作。 在看到公益机构纷纷推出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课程后，佰特公益迅速分析各家课程的优劣势、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准产品定位，随即研发推出了“阿福童大战病毒”的三期课程，并在第二期把财商元素融进去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课程在第三期推出前，用户数量开始减少，产品部判断该产品生命周期有限，就及时终止了这一产品。但这个产品为后续的长线产品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在终结“大战病毒”产品时，紧接着于三月份又推出了新的产品——阿福童农场保卫战。这是一款以故事、游戏、实践等多元形式帮助学生改正不好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习得自我管理能力的产品。 这个产品推出时反复研究了孩子停课在家的状态，分析家长、老师的心态，同时与教育系统铺天盖地的网课打了时间差，再经过运营部精心策划的线上发布会，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甚至家长的喜爱，相关课程视频发布后，“我们的公众号从之前一二百的点击量一下突破上万。当时疫情期间整个部门全部在家办公，但是大家像打鸡血一样天天加班。这个产品让整个团队都很有成就感，那种市场的突破让我们感到意外，产品准确的击中了一些老师和家长的痛点，这个产品的市场定位是非常准的。”唐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运营活动，组织线上Party、线上交流会、进行线上答疑、六一快闪等，促使老师去督促学生继续这个课程。 每周一期课程结束后，后台的大量数据就产生了，有多少人参课，多少人打卡，哪个区域的打卡率高，哪个区域的打卡率低都会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用户数据，我们再调整市场策略，设计新的运营活动。”唐薇表示。例如，在5月份，根据一些地区学校恢复开课而一些学校没有开课的情况，就研发了从家庭版到学校版的衔接版本。 目前，佰特公益的阿福童课程已经形成了从桌游、挑战包，网课、线下课程，到行为银行、概念学校逐层进阶的产品矩阵。同时，用户运营的步骤被进一步明确，首先是在用户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用户分层，再通过活动设计增加粘性，对用户进行激励以增加其成就感，更进一步是推动自主机制的形成，帮助用户持续成长，同时降低运营部门的成本。 产品化的路径已经被佰特公益初步摸索出来，但要继续深化并不容易。唐薇表示，两大难点需要克服，一个组织架构的调整，对每个机构来说都是大动干戈。“佰特公益建立了产品部、运营部，研发、培训等融入了产品思维，但尚未实现品牌、筹款部的打通。”另一个是人才缺乏，需要懂教育、公益、商业……“把产品思维融入到我们的大脑去做事情，可能我们离产品化就更近一点了。”唐薇强调。 尽管公益项目产品化的推进还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已经看到一定成效的公益机构不会止步。在佰特公益等机构的推动下，一个开放、平等的交流共创平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分享推进产品化工作的经验，取长补短，共创更好的产品化模式。只要不断跳过那些“坑”，公益项目产品化的进程将不断加速!

对于主要依靠捐赠来开展活动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筹款是机构的生命线之一，由此带来了机构对负责筹款的人的重视。 如何才能让具有筹款能力的人加入团队、留在团队，并积极开展工作？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薪酬，要提到筹款额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公益筹款人是否可以按照筹款额拿提成呢？如果不能，应该如何设置筹款人薪酬体系与激励机制呢？ 12月4日，在由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承办的2020年第六届公益筹款人大会上，围绕“如何合理设计筹款人薪酬体系与激励机制”这一主题，与会的人力资源、财务与法务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谁是公益筹款人？ 筹款人，从字面来理解，是指负责筹集资金的人。不论是商业公司，还是社会组织，都需要筹集资金，也就都会有筹集资金的人。 在公益慈善领域，这样的筹款人有哪些呢？《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2019年修订版）对此进行了梳理。 该准则将筹款方主要分为四类：负有筹款职责的组织或项目负责人、筹款团队的全职工作人员、筹款志愿者，以及为公益慈善筹款提供服务支持的筹款公司、咨询公司和互联网筹款平台从业人员等。 对于公益机构内部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设置了负责筹款的专职人员。 “判断一个机构需不需要增加筹款人，首先要确定的是增加什么样的筹款人，因为每种类型的筹款人是不一样的，初期阶段通常都是由机构负责人做筹款，主要是筹大钱；但是如果机构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之后，可以开始做一些公众筹款的布局的话，就需要有公众筹款部门。”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表示。 “我估计每年至少筹款额要在差不多1000万元左右才有必要设立专职的筹款。”君合信服务机构创始人、资深会计师胡绵鹏表示。 “筹款应该是每一个做公益的人应该有的观念，不是说筹款人要做筹款，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国际注册筹款人职业认证委员会CFRE国际理事成员Vincent Law强调。 为什么不能拿提成？ 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的公益筹款人，为公益组织筹集资金都是其重要任务。那么，他们可以像商业筹款人一样，按照筹款额的百分比提出经济报酬——也就是拿提成吗？在当下的中国是不可以的。 首先，我国的法律、政策是不允许公益筹款人拿提成的。 200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提供公益捐赠回扣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不得在接受的公益捐赠中提取回扣返还捐赠人或帮助筹集捐赠的个人或组织。 2016年，《慈善法》通过实施。《慈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如果你是以捐赠款为基础，按一定比例给员工提成，给捐赠人返还，给帮助筹资的人佣金或回扣，都可能构成私分、侵占、挪用。”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理事林文漪强调。 “我们是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科学地设计绩效工资薪酬结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你筹一百万我给你一万块，这是违反法律，更是违反筹款伦理的行为。”林文漪表示。 其次，公益筹款人拿提成有损害机构的长期利益风险。 林文漪认为，这事实上是在鼓励把个人利益和短期目标放在长期慈善目标之前，会损毁机构在捐款人当中的信誉。 “我们不赞成提成是因为我们认为提成会影响到捐赠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Vincent Law强调。 他表示，商业筹款自己就是受益人，但是做公益受益人是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商业筹款主要是交易性，公益筹款重要的是“改革性”，改善社会的现状。拿提成则会改变这种关系。 再次，公益筹款人在筹款中的贡献并不能简单的按比例衡量，拿提成在现实中难以操作。 例如，某基金会接到企业打电话有意向捐赠100万元，接到电话后，秘书长和企业谈了三轮，捐赠确定用于基金会的品牌项目。 墨德瑞特联合创始人刘晓雪表示，在这一过程中，有好几个产生筹款业绩的要素：第一个是长期积累的品牌和口碑，因为这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慕名而来的。第二个是秘书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第三个是筹资团队及项目团队，因为这100万善款后续将由项目团队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这100万的善款要论贡献的话怎么论？如果单纯以提成的方式做薪酬或绩效的分配，就很难有相对比较公正、公允的说法。”刘晓雪强调，“这种提成方式忽视了其他部门、团队、人员的价值，使机构发展畸形和不可持续。” 要跳出提成看筹款和薪酬 薪酬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公益组织不能给机构里负责筹资的人提成，那么他们的薪酬体系应该如何设置呢？ 刘晓雪强调，要跳出提成看薪酬和激励。薪酬和激励的目的是使雇员采取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每一个组织的目标是多维度的，筹款只是其中一个目标，除非一个组织目标就是筹款，而且就是为了挣钱快钱式的筹款，不考虑明天的筹款，否则单纯的提成制一定会对组织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薪酬设计呢？刘晓雪表示，先要了解薪酬起到什么样的功能，薪酬不仅仅是激励的作用，实则它有四大功能： 第一是吸引功能，使人愿意进入到机构中，决定了社会组织能够招募到什么样的人。 第二是激励功能，使人愿意进一步地工作，把任务完成，做得更好、更多。 第三是导向功能，使人按照机构希望的方向发展，除了业绩，还有很重要的价值观、能力发展、责任承担、行为规范等。 第四是保留及效率功能，薪酬也不是越高越好，合理设计薪酬结构，使得整个组织的效能更大，才是主要目的。 “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在考虑薪酬激励及绩效时，一定不是个短期视角，提成就是个非常短期的视角，对于公益组织而言，我们是要基于更加长远和系统的视角看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能够吸引、保留人员的薪酬体系。”刘晓雪表示，“对于筹款人的激励，长远的薪酬体系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警钟长鸣。” 整体来说，可以关注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这个岗位对于机构的重要性，究竟承担多大的责任，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要求。第二个视角是市场平均薪酬水平，市场上对于这个岗位的价值认定。 “目前市场上筹款人员相对来说比较稀缺抢手，所以有的时候会为了更好地吸引市场上的人员，筹资人员的薪酬变得相对来说更加高一些，这也不能说不公平，因为有个市场比较的维度。”刘晓雪表示。 此外，还要看机构能够给出多少钱。“激励不只是通过薪酬来实现的，实际上要想实现更高的激励，还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事，做的事跟机构的人是否有共鸣，有时候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个更好的激励，当然也不能少了薪酬这个部分。”刘晓雪强调。 如何设置绩效工资？ 2016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社会组织对内部薪酬分配享有自主权，其从业人员主要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薪酬一般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和补贴等部分构成。绩效工资应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科学评价不同岗位从业人员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 对于公益筹款人来说，绩效工资如何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又能规避与提成有关的弊端呢？ 林文漪认为，可以鼓励非营利机构将绩效工作跟募资计划整体执行联系起来，加入筹资额以外的考量，比如说，开发了多少捐赠人，维护了多少捐赠人，捐赠人的流失度是什么样的，在整个机构里的捐赠管理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筹款的内容和工作是不是符合机构的整体目标实现，“这些是既合法也是监管机关、行业喜闻乐见的一种薪酬激励方式”。 刘晓雪则表示，可以通过目标设定及目标实现程度来进行绩效奖金的关联。她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指标：绩效指标可以分为结果性指标、过程性指标、效果性指标和关联性指标。 结果性指标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比如筹款金额、笔数、新增量、活跃度、留存率等。 过程指标就是拜访次数、联络沟通次数，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过程当中的绩效管理。 效果性的指标包括重复捐款次数，筹款人推荐捐款的数量及金额，筹款人的主动传播量。效果层面上的指标，指向的是机构是否把捐赠人发展成了更加持续的筹款队伍，也可以判断出是否形成了有黏度的筹款人体系。 关联指标是有的机构会在设定项目指标的同时还设定筹款指标，目的是让项目人员重视筹款。有的机构还会给筹款人员设定项目完成度指标，这么做起到的相互关联作用可以协调筹款和项目。 个人筹款贡献和部门团队、机构间的关系问题，则可以通过个人、部门及机构之间的绩效等级及奖金系数的方式实现。根据机构目标达成度确定整体奖金，再根据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表现核定相应系数，最终可以得出个人的绩效奖金值。既平衡的个人贡献，同时也关联到机构目标。 “要根据绩效水平和能力表现决定绩效奖金，为公益机构建立更加可持续的筹款队伍，并且生成更加可持续的筹款能力。”刘晓雪强调。（来源：公益时报，作者：王勇）

编者按 ：2013年，轰动一时的“素媛案”推动韩国国会通过“赵斗淳法案”，强化了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的监管措施。最近，该案罪犯赵斗淳出狱一事再度引发关于“如何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的热议。   而在中国，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扩大了“强制报告制度”制度主体、报告情形与接报部门的范围，同时逐步开始落实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查询系统，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在南都观察“谁来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沙龙上，童小军、张雪梅、佟贞贞三位嘉宾就未保法的新举措展开讨论。 南都观察 ：大家提到比较多的强制报告制度，它是一种责任倒逼机制，现实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之后有很多恐惧或担心，往往会隐瞒，老师和家长有时候也不能很好地应对，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家长、学校各种机构甚至互联网公司等等这样的主体都有报告义务。 对此我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障这些报告责任主体能够落实这项规定？我们知道反家暴法也有相关规定，反家暴法已经实施四年了，其中有涉及到侵害儿童的规定，它普及、实施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能借鉴到新未保法上来的，从而确保制度落地生根。 此外，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强制报告就意味着公开，会不会对受害人造成压力或伤害？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体系怎么做，这方面有没有更好的操作上面的回应？    张雪梅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我曾跟踪了六年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其中一个重点研究的指标就是谁去报案。在六年将近700个案件中，我们发现报案人中有教师、医生、村居委会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等，还有民警在日常走访中发现情况的，这些所占的比例大概是10.03%，这是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前得调研。未保法修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后这个比例应当会得到提高。 从国家法律层面看，反家庭暴力法是第一个确定强制报告制度的，但报告的情形只限于遭受和疑似遭受家暴的情况，而这次未保法把报告的主体、报告的情形还有接报的部门都扩大了。 如何鼓励报告责任主体去报告，我觉得这是今后我们推行这个法的实施中要考虑的，不仅要落实法律规定，还要采取其他的保障措施。在实践中我们多次接到过咨询，无论是在未保法修订以后还是此前，其中有教师、心理咨询师，也有社区工作人员。 在这些我接触到的案例中，无非有这么几种困扰他去报告的因素：一是观念，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二是担心报告以后会导致孩子的隐私被披露出来，孩子的绝对隐私可能被社会公开化，毕竟社会大众，包括现在的司法程序都还不能确保孩子能够完全免受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担心报告以后引发一些纠纷矛盾波及自己，或者说怕被打击报复。 实际上针对这三种情况，未保法可能没有规定得这么清楚，最高检等9部门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规定了以下几种措施来鼓励具有报告义务的人去报告：第一种是保护措施，报告的时候对报案人的信息给予保密，这是对报告人的一种保护措施；第二，如果你报错了引发纠纷或诉讼，报告人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陷害是另当别论，一般情况下为了鼓励报告人积极报告，规定了保护措施，也规定了如果引发纠纷不承担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工作单位的责任，比如老师或者家政服务员要去报告，他所在的家政公司或所在的学校不让报，这种情况下要追究学校或者家政公司相关主管人员的责任，强制报告的主体一方面落实到工作单位，另一方面落实到工作人员。 总之，有报告义务的主体要知道，我们去报告是落实法律规定，当然我们在落实法律规定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纠结，比如孩子可能会遭受二次伤害，隐私可能会被披露，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是两码事。我们履行法律规定去报告，一方面可以及时制止有关的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遏制犯罪的继续发生，保护更多的孩子，尤其像虐待、暴力、性侵这些伤害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会不断升级。如果你发现了不去报告，不利于遏制后续的犯罪，所以为了保护更多的孩子，该报告一定要报告。 另外是如何保护孩子隐私的问题，当然现在国家法律，包括司法实务部门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避免被害人二次伤害的问题，像这次未保法就规定了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或暴力伤害的案件中，公安机关询问时要遵守一些规则，比如要一次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尽量减少反复询问，以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同时未保法还规定了隐私的保护，相关意见里也规定了，禁止强制报告的主体、接报的部门等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形式传播案件的信息资料和儿童的个人信息。 在司法程序之外，还要给孩子提供多种多样的多专业服务，这点特别重要。除了法律上的需求，孩子还需要心理的帮助、教育的帮助、情感的恢复等等，这些在实践中都已经开始做了。对于有报告义务的人，不要在法律规定和孩子隐私被披露、二次伤害的问题之间纠结不下，一定要履行法律规定去报告，同时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做好后续的多专业服务和司法程序的保护，避免二次伤害。  佟贞贞 （国际救助儿童会（英国）北京代表处儿童保护项目主任）：确实根据我们的调研，虽然反家暴法实施了，也有强制报告的规定，但知晓度相对比较低。在实践中，法律是有规定，但可能因为各个部门的内部流程并没有依据法律去做调整，所以在报告的时候面临很多挑战。 比如有的医生并不知道什么情况要报，应该报给谁，这些都不是特别清晰。往往是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医生觉得孩子的状况没有办法不报了，他们才采取了看上去有点超常规的手段报给公安。我看过一个医生报告的案例，孩子被虐待导致的伤非常严重，我觉得伤到那个程度都不用强制报告了，任何人都会报了，但孩子在这之前肯定有过多次就医，医生早就应该报了，但可能因为医疗系统内部的规定没有那么清晰，还有跟他作为医生要保护患者隐私的原则有点冲突，所以就没有早点报。 当然，最高检联合9部门发的意见给出了更多的关于隐私、对于报告人保护方面的条款，之前没有更明确的支撑政策和意见，导致医生、社工等相关群体有一定的顾虑。 谈到隐私和舆论氛围的问题，我们也号召媒体有一个行业自律或者规范，比如在报道青少年遭受侵害的案件时，我们首先是要保护隐私，能够导致识别出具体儿童的信息不能报；此外没有必要对受侵害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怎么预防和支持上。 童小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报告责任主体的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包括意识提升、责任感增强以及他对要报告现象的识别和辨识的能力，然后是报告的程序，要完善报告制度，前面两位老师都提到了报告人的担心、犹豫，我们整个制度也有责任和义务去解除这样的担忧。  南都观察 ：我们在教育和普及这方面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在现实中能感觉到远远不够，专业人员也是不足的，比如要求女性的警察来问询，但要是没有足够的人员怎么办；或者需要心理咨询支持服务，但心理服务本身在我们国家就比较欠缺。对于这些不够的部分，即使有了法律，也还需要做很多软性工作来改善社会环境，教育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需要怎样的更持续的教育？    童小军 ：新未保法的修订通过，未来的实施以及整个保护制度的建设，其实要求这个制度里面的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我通常有一个词叫“打人民战争”，即保护未成年人，一定要人人都动员起来。 首先是广泛的宣传，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来宣传未保法，且这个宣传除了一般倡导性的内容外，更应该注重可操作性，比如佟贞贞讲到整个儿童保护的工作聚焦在保护儿童免遭忽视、虐待、剥削、暴力等等伤害，这样的内容需要跟各行各业的所有普通人联系起来，也要和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这些人的工作联系起来，要让这些人了解，在他的工作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形就应该来报告，还有这种情形属于哪一种伤害。 我们今天讲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讲了国家监护、家庭监护，最后又落到了保护儿童免遭伤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清楚，这些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国家监护和家庭监护以及保护儿童免遭伤害这三者是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弄清楚的，我直接说结果：它们就是一回事。国家监护实际上就是为了保证孩子们免遭在家庭以及任何场合下的人为伤害，各个部门都有应该履行的职责。 首先明确这一点，其次社会需要去宣传这些伤害的日常化现象，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大家都知道首先自己不要这么做，从我做起，我绝对不能有这些伤害孩子的行为，再者是让大家了解旁边的人如果有这种行为，我应该怎么反应。对此，要有大量的持续的宣传。 ▲ 2017年11月，携程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儿童保护”这一话题被人们再次热议。  还有专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的培养。比如受到了侵害，不管轻度的还是重度的，对孩子都有创伤影响，所以接触到儿童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懂对创伤的疗愈才行，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很弱，对此我建议在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的高等教育项目里，应该专门培养能够完成儿童保护服务的社会工作人员，或者加入此专业方向的课程设计以及实务训练的方向，应该把这个做起来。 另外还有许多人，虽然他不是做专门的儿童保护工作，但是他跟这个工作特别相关，那他也要得到儿童保护相关的训练，比如我一直认为幼师和师范院校的课程里都应该加一门儿童保护的课程，至少让这些老师们在他的训练里就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之前有很多案例都是老师直接伤害孩子，且自己还不自知，还分享到网络上等等。所以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作为老师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还要明白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报告以及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觉得宣传教育应该分三类，一是对普通公众的持续大量的可操作性的宣传；二是对专业人员的专业训练、专业课程的设置和专业体系的建设；最后，对于跟儿童保护有关的主要责任主体，也要在他们的专业和日常工作的培训里，把儿童保护内容作为必需元素加入进去。   张雪梅 ：我觉得现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观念意识的问题，看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基本上所有能密切接触到孩子的人员都是主体，不只是司法人员，我个人观点是凡是有报告义务的人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发现或怀疑有伤害孩子的情况，就要积极勇敢地拿起电话报警，应该让大众有这样的观念意识的突破。 当然专业的培训非常有必要，随着未保法的实施，还要有相应配套制度的跟上，帮助报告的主体了解如何从孩子身体的指标、行为的指标上去识别侵害、识别暴力，也是提高其报告能力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要从报告意识、报告能力、报告人的保护保障三方面多措并举来落实这个报告制度。      童小军 ：有时候我们也说在报告这个事情上，宁愿错报也不要漏报，确实需要大家广泛动员起来，对于儿童伤害尤其是性侵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宣传，很多人并不了解遭受性侵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有的孩子回去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从来引不起家长的注意，意识的改善和能力的建设真的很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去开发和使用各种各样的有效手段。 南都观察 ：我们知道欧美一些国家的强制报告制度也非常重视施害人出事之后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和心理治疗，新未保法里也提到了对施害人的惩戒，但是没有特别重视怎么样把施害人矫正过来，张雪梅老师分享的时候提到了一项很创新的措施，就是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查询系统，这个是针对施害人的。 但我有一个疑问，这个系统向一些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那它怎么样去界定针对儿童的犯罪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犯罪？怎么样界定轻重？是否有过相关犯罪经历的人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请问大家是怎么看违法犯罪人员查询系统的？   张雪梅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现在体现了这样一个态度，即对于性侵、暴力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国内最早是浙江慈溪探索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当年我和童小军老师都参与了相关讨论，我们大家都认为犯罪人员权利也需要保障，但当被告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儿童的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平衡的过程中要有一个理念，就是特殊优先保护儿童。 因为儿童自身身体的能力、表达的能力、法律行为的能力跟成年人都不同，尤其是这些暴力的犯罪，再犯风险比较高，根据未保法的规定，一旦有这个违法犯罪的经历就是一票否决，不能进入到能够密切接触孩子的体系中来。  至于怎么认定，这个不需要工作单位来认定，它由严格的司法程序来认定，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查询系统，这个系统里可能也会区分是什么类型的犯罪或违法行为，只要有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情况就要零容忍，所以在落实过程中，工作单位要积极去落实法律的规定。 到明年6月1日，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新未保法就要实施了，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学校等密切解除未成年人的单位新招聘员工的时候可能会按照程序查询，但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对现有的从业人员也要每年查询一次，制度是从保护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我们要积极地落实、推动，而且要进行大众化的普及，让其在社会上广为人知。  南都观察 ：司法系统建设到什么程度了，明年6月1号实施之后所有单位都可以查到信息吗？   张雪梅 ：今年8月，教育部、公安部以及最高检察院也发布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主要是针对性侵人员有一个查询意见，里面提到了系统怎么建、如何查询、查询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样的申请，还是一个比较细致的流程。但根据今年5月份最高检的意见和未保法，我们要查询的内容不仅是性侵，还有虐待、拐卖和其他暴力伤害，而且不仅是犯罪，还有违法行为，所以在未保法实施之前，系统要建立好，要供社会免费查询。      佟贞贞 ：我觉得制度落实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它申请的流程要足够方便、实用；还有这些应该查询的机构是不是知晓了，当然学校会知晓，还有很多社会组织也跟儿童直接接触，他们有志愿者，志愿者知道参加活动会被查询吗？最后还有保密问题，施害人已经受到了惩罚，虽然不能从事儿童相关的工作，但他有权利从事其他工作，这个过程中保密工作该怎么进行，对此我也有挺多疑问的。  童小军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实际上从最大的层面来讲，未保法的落实才刚刚起步，前期我们的确有一些经验、探索，但如果要让未保法真正很好落地的话，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 最初的几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得到的或想不到的问题，如施害人的处置问题，我记得南京的虐童案，那个养母虐待孩子的案例，从我的角度看，一直觉得那个判决不是最好的判决，后续这个妈妈和孩子有没有得到一些支持，以及这个养母和养子的关系到最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没有办法跟进，但是我一直觉得整个处置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很伤害的过程，对于这个妈妈，比起判她入狱服刑六个月再出来，应该有更积极的且可持续的处置办法。 但这个案例和我们讲的性侵案又不太一样，所以这实际上涉及到不同类型的犯罪，需要专业的评估，要看伤害行为的再发生率有多高，以及发生以后罪行的认定等等。佟贞贞说到的疑问都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做好儿童保护，制度的落实、完善以及能力的建设都需要摸索，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源：南都观察家）

12月1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再提供2.5亿美元资金，支持全球研究、开发和公平分配抗击新冠肺炎和挽救生命所需的各类工具。2020年是科学创新备受关注的一年，为了终结疫情，盖茨基金会呼吁全球做出承诺，让每个有需求的人都能在2021年受益于这些科学创新。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说：“每个人都应该从2020年的科学发展中获益。我们相信，2021年世界会好起来。但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是否都能好起来，还要取决于全球领导人的行动，以及他们致力于让所有有需求的人都能获得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的决心，无论这些人身处何地、贫穷还是富有。” 据了解，这是盖茨基金会目前为止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最大单笔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继续推动创新，开发出更易于规模化生产和分配的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提供更可负担并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多样化选择。基金会的承诺也包括支持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这些创新的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 将这些创新成果分配给所有有需要的地区，不仅要大力投入研发，还须付出同样的努力以实现周密规划、紧迫落实和团结协作。这意味着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的安全、快速生产;购买及分配上述工具的资金充足;物流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有效组织;帮助管理和使用这些工具的诊所和医务人员做充分的准备;以及与各个社群共享准确的信息，确保人们的理解和信任。今天提供的资金中将有一部分用于帮助各国利用尖端科技和交付系统，来规划并最终实现疫苗的生产和递送。这笔资金还将用于鼓励社群积极采取行动，提高人们对新冠肺炎创新干预措施的信任并加强相关沟通。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全球科学界的强大创新能力，一定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最终终结这场疫情。我们有了新的药物，候选疫苗的数量也远超年初的预期，但只有将这些创新推广到全世界才能挽救更多生命。” 现在，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物流挑战，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挑战需要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抗击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全球基金(GFATM)这些国际组织的专业能力予以应对。这些组织具备在过去20年间与各国政府合作为低收入国家人民提供传染病疫苗、检测工具和药物的经验。梅琳达·盖茨表示：“幸运的是，这个世界知道如何才能让所有人获得挽救生命的工具。” 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说：“抗击这场疫情的下一步，会比开发安全有效疫苗的最初阶段成本更高。我们今天做出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只是所需资源的一部分。我们会将其集中用于慈善事业可以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每个能发挥作用的机构现在都需要慷慨解囊。无论是多边组织、政府、企业，还是慈善机构，都应该大力投入，以保证相关的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能尽量提供给更多的人。” 在宣布这笔捐款承诺之后，盖茨基金会为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提供的资金总额达到17.5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基金会年度计划预算以外的新资金承诺;基金会战略投资基金的风险融资;以及基金会一些项目受赠方为应对紧急需求或因其在减缓疫情影响方面的独特专长，转变原有用途的部分资金。 其中，新资金承诺超过6.8亿美元，是盖茨基金会在其2020年预算之外新批准的资金，用于应对该紧急公共卫生状况。风险融资是盖茨基金会通过其战略投资基金提供最高7.5亿美元的资金，以采购量担保、可免除贷款和其他风险融资等形式，支持快速采购必要的医疗用品，并帮助企业筹集资金，为中低收入国家生产应对新冠肺炎的产品。转移用途资金则是盖茨基金会将原有项目中超过3.15亿美元的资金转为支持与新冠肺炎直接相关的工作，同时为现有的重点工作继续提供支持。(来源：公益时报，作者：高文兴)